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戰大蕭條:通用的絕地反擊

1928年,新任美國總統胡佛對人民莊嚴承諾:“把貧窮從這個國家驅逐出去的日子就在前頭”。

僅過一年,夢想就破滅了。

1929年10月29日,美國股市迎來至暗時刻。兩週內,紐交所蒸發300億美元財富,無數美國人一生的積蓄煙消雲散。

擠兌、倒閉、關門、失業……一系列連鎖反應像瘟疫一樣傳播開來。自此,全球進入長達10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

逆戰大蕭條:通用的絕地反擊

一批又一批企業破產。但有一家汽車企業,卻在“大蕭條”時期逆勢增長。即便在最艱難的前3年,它依然實現盈利,並將市場份額從34%提高到38%。待到“大蕭條”結束,它已將對手遠遠甩到身後。

它就是通用。


內憂外患


“停止接單。”

1908年,當訂單雪片般飛來時,招架不住的亨利·福特無奈做出這一決定。

逆戰大蕭條:通用的絕地反擊

▲亨利·福特

讓用戶趨之若鶩的是福特公司新推出的明星款——T型車。這個黑乎乎的傢伙,既能酷酷地載著全家人上街兜風,又能皮實地在崎嶇泥濘的鄉村路上經受顛簸。最重要的是,只要幾百美元,你就可以把它開回家。

唯一的問題是:每天25輛的產能,遠遠不能滿足飛速增長的市場需求。

在受到一家屠宰場生產線的啟發後,福特實施了一項開創性壯舉:用流水線的方式造汽車。此舉不但大大提高了產能、成功吃下巨量的市場訂單,還讓福特成為流水線生產的世界先驅。

T型車進入尋常百姓家,美國由此成為車輪上的國度,福特公司也坐上了全球汽車工業第一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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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T型車

就在T型車問世的1908年,通用汽車成立了。

創始人威廉·杜蘭特與福特一樣,對汽車產業的輝煌前景也堅信不疑。但與福特不同,通用熱衷收購兼併,傾向多元發展。眼見福特打造出T型車爆款,也無意於“一招鮮吃遍天”,而是醉心於擴張、再擴張。

很快,通用幾乎撲了街。

由於多元化太早、擴張過猛,加上內部管理和財務危機持續發酵,在1919-1920年經濟衰退期,通用遭遇第一場重大危機,創始人杜蘭特被迫辭職,公司命懸一線。


扭轉乾坤


危機時刻,杜邦公司接管了這家風雨飄搖的企業。

當時,通用面臨三大問題:撥款超限、庫存失控和現金短缺。

由於“買”的太多,賺的太少,1920年通用已陷入流動性危機。當年10月,公司被迫從銀行貸款8300萬美元;從那時起到1922年,公司為銷賬、庫存調整和清算損失就額外支出9000萬美元,幾乎是公司總資產的1/6。

尷尬的是,因為銷售權下放給各事業部,他們都將銷售收入存在各自賬戶,拖延或乾脆不上交總部。結果,各事業部富得流油,通用總部一窮二白。

改變,就從統一的財務控制系統開始。

通用以總公司名義,在100多家銀行開通賬戶,要求各事業部將銷售收入存入總部賬戶,花錢也得服從總部財務統一管理。這在今天看來天經地義,當年卻是大公司控制的一大創舉。

庫存整頓也緊鑼密鼓展開。比如,臨時庫存委員會要求,預期銷售任務完成前,不再進行採購。這種以生產銷售預測為基礎的採購模式,後來逐步發展成一套完備的生產控制系統。

1923年,艾爾弗雷德·斯隆接任通用總裁,除了繼續推行財務控制,還大力重用首席財務官唐納森·布朗,因為通用的財務控制模式,大部分是由布朗引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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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通用總裁的艾爾弗雷德·斯隆

作為杜邦公司昔日一名普通銷售人員,布朗卻精於數字和整體思維。1912年,他提交給杜邦公司一份報告,核心內容正是運營效率問題。他強調,公司必須分析淨資產收益率,並創造性地將其計算公式進行了拆解,由此得以解釋三個問題:第一,企業某個生意是否賺錢;第二,企業運營效率如何;第三,企業債務風險是否可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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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對淨資產收益率的拆解

