我是研究宋史的一代宗師，鍾情北大一輩子不離不棄。我是誰？
我叫鄧廣銘，1907年3月16日生於山東省臨邑縣。我13歲進入縣城讀書，在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下，我從小就記住了胡適、陳獨秀等人名字，以及一個神聖的地方——北京大學。
1923年（16歲） ，我考入山東省立第一師範。1924年秋（17歲），我讀了羅曼·羅蘭一篇短短的《貝多芬傳》，備受鼓舞，決心要做出一番大事業。
1927年（20歲），因參加學生罷課，我被學校開除。我不得不回到家鄉謀生，但心中燃起了更強烈的渴望——我要上北京大學。
1930年秋（23歲），我前往北平，一邊在北大旁聽，一邊在中學補習，報考北大。結果我沒有考好，沒被北大錄取，而被私立的輔仁大學錄取了。我不甘心，1932年夏（25歲），我再次報考北大，終於如願以償，讀了文學院史學系。
文學院的院長是胡適，史學系有孟森、錢穆、顧頡剛、傅斯年等教授，真是名家如雲，陣容強大。能夠向這些名師學習，我感覺幸福得要飛起來了。
大四時，我選修了胡適的“傳記文學習作”課，畢業論文是《陳龍川傳》。這篇畢業論文，胡適給我打了95分的高分，逢人就稱讚，令我大受鼓舞。
1936年（29歲），我大學畢業，胡適留我在北大史學系當助教，幫錢穆和羅爾綱蒐集整理史料。這真是莫大的榮幸。
在胡適的啟發下，我開始研究與陳龍川關係密切的辛棄疾。
1937年（30歲），我發表了《和總辨正》，指出梁啟超等人研究的種種不足，獲得陳寅恪、夏承燾、胡適等人的稱讚。
不久，發生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北平被日軍攻佔，北京大學的老師和學生都南遷了。而我還想繼續研究宋史，就暫時躲在有美國背景的北平圖書館查資料，苦讀了兩年。
1939年（32歲），我應傅斯年邀請，自天津輾轉上海、香港、越南，抵達昆明西南聯大任教。不久，我出版了《考正》。
1943年（36歲），我到內遷重慶的復旦大學史地系任教，講授《中國通史》等課程，很受學生歡迎。我又相繼出版《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辛稼軒交遊考》等著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同一天我寫的《岳飛傳》正式發行，真是雙喜臨門。這是史學界第一次跳出民間傳說，專業研究抗擊外敵的民族英雄岳飛，澄清了岳飛頭上的“軍閥”汙點。
1946年（39歲），胡適任北大校長，我也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繞的北大，任校長秘書。正式復課後，我任史學系副教授，講授《中國通史》及《隋唐五代宋遼金史》課程。
1948年（41歲），國民黨敗局已定，胡適離開北大，跑去了南京。傅斯年也再三邀請我去臺灣大學任教。他們兩個是要為蔣介石殉葬去的，我跟國民黨又沒有任何瓜葛，於是我拒絕了。
新中國成立後，我繼續留在北大授課。這幾年，我相繼出版了《王安石》、大幅修訂的《岳飛傳》、《辛棄疾（稼軒）傳》、《辛稼軒詩文鈔存》等，學術成果累累。教授們都戲說：“鄧廣銘現在成為‘作家’了！”
我提出年代學、職官制度、歷史地理、目錄學，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四把鑰匙”！
1958年，在反右運動中，我遭到歷史系學生鋪天蓋地的批判，不許我再上課。
1960年，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負責編寫《中國史綱要》，特意邀請我編寫該書的宋遼金史部分。這是中國權威的歷史著作，我感到肩負重任，全力以赴。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成為革命的對象。1969年（62歲），我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畔，從事圍湖造田的勞動，直到1971年才被遣返學校。
1976年（69歲），文革結束後，我擔任了北大歷史系主任。1982年，在我“多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人才，快出成果”的倡議下，成立了北大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
此後十年間，研究中心培育出了許多傑出學人，在學術上作出了突出貢獻，這是我晚年極感欣慰的一樁事。
此後20年裡，我出版了八本著作，其中我最看重的是《岳飛傳》、《王安石傳》。
1998年1月10日，我因病在北京大學去世，享年91歲。朋友們很看得起我，尊稱我為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宋史第一人，其實“未名四老”才是我一生最好的寫照。
（1994年，鄧廣銘(中)，臧克家(左)，季羨林(右)共度春節）
（萬象歷史·人物傳記寫作營的第630篇作品，營員“一聲雷”的第60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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