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革命。農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其革命的動機就是為了獲得土地。為了滿足農民的需要，從1947年開始實行的土地改革，使農民成為土地的主人。農民獲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和政治覺悟大大提高，在解放戰爭中，解放軍戰士主要來自農村，解放軍的後勤供應主要靠農民。新中國建立後，農民也是國家建設的基本力量。然而不久之後，通過合作化運動，農民的土地又成了公有地。
為什麼不允許農民長期擁有土地呢？當時在理論上主要有三條理由：一是農民分到土地等生產資料後，由於生產條件和經營方式的差異，還會產生新的地主；二是合作化有利於推廣新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水平，有利於農田基礎建設；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必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此外還有一點，就是為了工業建設。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我黨還未最後奪取城市之際，就已明確制定了建國以後的發展方向，即將中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沒有工業的新中國在西方敵對之下是難以生存的，民族也不可能徹底獨立。要鞏固政權，國家要進步就必須大力進行工業建設。進行工業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新中國的經濟底子是“一窮二白”，工業基礎相當薄弱。
建國後，雖然爭取了蘇聯的經濟援助，但僅靠蘇聯的援助還無法全面開展工業基礎建沒，因此國家需要通過高積累來籌集資金，加快農業發展，使農業不僅不能拖工業化的後腿，還要為工業建設做出貢獻，於是就有了加快農村所有制改造的步驟，這是當時執政者認可的社會主義模式。
另外，現代工業生產與以人力、畜力為主的農業生產在勞動效率上存在著巨大差異。這種差異造成了農村與城市的差距。要縮小這一差距，也必須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或工農業並舉，但其結果必然出現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如果出現這種現象，又要造成國家財政上的壓力。
所以，要保證農民的利益，就意味著放慢甚至放棄工業建設，要加快工業建設就必須犧牲農民的利益。世界上任何國家在治理對社會整體秩序構成衝擊的群體時，所採取的辦法無非兩種：將其限制在一個範圍內活動，或是消除其特徵，使之不能構成威脅。從理論上講後一種辦法更理想，但必須創造一些前提條件，比如消除城鄉差距，這在我國一時難以做到，於是只好採取“禁錮”的辦法。
可以說，在建國初期，我國採取的即是這種辦法，廣大農民在崇高的理想、諄諄的教育和政策的實施下，通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道路，放棄了對土地的自由經營，在貧困的土地和低水平的生活環境中被“禁錮”了30年之久，而這正是我國工業艱難起步和成長的30年。農民以幾乎全部的勞動成果為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這一過程也許是必須的。但是，農民被迫放棄土地自主權，為工業建設做出犧牲的同時，農村生產力又被重新束縛起來。長年的“禁錮”和毫無報酬的苦幹，最終形成了農民對勞動的厭惡傾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
當改革的春風在中國颳起時，多年的飢餓問題成為改革的起點，農村成為改革的突破口，農民成為改革最初始的推動者和參加者。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事實上又一次把土地的經營自主權交給了農民，黨中央再三強調農民對土地的承包制50年不變，其目的在於密切生產資料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使農民成為土地真正的主人。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被重新調動起來，農村生產力因此又一次得到了解放。但所不同的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農村徹底擺脫落後面貌探索了一條新路。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為農業儘快進入現代化軌道開闢了一條新路，而且縮小了城鄉差距，對農村人口流入城市也起到了抑制作用，這是完全的、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改革開放以後農業經濟的全面振興，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問題，其理論意義不亞於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開闢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就是鄧小平做出的歷史性的重大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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