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青在社交网络指控罗志祥出轨的新闻已经过去好几天，但依然常驻热搜。这一事件依然在发展中，但作为一个媒体研究者，我最大的担忧，还是Call-out文化的滥用与失控。
Call-out Culture（“控诉文化”）是政治学、女性主义研究、社会学研究里经常出现的词汇，它指代一种“公开羞辱”的社会现象——当人们感觉到其他人存在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爱国心缺失、质量问题、德行有亏等问题时，对其进行公开的控诉（Call-out）。
“控诉文化”滥用的结果，就是网络霸凌与键盘侠的泛滥
就周扬青这次指控而言，可以说是对周围人的提醒、是救济手段，也是正义的调节，但这种指控文化极为危险，它太容易被滥用（事实上，现在的网络暴力以及举报文化，基本都都是它的滥用），像失控的巨兽，随机地选择受害者。
控诉文化的可怕演变
针对出轨的控诉，是“Call-out文化”的典型案例。既然社会道德对出轨行为是保持谴责态度，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并不过分，这也正如同周扬青所说，公开之后，还可以提醒“后来者小心”。
但控诉文化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的演变和滥用。
紧随Call-out文化之后的，是2019年的一个热门词汇——Cancel culture（抵制文化）。这在逻辑上倒是通顺的：既然这个人已经被指控（Call-out）了，为什么不抵制（Cancel）他，让他消失（沉默）呢？
真正的问题在于，控诉文化带来的后果，往往和“恶行”本身不匹配，大概率矫枉过正。
控诉文化以封口为目的，不是有效的沟通手段，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控诉文化涵盖的范围也在快速地扩展。
指控文化进入研究领域，应该是1970年代。那时候，美国黑人女性对性别、种族歧视进行反抗的手段，就是对各种知名人士的歧视问题进行控诉，于是这一现象得到社会学界和女性主义研究者的关注。
到2010年左右，黑人女性在社交网络发展出了完备的控诉体系，对那些涉嫌网络性骚扰、工作场所的种族歧视、网络恐吓的嫌疑人提出控诉——互联网时代的控诉文化彻底成型。
悲哀的是，黑人女性之外的其他人也学会了这一套，学生们也开始利用这一方法化身“键盘侠”，指控也渐渐失控。
- 指控的“罪状”经常是不经确认，甚至是捏造的；
- 指控的“罪状”扩展到一切领域，包括道德层面，以及商业行为层面；
- 针对主动行为（“做过什么”）的指控，延申到针对“不做什么”的指控（比如大家都在哀悼某某人，你为什么没有动静）；
- 指控带来的后果远远大于“恶行”，给被指控对象带来灭顶之灾，“Cancel文化”的盛行，就意味着退出娱乐圈（明星遭遇控诉文化）、转学（学生遭遇到控诉文化）等；
- 指控的“噩梦”随时降临，难以预测。
控诉文化在21世纪泛滥全球，大部分失控的指控转化为“网络霸凌（网络暴力）”，留下一众罪有应得的“渣滓”或遭受无妄之灾的倒霉蛋。被掩盖的无名者的被害者先不说，光是演艺圈，就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
在百度搜索“网络暴力+明星，看着就很沉重”
在我们的幻想中，控诉是实现正义最容易的路，但眼下最容易的路，引向的不一定是我们最初的目的地。
我们控诉别人，是希望我们控诉的“罪行”会减轻或消失，但控诉一旦成为流行，这个目的会被忘记，只剩下一个冲动——“施暴者一定要死！”
我们想为正义而行动，但我们的“正义”，可能是别人的生意
如果要追溯我们喜欢call-out文化的根源，应该植根于我们的“行动”幻想。网络时代，我们对行动的渴求远远超过我们的自己的想象。
按照《认知盈余》一书作者克莱·舍基的看法，现代社会带来了大量的休闲时间，导致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时间资源和智力资源大大增加（传统社会里，时间与智力资源都被用于糊口），于是，人们对于行动的热情大大提升——不甘心只做旁观者（by-stander），而是要成为改变者。
《认知盈余》
既然我们转发一个控诉，就可以惩治一个坏蛋，那为什么不做呢？当无数的时间与智力资源用在控诉上，被控诉的对象基本就无法翻身。
Call-out文化的下一步，就是Cancel文化。
如果指控属实，也算是被控诉者罪有应得。但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控诉是难以确认的，但依然会触发Cancel效应。
见识到失控的控诉文化的恐怖，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都认为需要谨慎应对。
2019年，在“青年行动力”会议上接受访问时，奥巴马认为年轻人不要认为评判别人就可以带来改变。
这个世界并不那么整洁……很棒的人会有缺点，而你正与之战斗的人可能很爱他们的孩子，在某些方面和你类似。
他说，“这不是行动主义，并不会带来改变……如果你只是扔石头，是走不了多远的。”
在网络上追随别人进行指控的人，和扔石头去砸死道德败坏者的“卫道士”区别不大。运气好的时候，他们能伸张正义，但运气不好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好人会“枉死”，但他们依然觉得功劳满满——“施暴者必须死”的目的已经实现，至于施暴者是不是真的，已经不重要。
我们还容易忽略一个问题：控诉文化容易被操控和销售。精明的营销者可以投用户所好，激发用户内心的幽暗来参与指控的游戏。
在网络营销人员的眼里，指控行为是典型的行动号召，是非常有效的用户参与（engagement），可以为他带来流量，而流量就是利益。
我们的“正义”，是别人的生意。
纵容控诉文化，就是亲手将俄罗斯轮盘游戏的左轮枪瞄准自己的太阳穴
2019年，在《纽约时报》的一则评论里，专栏评论作家David Brooks认为，引发Call-out文化大流行的心理机制，就是非此（好）即彼（恶）的二元对立心态。