布朗沒有想到,這為現代公司財務管理帶來一個全新的重要方法。

1920年後,斯隆將這一方法廣泛應用到通用汽車的財務控制和運營控制中,通過這種方法計算投資回報率,可以客觀衡量某項業務在公司層面的價值、制定對各事業部的投資批覆標準、對各事業部業績排名等。由此,通用公司就可以將資金分配到真正能為公司帶來最大回報之處。而在此之前,沒人確切知道誰對公司總體利益的貢獻最大,公司也不知道把錢投到哪裡最合理。

這個方法就是沿用至今的“杜邦分析法”。

光控制好財務,還遠遠不夠。對通用來說,組織管理是更大的難題。

當時,各事業部各自為政,毫無約束。公司亟需找到一種有效方法,既能統一管理,又不影響現有的分權機制。

對此,斯隆提出“集中政策控制下的分散經營”組織機構模式,即:

整體的大政方針(如財務控制、領導任免、重大項目等),由總部掌握;具體業務,則由各事業部負責。20多個事業部,由4個副總經理領導。負責人成功者受獎,失敗者撤職。通過這一模式,通用實現了集權和分權的完美平衡。

此外,斯隆還首次引入“職業經理人”概念,他提出的職業標準沿用至今。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對斯隆管理學的貢獻曾給予極高評價:“斯隆首次在大型公司裡設計出一套系統的管理學方法。作為管理的設計師和締造者,斯隆的工作促使美國工業界迅速從大蕭條中振作起來,為美國經濟在二戰後的領導地位打下了基礎。日本人將美國經驗學到手後也成為經濟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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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隆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在斯隆帶領下,通用汽車走出低谷,併成功實現“柔”性管理:新財務審計制度,讓公司得以監控各個環節,撥款和庫存都有據可依;新的運營策略,能根據銷量動態調整庫存,提升資產使用率和週轉率,合理控制成本,保證盈利。

斯隆因此成為汽車發展史上的傳奇人物。

他後來回憶道,在後來的1929年“大蕭條”時期,通用汽車能從容應對,要歸功於它已學會了迅速反應,“這可能就是我們的財務控制和運營控制帶來的最大回報吧”。


絕地反擊


斯隆對汽車市場極高的敏感度和深刻的理解力,可能是對手永遠都無法企及的。

曾經,福特“低價位的基本交通功能”的理念簡直戰無不勝,但T型車再怎麼風靡,斯隆也不認為“擁有一輛交通工具”就是客戶需求的全部。

如他所料,1925年之後,人們都想擁有功能和質量更好的汽車,多樣性的大眾市場已經到來。

對於市場需求的變化,頑固的老福特卻渾然不覺,依然沉醉在T型車的輝煌中。這給對手留出了巨大的發展空間,通用汽車幾年間迅速崛起。

1921-1923年間,斯隆開始精心佈局細分市場,發起“多品牌戰役”,按照不同價格區間,推出五大品牌、六種車型,價格由低到高依次為:雪佛蘭、奧克蘭、別克4系、別克6系、奧斯莫比、凱迪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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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的通用別克汽車

當時,福特T型車已形成強大的規模效應。通用的新品策略避免了短兵相接,實現錯位競爭。結果,高品質用戶蜂擁而入,通用汽車銷量爆發式增長。

在低價位市場對福特的狙擊行動中,通用推出封閉車身成為制勝的決定因素。

在斯隆看來,封閉車身是汽車發展史上又一次重要跨越,它讓汽車成為不懼風雨、安全舒適的交通工具,賦予了汽車更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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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車型是通用反超福特的關鍵

