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堡時間 4月8日
足球不讓踢了，現在上陣的，是病毒學家。
德國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病毒學家，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怎麼好的事。
從好的方面看，好到很多國家的人都嫉妒我們。我們家有時會收到來自加拿大、美國、北馬其頓和秘魯等地的電話，問德國病毒專家今天又說了什麼，又有什麼新見解新發現。我們也享受專家們日日更新給我們的知識和信息。我尤其心愛多士頓教授（Christian Drosten）在北徳廣播電視臺開的一檔音頻節目，每天半個小時，就連從來沒聽說過的術語，從他不急不躁的大白話裡流淌出來，都給我一種安心的感覺。
多士頓教授
這些平時躲在實驗室、大學講堂和國際會議廳裡的學者，一夜間成了公眾人物，他們陪伴總理和部長們出席新聞發佈會，被全國最受歡迎的訪談節目頻頻邀為座上客，紙媒網媒上全是他們的照片，他們的隻言片語被編輯成大標題，光他們的名字就構成賣點。這一群我們從來看不見的人忽然間湧入了國家權力中心地帶，德國從學校、工廠到商店，停擺不停擺，鬆動不鬆動，默克爾全聽他們的。
病毒學家成了明星和網紅，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居然是我們今天所置身的現實。這個現實告誡我們，這不是做夢，我們真的被困在了一場大流行病的災難中。病毒學家們也不容易，平日裡打交道的都是不出聲的病毒微生物，現在自己成天被全國人民虎視眈眈。虛榮心被滿足一遍後，留下來的是被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的不適感。他們畢竟是科學家。
從不好的方面看，當病毒學家們的意見不統一時，我們就遭殃了。以我們這種半吊子病毒速成班學員的水平，怎麼拿得準信誰不信誰？我們既被科學家治癒，又被他們困擾。而他們是不在乎我們受的這點兒心理煎熬的，在科學領域中同行間發生不同見解之爭，是科學家們的“健身運動”，每天都要做一做的，柯庫勒教授（Alexander Kekulé）—— 我十分尊敬的另一位病毒學家有一次這麼說。
柯庫勒教授
在三月初，多士頓和柯庫勒在是否關停學校幼兒園這個問題上，意見不一致。多士頓認為還沒到關的時候，柯庫勒則認為，德國應該在三月初就給全國的學校和幼兒園放兩週的病毒假。那天坐在柯庫勒身邊的是北威州的衛生部長，他的州相當於湖北，因為經過一場發生在北威州小鎮海茵斯伯格（Heinsberg）的狂歡節，新冠病毒開始在小鎮和北威州傳播。衛生部長看了一眼柯庫勒，把頭搖成一隻撥浪鼓，我這裡才一百多病例，我不會讓整個州停下運轉的，停下一天意味著多少經濟損失，您作為病毒學家是想象不出來的！柯庫勒沒有被他激怒，反而笑了，說，“咱們這會兒正上演一出典型的醫生病人日常劇，醫生給病人開了藥方，但是服不服藥是病人自己的決定。”他又指出，部長覺得他們州的病例不多，但是要知道，今天統計到的數據，是十天前的感染人數，這個數今天變得多大，咱們還都不知道。“您看到的是過去，我作為病毒學家談的是將來。”
有點傲慢，但專業支撐在那兒。六十歲出頭的柯庫勒是德國政府抗疫的嚴肅批評者，他很早就指出德國沒有做好準備，很早就督促政府採取更嚴格的隔離措施。但是，當3月23日德國進入停擺後，他又高聲呼籲，再嚴厲也要中庸有度。今天有人抱怨在慕尼黑實施的管控超嚴，比如在公園裡，一個人佔一把座椅讀一本書都被禁止。而柯庫勒說，一定要允許民眾出門散步、騎車、跑步，這樣對免疫力和心理健康有好處，只要保證不超過兩人同行和保持社交距離。
