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本周记，在接下来的不确定期限里，我将每周写一篇。
古人说三十而立，但踏入三十已有五个年头，却发现"立"不起来。虽然有一份稳定且收入尚可的工作，但在这份工作上并无大的志向，更谈不上事业。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中年焦虑，是因为缺少一份事业，而所谓的事业，可以是养一个孩子或持之以恒做一件事。然而，现在孩子已经近两岁了，焦虑无减反增，时常想象孩子长大后怎么看待这个爸爸，能否有他可取之处。干一番大事、成就一番伟业给他看看？目前看来是不现实了。左思右想，每周写一篇周记吧，记录一下对家庭、社会的感受，如果真能坚持下去，我想对他应该会有一些感触。这是写周记的初衷。
在周记里，当然，我是主角。我们先给主角来一个人物画像吧，算是出场打个招呼：
男，矮丑穷。小市民心态，没有大富大贵的欲望，没有胸怀天下的气度，没有英雄报国的梦想，也没有针砭时弊的能力，骨子里就追求一个安逸的生活。非典型凤凰男，原生家庭农村四口之家，家境穷。父母文盲，也挣不了钱。姐弟二人，姐姐在老家，这个弟弟安家在一线城市。虽不时忧虑父母养老问题，但总体而言父母对自己的依赖和要求没有那么多。姐姐会庆幸有一只蒸汽弟，能自己走不需要啃她，弟弟也庆幸有一只蒸汽姐，能自给自足。现在自己的小家庭，四口人，与岳母同住，有男娃一个，近两岁。小康之家。
新冠疫情：SARS的记忆
今年上半年的主题，恐怕怎么都离不开武汉新冠肺炎疫情。
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个病毒跟SARS是近亲，毒性更弱但传染性更强。强到什么程度呢？从传播路径来讲，最开始是飞沫传播，后来说可以接触传播，紧接着粪口传播、气溶胶传播也出来了。从病例来看，有楼下确诊导致楼上感染的，还有在菜摊前共同驻留15秒感染的（当然，由于大部分传播路径的判断只能依赖患者的自述，没有办法客观还原，这类听起来很邪乎的个例是否能指向新的传播路径并不确定）。从潜伏期来看，一开始官方的说法是最长不超过十四天，到后面出现二十多天、三十多天的病例（虽然是个例），而潜伏期是会传染的。到最后还出现所谓无症状感染者。总之，你越去关注这个东西，你就越发现它很邪乎，甚至让你觉得这已经不是人传人的问题，而是"鬼传人"的问题了，因为理论上你可能没有接触任何人却莫名其妙感染。
庆幸的是，我们曾经历SARS。自从官方确认这是一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一种强有力的自发的应急反应就被激活了，就像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出病毒一样，投入到各式各样的"战斗"中。这一月来我们都在感叹中国政府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如此之强，但是也要记住，这有很大的原因是民众跟政府有着同样的遭遇和目标。因为我们有着SARS的群体性记忆，民众愿意做出一定牺牲，接受"疫时管制"。
一、中国的"休克疗法"
自1月底以来中国事实上进入了类似"休克疗法"的状态：大到封城封路、全面停工停学，小到社区封闭管理、居民居家，在这一个月里，社会活动和需求被迅速地、最大程度地压缩下来。这对一个幅员辽阔、发达城市和落后乡村并存、经济仍高速发展且即将迎来往返人口大迁徙的国家来说，没有实际发生的时候永远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做到了。就连老家春节的游神赛会都取消了，神被"关"在庙里，这对于一个非常注重传统习俗以至于被外界认为很迷信的地区来说，是非常罕见的。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尽量降低人口流动，阻断传播，这应该是SARS记忆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年就是因为春运，将发源于广东的SARS带到全国，并使北京、香港等地成为重灾区。
我想，以后"休克疗法"可能不再仅仅是医学和经济学上的用语，还可能是社会学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用语。
当然，这种"休克疗法"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尤其是经济上的。今年一季度宏观层面GDP、PMI等数据肯定是陡峭下滑，微观层面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肯定也很不好看（抗疫相关企业除外）；具体到个体，很多家庭或小企业财务上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未来在回顾性的研究和评判中，也不排除认为这种强力措施反映过度的可能性。但就像面对暴力犯罪一样，很难说反抗的人应该砍几刀、往哪里砍才不算防卫过当。
二、春节回不去的老家
SARS的群体性记忆，对个体而言是存在差别的，因此个体所采取的应急反应也不同。老婆在SARS期间在北京某政法大学昌平校区上学，众所周知，北京是重灾区，而小汤山医院就在她们学校旁边，所以她算是比较近距离感受了那种氛围。而我当时还只是广东四线城市某村里的一名高中生，对疫情的记忆基本停留在抢购板蓝根、大米和醋上。所以，虽然我比她更早关注这次疫情，并做好春节自驾回家的安排，但当她也关注疫情并自动代入SARS记忆后，她认为完全可以不跟我商量就取消回家安排，哪怕我们是一年到头才回这一次。这导致我们为此接连几天争吵不休。