封閉車型讓T型車敞篷的劣勢暴露無遺。1925-1926年,T型車的銷量規模優勢逐漸消失,直至最終無法維持利潤。

通用還在汽車行業首創“年度車型”概念,在每年8月推出下一年新款車型,由此建立起用戶對產品的持續期待。

當汽車的性能和差異越來越小,外觀就成了新的競爭點。

1927年,好萊塢車身製造商哈利·厄爾來到通用,被斯隆任命為新成立的藝術與色彩部負責人。早年,厄爾就專門為好萊塢明星定製汽車,設計的汽車穿梭於電影中。來自時尚之都的他深諳時代潮流,他的目標是,將時尚與絢麗融入汽車設計當中。

在厄爾的操刀下,通用汽車產品越來越時尚驚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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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之下,近20年不變樣的福特T型車就像個過時的黑疙瘩。福特的銷售人員不止一次提議給T型車換顏色,但老福特總是傲慢地拒絕:“顧客要什麼顏色都可以,只要它是黑色的。”

1927年,T型車停產。一年後,通用超越福特,成為美國汽車“新王”,也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大蕭條”,奠定了堅實的根基。


共融共生


“大蕭條”是一場延綿10年的經濟災難。通用能在這麼長久的時間裡穩步增長,還有一個重大因素,就是與經銷商構建起“共融共生”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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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939年通用汽車銷量

上世紀20年代初,汽車製造商往往只顧生產,強迫經銷商付款進貨,市場及庫存風險總是由經銷商承擔。

在汽車供不應求的年代,這樣幹自然不成問題。但1923~1929年間,供需進入平臺期,銷售難度越來越大,經銷商的問題日益突出。

斯隆敏銳地意識到,是時候做出改變了。

在擔任通用總裁期間,斯隆曾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對經銷商進行訪問。他帶著助手,幾乎跑遍了美國所有的城市,以每天拜訪四五位經銷商的高強度節奏,蒐集他們對各種問題的意見和建議,包括:公司關係、產品特點、公司政策、消費者需求等。對每個問題,斯隆都做了詳細記錄,並在訪談結束後進行深入研究。

斯隆很早就要求不給經銷商壓庫存,也不強迫經銷商去銷售他們不喜歡的車型。但經過調查,斯隆意識到這遠遠不夠,必須從整體和制度層面,來保護危如累卵的經銷商利益。

1927年,斯隆公開宣佈,通用汽車將構建全新的“經銷商–製造商”關係。

首先,通用會將經銷商視為戰略合作伙伴,將其納入公司價值鏈體系;在明確雙方權責後,通用會幫助經銷商完成市場滲透、庫存管理,並開發出一套適用於經銷商的標準會計系統,幫助其改善經營水平;此外,還成立汽車控股公司,為有能力但缺資金的經銷商提供支持。

之後,通用為了挽救幾家瀕臨破產的經銷商,不惜付出20萬美元的高昂代價。

這讓經銷商們對斯隆深懷感情和敬意。

1948年,當斯隆從通用CEO位置退下時,三位經銷商代表走進了他的辦公室。為感謝多年來他對經銷商的給予的機會和關懷,經銷商們自願建立一項以他命名的基金,即後來的“通用汽車經銷商感謝基金”。

將經銷商視為公司的合作伙伴,而非利益的對立面。通用對待經銷商的轉變,讓公司在對抗“大蕭條”時,擁有了最親密的硬核戰友。

於是,當“大蕭條”來臨時,通用汽車已經成為一個極具戰鬥力的企業。

《孫子兵法》中說:經之以五事,道、天、地、將、法。通用能夠穿越危機,可謂“五事”皆備。

為人們提供功能和質量更好的汽車,而非僅提供一輛交通工具,是為超越福特的“通用之道”;

以消費者需求為本,順應時代推出封閉的車身、新穎的外觀,讓具有消費能力的優質客戶對通用趨之若鶩,是為天道;

遍訪經銷商,把通用的旗幟插滿所有城市,是為地利;

有斯隆這樣的統帥主持大局,讓企業凝聚意志,讓經銷商充滿士氣,是為將道;

而在抵禦市場整體下滑的抗爭中,科學的財務控制和運營控制,為度過難關提供了制度保障,是為法道。

可見,王者之事,千年如斯;哲人達物,古今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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