你会看到，一旦接受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心态，我们/他们、朋克/不朋克、受害者/施暴者——你会立即把所有人的个性去除。把复杂的人简化为简单的好与坏的对立（ reduced complex human beings to simple good versus evil），你的分寸感（sense of proportion）也会消失。
按照Brooks的理解，控诉文化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他将复杂的个人转换为坏/好两个简单的属性。从而，而针对好人/坏人的态度也一样简单、直接和暴力——好人一生平安，坏人万劫不复——这明显是违反比例原则的，罪与罚不相应。
控诉文化的核心就是“简单化”、对立化，对“恶人”的惩罚也是最大限度地进行。这种方式对社会最大的危害在于，人们一旦学会控诉文化的“精髓”，就会采取这一模式去应对一切的问题。
一们接受了二元对立的理念，我们会把它无限扩大，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明星、周围个体，甚至产品的评价。
Ellemen杂志在2019年就刊登过这样一篇文章《义愤（call-out）文化是否挟持了美妆行业？》，文章认为控诉文化对美妆行业的影响极为深远：
这种新型的消费者监督方式（控诉文化）对美妆行业带来了沉重打击，消费者不依不饶地要求额外审查产品的包容性、成分单及设计师的灵感来源。不久之前，营销人员还很少受到公众的羞辱，但现如今对许多品牌来说，尤其是独立品牌，直面批评是常态。
美妆行业只是一个缩影。在控诉文化之下，任何个体都难以逃避。
控诉文化会开启一个俄罗斯轮盘游戏——手枪已经架到了额头前，一颗子弹已经装好，而且，激发一颗子弹以后会瞬间填充上另一颗。受害者的名单会无限增长，一旦接受这种文化，就必须用源源不断的受害者鲜血来祭祀。
控诉文化成为第一选择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拉进俄罗斯轮盘的游戏
Call-Out现象随时可能降临每一个人的头上——在公共场所抽烟、失误点赞了一条微博、眼神在女生胸部多停留了一眼、在众人谴责某个事件的时候保持沉默、交通违章……
你可能犯错了，也可能没犯错，都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的结局。
呼唤Calling-In文化：我们的眼里不能只有“猎物”，即使它是禽兽
控诉文化是不是一定就不对？并不。
有时候，控诉文化是一种有效的救济手段，也是向周围潜在受害者的呼喊与提醒。周扬青很清楚这一点，她否认别人说她“要毁了罗志祥”的指控，她说，她希望提醒其他女孩不要再上当。
李星星针对鲍毓明“性侵”的指控，也是必要的。在缺乏救济手段的情况下，公开指控是她可用的有效救济手段。
此外，按照李星星的说法，“不只有我，还有其他小孩儿，现在我受伤害，将来还会有别的小孩受伤害。”——这也是一种呼喊和示警。
这两个指控文化案例都有可贵的克制——聚焦于问题的解决，聚焦于问题的讨论，而不只是让指控对象禁言或消失。
李星星不希望有更多的女孩遭受类似的命运，她的理性与克制，或许一部分来自其他几个女孩子。在《南风窗》的报道里，还有几个志愿者女孩的身影：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清子，她告诉李星星自己从小被邻居性侵的事，她是陪伴李星星最久的“同类”，帮助李星星很多。她告诉李星星，“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那什么时候控诉（Call-out）是可取的呢？一般的建议是把控诉当作最终“大招”，而在此之前，需要增加一个Call-in的过程。
Call-out与Calling-in文化的区别，图片截图自Solano社区大学一位老师Maria Isip-Bautista的PPT
所谓Call-in，就是当你感觉到别人的行为有问题后，立刻私下指出他存在的问题，以及他改正的方向。这是一种教育性的、沟通性的，基于问题解决的方式。
Call-in是适合熟人之间的一种解决方式，它可以避免给对方带来巨大的损害——事实上，学校里有大量的私下举报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Katelyn Burns在2017年的《日常女性主义》（Everday Feminism）里说，Call-in文化“会让人在没有被针对与公开羞辱感受的情况下成长”。
但Call-in并不万能，李星星和周杨青的案例里，它就不是有效的手段。有时候，面对名人的失格言语或行为，由于无法私下进行Call-in的沟通，也可能会寻求控诉文化的帮助。
在必须求助于控诉文化的情况下，也请牢记我们的诉求。我们应该做凶狠撕扯猎物的动物，我们要着眼于“保护”和“进步”——避免出现下一个李星星，避免出现下一个周扬青。在控诉的洪流里，保持克制，保持讨论的“保护”与“进步”方向，避免踏入泄愤的陷阱。
我们的眼里不能只有“猎物”——即使它是禽兽。
围绕这个目的，李星星的案例里，有太多克制、充满保护和进步属性的探索——我们看到罗翔老师对法律条文的修改建议，看到一些博主对“完美受害者”陷阱的批驳，看到清子这些女孩在背后默默的付出……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参与者。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适合Call-out的：当我们遭遇到陌生人公开的、严重的侵害，比如地铁咸猪手、网络上公开的地域歧视，在单独沟通之后，对方完全缺乏改正的意愿和诚意，那么，基于“保护”的目的，为避免其他随机“受害者”遭遇他们，是可以采取公开控诉手段的。
针对老师、同学的某一句话，或者某个网友的某篇文章直接举报，拒绝Call-in过程的控诉，是毒瘤——它的目的只是撕扯猎物，而于事无补，而且会把所有人拉到一场俄罗斯轮盘的游戏里——你自己或许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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