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談判時的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史間道》，朵漁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4年7月，蔣介石在黃山召開“整軍會議”，氣憤地說:“自從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失敗以來，我們國家的地位，軍隊的榮譽，尤其是我們一般高級軍官的榮譽，可以說掃地已盡。外國人已經不把我們軍人當作一個軍人，這種精神上的恥辱，較之於日寇侵佔我們國土，還要難受……現在是什麼時候，前方官兵過的是什麼生活？而我們天天還在宴會，我曾經三令五申，不許隨便請客，但是大家一點都沒有做到，腐敗墮落到了這種地步，試問我們成什麼軍隊？成什麼政府？”
1945年，美英蘇在雅爾塔“密約”，讓外蒙獨立以換取前蘇聯出兵。蔣經國到前蘇聯簽約時，向斯大林解釋中國不能讓外蒙古獨立的理由:“我們抗戰的目的，就是收復失地。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反而把這樣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堅持抗戰。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獨立。”斯大林回答說:“你說得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但你也應該知道，今天並不是我求你來幫忙，而是你求我來幫忙。如果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於廢話！”
1945年8月9日，前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斯大林說:“我們已經等了40年。”他指的是1904—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
1945年9月初，第一批出關的八路軍冀東部隊進入瀋陽，就遇到了蘇軍搶劫事件，且有不少中國百姓前來訴苦。八路軍一面電告中央蘇軍“衣衫襤褸，紀律甚壞”，一面要求蘇軍嚴肅紀律。蘇軍答覆說:士兵們對法西斯極為仇恨，在德國時他們就是這麼幹的。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當時，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國際社和中國中央通訊社的記者們都摩拳擦掌，不幸的是現場只有一部通訊用無線電臺。一番爭吵後，大家商定抽籤決定。結果，中國中央通訊社的曾安波最幸運，他第一個向全世界報道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日本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後，蔣介石即命令八路軍、新四軍等共產黨系統的軍隊原地駐防，不得獨自行動。朱德則拒絕這項命令，並特別聲明解放區軍隊有參加敵人受降及各項國際會議的權利。
日本投降後，“頭顱低垂，失眠的眼眶深深下陷”的蔣介石發表了他那著名的“以德報怨”的演講:“我們武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並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實現，一直要作到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為我們所征服，使他們能徹底懺悔，都成為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分子，像我們一樣之後，才算達到了我們全體人類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目的。”“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覆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
親歷者憶抗戰勝利:不相信，感覺時間停止
一位年逾八旬的親歷者回憶當年抗戰勝利時的情景:“勝利日的那天下午，我們在做工，發現身邊的監工總是竊竊私語，不久就集合開會去了，接著廠裡的機器就陸續停了。門口軍營守衛的日本兵不見了，然後就聽到樓外賣報紙的小孩喊:‘號外！號外！日本宣佈投降！’我們當時真的不敢相信。覺得肯定是小孩把戲。可又想這玩笑也開得太大了不是，於是就有個人說要下去買報紙，當他拿著報紙上來時是哭著走上樓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給大家: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廠子裡一下子變得特別安靜，我根本沒緩過神來。好像時間停止了幾秒鐘，但瞬間就像炸了鍋似的熱鬧起來。年輕人把手裡頭的工具都給扔了，蹦了起來，壓抑太久，蹦的那個高啊……”
1945年8月27日，冷欣中將率部乘美軍軍機抵達南京，成為戰後最早進入南京的中國將領。當飛機到南京上空盤旋下降時，俯瞰南京城，河山雖然依舊，卻是滿目瘡痍。冷欣聯想到總理陵墓，“別八年矣，不知尚完好否？”
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說:“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胡蘭成被汪偽政權拉攏過去，大節盡失，卻對抗戰評價甚高:“抗戰是非常偉大的，它把戰前十年間種種奢侈的小氣的造作都掃蕩了，於是中華民國便非常清真。抗戰的偉大便是中國文明的偉大。中國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蕩蕩乾坤，且更覺有日常人事的親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戰又是非常真的。”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
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七大”所做的閉幕詞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1945年，毛澤東在接受路透社記者採訪時，激情洋溢地描述了光明的新中國:“我們建立的將是這樣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產生，並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將現實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第一，言論的自由；第二，信仰的自由；第三，不虞匱乏的自由；第四，免於恐懼的自由）。”
