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王夫之,強調詩歌的抒情功能,認為“詩以道情”

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薑齋,又號夕堂、一瓢道人,衡陽(今屬湖南)人。晚年居衡陽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學者稱船山先生。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學家。王夫之崇禎十五年(1642)中舉。明亡後,曾在衡山舉兵抗擊清軍,失敗後退至廣東肇慶,以瞿式耜薦舉,任南明桂王行人司行人,因攻訐權貴王化澄,幾遭禍害。後決計隱居不出,以著書立學終其身。

文學家王夫之,強調詩歌的抒情功能,認為“詩以道情”

王夫之

王夫之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他的文學批評上,特別是論詩方面提出過不少的見解。他強調詩歌的抒情功能,以為“詩以道情”,詩之所至,情無不至;情之所至,詩以之至”(《古詩評選》李陵《與蘇武詩》評語),肯定了情感在詩歌創作中的地位。在此基礎上,他反對一味崇尚理趣而以議論入詩的做法,指出“詩固不以奇理為高”,“有議論而無歌詠,則胡不廢詩而著論辯也”(同上江淹《效阮公詩》評語),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將尚理作為詩言情的對立面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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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對於詩歌應如何抒寫情感王夫之還有說明,認為“詩達情,非達欲也”(《詩廣傳·邶風》),實際上在重情的前提下對情的性質作了限定,在他所要求的詩歌表達的情感中,抽掉了體現著人們情感豐富性的各種私慾,與晚明袁宏道等人提倡“任性而發”,“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慾”(《序小修詩》)的論詩主張相比,王氏的這番態度顯出一定的保守性,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晚明時代重視個性與慾望表現的文學主情說作了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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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論詩又一重要主張反映在對創作中對“情”與“景”的關係作了探討,提出“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夕堂永日緒論內編》),認為成功的作品寫情與繪景應達到渾然一體的境界,“情”與“景”都不是作為彼此獨立的對象而存在的,而是成為互相的載體,相輔相成,也即是“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唐詩評選》岑參《首春渭西郊行呈藍田張二主簿》評語),這意味著詩中寫景並不單純描摹外在景色,而也是詩人主觀情感的一種傳遞;同樣,寫情乃是以景起情的結果,以情來統攝、包融外景些意見對詩歌“情”“景”問題作了較為辯證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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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這關於詩歌創作要求,王夫之還提出反對立“死法”、樹“門庭”的做法,表示“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皆畫地為牢以陷入者”,“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己,人一學即似者,自詡為大家、為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其結果便為“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為之解者”(《夕堂永日緒論內編》),認為一味地拘泥於固有作法,樹立門庭套式,都只能導致束縛自己創作手腳的不良後果。他對自立門庭表示不滿,主要是針對前後七子、竟陵派等一些作家的,這裡將他們的創作一概加以貶斥,誠然有些偏激,但如果從反陳套求創新的角度看,還是有一定識力的。

文學家王夫之,強調詩歌的抒情功能,認為“詩以道情”

王夫之也工詩,和他論詩主張一樣,其作品往往注重抒情寫意摹情與繪景密切交融,不少抒發作者淪亡哀痛和個人遭遇之感的詩篇尤具代表性,如《初度日佔》:“橫風斜雨掠荒丘,十五年來老楚囚。垂死病中魂一縷,迷離唯記漢家秋。”(其一)《續哀雨詩四首》:“羊腸虎穴屢經過,老向孤峰對夢婆。他日憑收柴市骨,此生已厭漆園歌。藤花夜落寒塘影,雁字雲低野水波。樾館無人苔砌冷,桂山相較未愁多。”(其三)情辭悽婉哀惻。他如《正落花詩十首》《續落花詩三十首》《廣落花詩三十首》、《補落花詩九首》等篇,借詠落花以寄寓故國情思,所謂是有“情中景,景中情”,情景自然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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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一生著述繁富,後人將其著作編成《船山遺書》三百多卷,其中有《薑齋文集》十卷《補遺》三卷、《五十自定稿》一卷、《六十自定稿》一卷、《七十自定稿》一卷、《柳岸吟》一卷、《薑齋詩分體稿》四卷、《薑齋詩編年稿》一卷、《落花詩》一卷、《遣興詩》一卷、《和梅花百詠》一卷、《洞庭秋詩》一卷、《雁字詩》一卷、《仿體詩》一卷、《嶽餘集》一卷、《薑齋詩剩稿》一卷等詩文集多種。

作者介紹:我是“幸運多多”,執筆走天涯,與大家一起分享、瞭解中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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