不到五十歲的多士頓是德國新冠病毒研究領域最受尊敬的科學家，他領導著世界著名的柏林夏利特醫學院病毒研究所。他和他的團隊在一月中旬就研發出高精度的檢測方法，在德國、歐洲和伊朗等國做的新冠病毒檢測都是使用他們的檢測方法。可以說，他對新冠病毒的清醒認識（無法消滅之）和他倡導的抗疫方針 —— 以拉平爆發曲線為宗旨、大量進行病毒檢測、儘快植入抗體檢測 - 直接影響著默克爾政府至今的決策。
4月1日這天，我按時鋪平瑜伽墊子，進入每天的固定節目，一邊聽多士頓的新冠病毒更新音頻，一邊做體操，拉平我的腹部曲線。但是，女主持人說，多士頓病了，今天這期節目他做不了了。哈哈，我趴在瑜伽墊子上笑了，別用這個愚人節的惡作劇蒙我。女主持人又說，這不是愚人節笑話，多士頓教授真的感冒了，但他沒有得新冠感染，他們研究所的人必須經常接受檢測的。緊接著，女主持人好像知道我有多失望，安慰說，今天的節目會講一個這檔音頻節目背後的故事。全世界有60多個國家的聽眾在收聽這檔德文節目，廣播電視臺收到上萬封的郵件，已有三十幾個語種的譯者來詢問翻譯版權事宜，還有沒問翻譯版權就每期都做了完整翻譯的，這包括中文。
當時屋子裡就我一個人，但我還是想找個地方鑽進去。我們的同胞有時真是生猛。多士頓教授每天在講他的研究新發現，這些研究多數還沒有在專業刊物上發表，但是他先與聽眾分享。他也對他廣泛閱讀到的國際最新研究成果做出點評，甚至毫無保留地公開他與其他科研團隊正在進展的項目，包括抗體測試和藥物研發等等。他還批評全球抗疫中各國忙於各國的疫情，科學家聯手合作顯得不夠，他向聯邦政府進言，要求建立更多的數據共享和科研平臺……他和北徳廣播電視臺一定歡迎咱們這邊的專業翻譯，但人家希望被徵得同意，並且知道是否是專業的人在準確翻譯這些專業的資料。怎麼就不能寫封郵件去正規地問一聲呢？
有華人媒體把多士頓贊為抗疫的德國“戰神”，但德國就是要滅神。當多士頓在社會上有如日中天的苗頭時，德國社會各界就發出警告，要求聽到更多專家的聲音。你就是再英明偉大，也不能只聽你一個人的聲音，尤其是政府，更不能只聽一位專家的意見，儘管他最優秀。於是柯庫勒和其他專家也站到了多士頓的陣營裡來。
這其中有一位年輕的病毒學家，名叫施雷克（Hendrik Streeck），他1977年生人，是波恩大學病毒研究所的所長。有媒體“不懷好意”地問起他對多士頓的看法，年輕的病毒學家首先表達了對世界頂級專家的敬意，然後話鋒一轉，“他擅長實驗室裡的病毒研究。在他不擅長的領域，我有我的擅長。”
施雷克教授
施雷克擅長的是田野調查追蹤。他帶領一個60多人的團隊，在距離波恩一小時車程的海茵斯伯格鎮做了一個新冠病毒傳播實地勘察。小鎮是新冠病毒的重災區，堪稱德國的武漢。施雷克和團隊選了一個叫Gangelt的區，從12529居民中挑選約1000人，一家一戶地訪問調查，誰怎麼感染的，又傳染了誰。他們入戶測量馬桶、洗手池、門把手的病毒量，甚至檢查了寵物貓有無攜帶病毒，還有無數細節跟蹤。通過這種細緻調查他們重建了一張小鎮傳染地圖，得出了驚人的結論。這樣周密的實地勘察報告在新冠病毒時代可謂第一份，將為默克爾十天後決定管控政策的鬆緊提供第一手參考資料。
三代病毒專家齊上陣，取長補短，各顯靈通，德國是不是有點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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