在这个事情上我其实是从务实的角度做了安排。当时疫情并没有大爆发，而老家的人口结构和流动性要远比所在的一线城市简单，只要我们自驾回去，不在服务区停留，回老家后不会客，相比在一线城市待着反倒是更安全的选择。但是老婆的想法很简单，只要出门就有风险，所以不能回去。她反复跟我讲，当年在学校就是这样的措施，谁也不能出去，出去就要被开除。
事后来看，其实谁都没有错，后来官方也是宣传不出门的，而老家也确实没有什么感染病例，我的一位年轻同事在此期间还去我老家游玩。
三、抢购
要说这次疫情中民众的反应与SARS有何不同，我觉得抢购物资方面是最大的区别。SARS期间，很多人对板蓝根、大米、醋下手，而这次，大家下手的对象是口罩、消毒酒精等防护用品。遥想当年非典，我舅舅抢购回两袋大米，记挂我家穷苦，分了一袋给我们，至今仍历历在目。而今，我去超市买米，竟发现超市里贵的米都卖完了，只剩下便宜的米，一看就知道没有抢购的诚意。口罩、消毒酒精是真实的需求，发生抢购说明大家更理智。同时，经此一疫，估计大家的卫生意识会有比较大的提升。
当然，媒体也在嘲笑老百姓抢购双黄连，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嘲笑的。虽然武汉病毒所只是做了体外细胞实验，但老百姓并不懂体外细胞实验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这药比较熟悉，在药店就能买，那为什么不买些回家呢？要不是买不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就是老百姓的正常反应，无关理智与否，最多算是抖点机灵罢了。后来李兰娟院士团队也公布两款药物（阿比朵尔、达芦那韦）体外细胞实验显示有抑制作用，但这两款药物是处方药，老百姓也不熟悉，就是想抢购也抢不了，就这点差别而已。
四、科研
这次疫情中，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是SARS疫情中积累经验，最明显的是各地"小汤山医院"的建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在科研领域可圈可点的地方却似乎寥寥。且不说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两批专家组是否尽责以及中国疾控中心在防控方面是否已尽其职，以及武汉病毒所是否已经摆脱了所有嫌疑，单说药物治疗方面，我们号称经过了SARS，但本土科研机构或药企并没有什么基于以往研究可以拿得出来的药物或疫苗方面的基础成果，跑在最前面的是美国的瑞德西韦。在疫情初期，就有媒体报道德国生物学家罗尔夫•希尔根菲尔德（Rolf Hilgenfeld）准备带着两种抑制剂到中国，据说这位生物学家已经研究冠状病毒20多年，03年也曾在北京协助对抗SARS。虽然美国的药企和这位德国的专家参与进来可能更多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希望在疫情中推进自己的药物研发进程，但毕竟人家拿得出来东西，无可厚非。
我知道，药物的研发受到很多条件约束。虽然当年SARS影响很大，但是相对于药物或疫苗研发的周期而言，持续时间很短，在这样的疫情期间里开发出药物或疫苗并完成临床试验是不现实的，但总归应该有一些研究基础在吧？至少从新闻报道来看，好像没有。或许科研人员觉得SARS总会过去，研究出成果也没有用武之地；同样，新冠肺炎也总会过去的，是不是过去也就过去了？
孩子的"掩耳盗铃"
疫情之下，不能像以前一样带孩子出去玩。小男孩在家里无法释放精力，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深。因此，只好挖空心思陪他玩。经常玩的游戏是捉迷藏，他捉我的时候我可劲的藏，当我捉他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就出现了：他常常跑到窗帘边，用窗帘把自己卷起来，两个脚还露在外面，就以为自己藏好了。还有一次，他钻到沙发上，只是把半个头埋在两个靠枕中间，就很自信爸爸找不到他。其实在他的认识水平里，只要自己看不见，别人也就看不见。
以前读掩耳盗铃的故事，觉得故事编得不走心，有悖常识。人怎么会觉得把自己耳朵捂住别人就听不到铃声呢？自从跟孩子捉迷藏后，我不禁为《吕氏春秋•自知》的编者竖起大拇指：这是一个好爸爸！
捉迷藏
给老婆的礼物
一提起结婚纪念日、情人节、生日，我的脑壳就有点疼，因为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我要给老婆送礼物。当然，如果只是买束花、买个蛋糕或者发个520的红包，我也不至于愁成这样。
老婆给我定的规矩是，节日礼物必须是自己亲手做的，不能直接花钱买，更不能是钱。婚前及婚后几年，我还能够殷勤地、准时地给她送上各种手工制品，有纸花、纽扣花，有自制发夹、头花，还有拼装版小屋、地球仪等等，也算博得佳人欢心。但是，正如妇女同志们经常埋怨的，男人结了婚就变——我也变了。虽然我也不愿意送花送钱，但也渐渐失去创造力，就像江郎他才尽了。而且，这些节日常常像故意的，在我工作繁忙的时候赶过来凑热闹。所以，慢慢地就总有一些节日被以各种理由打发走了。老婆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虽然当时不高兴，看到老公很忙的样子，也就没有一直追要拖欠的礼物。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就知道，她心中有一本账本，早已记得密密麻麻。
账欠多了，偶尔就会发泄出来。我是吃过这个亏的。
去年一整年都疲于奔命，已经完美错过几个主要节日，估摸着堤坝将崩，赶紧趁疫情期间赋闲在家，补做几份礼物。
礼物：熊猫挎包、手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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