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飛的陪同下抵延安訪問。傅斯年與毛澤東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舊識，在談到五四運動時，毛稱頌傅的貢獻，傅則以陳勝、吳廣自況，說你們才是劉邦、項羽。毛澤東報之以微笑，並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寶，毛遵囑慨允，寫道:“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人詠史詩一首書呈孟真先生，毛澤東。”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機場共話天下。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梁漱溟去延安同毛澤東談話時，毛澤東放任不羈，脫略形跡，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有時，會把手伸到褲襠裡抓蝨子。後來有人將此向梁印證，梁公微微一笑，沒作否認。梁曾極度讚賞延安時代的毛澤東的天馬行空、豁達大度、察納雅言。他用了四個字:“軼群絕倫”。有問蔣介石同毛澤東對比如何，梁答曰:“差遠了！”
蔣介石: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
1945年8月20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電文中說:“大戰方告終結，內戰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有賴於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計，則受益拜會，豈僅個人而已哉！”兩天後，毛澤東回電:“為團結大計，特派周恩來同志前來晉謁。”轉天，蔣介石再去電邀毛澤東:“承派周恩來先生來諭洽商，至為欣慰。唯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先生面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能與恩來先生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特備飛機迎近，特再電馳速駕。”這時斯大林也來電，主張毛澤東應赴重慶談判。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再不去重慶就十分被動，於是給美國總統特使兼駐華大使赫爾利去電，要求美國在談判期間保證他的人身安全。8月27日赫爾利親赴延安，接毛澤東和周恩來到重慶。
蔣介石曾對秘書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菸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
毛澤東在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談判期間，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1945年，毛澤東在重慶請張申府吃飯，十分客氣。但當張把自己寫的一本書送給他時，毛澤東面上頓現不豫之色。張在這本書扉頁的題詞是:“潤之吾兄指正。”
1945年10月8日，胡風前往重慶九龍坡機場歡送前來參加國共談判的毛澤東回延安，這已是幾天裡他們的第三次見面了，但交情難說深厚。在歡送的人群中，雖然胡風“被徐冰從背後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沒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
1946年8月，毛澤東在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
1946年，戰爭的硝煙散去不久，美國《時代》雜誌第一期登載了一篇回憶駝峰空運的文章:“戰爭結束，在長520英里、寬50英里的航線上，飛機的殘骸七零八落地散佈在陡峭的山崖上，被人們稱之為‘鋁谷’。在晴朗的天氣中，飛行員可以把這些閃閃發光的鋁片當作航行的地標。”整個二戰期間，美國損失在駝峰航線上的戰機就達468架，犧牲飛行員1579人。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幹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等消滅了對手之後再說吧。”晏陽初說:“如果你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二戰後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中華五千年曆史上最富裕的一箇中央政府，黃金美鈔，飛機大炮，史所未有。美國的魏德邁將軍說，國民黨如還剩下幾把掃帚柄，也可把長江堵住，為什麼湯恩伯的四十萬大軍竟連幾把掃帚柄也不如？“豈不怪哉”！
1945年剛勝利時，流傳著這樣的順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因為接收大員們似乎只關心“五子登科”:條子、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論語》雜誌149期載:“法幣滿地，深可沒脛，行人往來踐踏，絕無俯身拾之者，謂之‘路不拾遺’。”一副流傳的對聯《贊財政當局》:“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只謂屁無捐。”
《論語》刊載民謠以諷法幣:“平平漲漲漲平平，漲漲平平漲漲平，漲漲平平平漲漲，平平漲漲漲平平。”
黃炎培給15年來國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筆賬:“上海有一個文化機關，15年前，得一位熱心家捐了銀元55萬元，約定存入8家銀行，只用息，不動本，規規矩矩地照辦。一會兒法幣政策實行了，合成法幣55萬元。上海陷敵了，法幣2對偽幣1，合成偽幣25萬元。勝利了，偽幣200對法幣1，合成法幣1250元。金圓券頒行了，法幣300萬對金圓券1，合成金圓券4毫1絲；金圓2對銀元1，合成銀元2毫零5息。15年間，繞了一個大圈子，55萬元幾乎等於零，鬧了一個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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