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綜述如何完美實現“述、評”結合？

這是 社科學術圈 推送的第1965篇文章

文獻綜述的原則是既要“述”，更要“評”。文獻綜述客觀上具有闡明作者的研究在學理有正當性的功用，因此，在文獻綜述中，作者首先不僅要勾勒既有研究傳統的輪廓，還要闡述出自己所做的研究和既有研究的關係，點出自身研究的意義，所以這裡就有一個對既有研究進行評述的要求。

文獻綜述不是並且也不能是羅列文獻，而必須要對文獻內容加以介紹。古人講，“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閱讀文獻是“六經注我”，但撰寫文獻綜述則是“我注六經”。作者一定要儘量用自己的話來講出文獻的觀點（當然，內容上要忠實於文獻），這樣寫出來的文獻綜述才生動而不至於死板。有的作者在寫文獻綜述的時候，往往習慣於羅列張三說了什麼，李四說了什麼，並且，所羅列的張三李四說過的內容往往就是張三和李四的文章內容摘要，這樣的文獻綜述讀起來有一種明顯的“未消化感”，同時還會讓人懷疑作者是否真正讀過張三和李四的文章。因此，文獻綜述要儘量做到“述”“評”結合，並且要以“述”畫龍，以“評”點睛。

這裡我用一個例子來展示文獻綜述如何較好地實現“述”“評”結合。這篇文章也發表在《青年研究》的2017年第2期，題目是《強勢普遍主義與弱勢再生產——高校學生幹部身份獲得的機制檢驗》。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高校學生幹部的身份獲得這一現象，並檢驗普遍主義和精英再生產理論這兩個解釋哪一個合理。由於截取的這部分內容字數僅1000餘字，且整體呈現有利於觀察作者對“述”和“評”的把握，因此未做刪節。

一方面，從吉拉斯（Djilas，1983）的著作開始，社會學研究就構建了一個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龐大官僚體系的經典想象。雖然官僚幹部的地位體系本身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層現象（Bian & Logan, 1996; 郝大海, 2010; Walder,1992; Whyte, 1975; 周雪光, 2015），但他們所享有的再分配權力在社會主義國家組織體系各個層面都是相似的。可以說，再分配體系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實現的重要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一般社會交換行為的邏輯產物。這也是為什麼倪志偉的市場轉型論（1989）所設想的各種關於再分配權力在市場化過程中日漸式微的簡約命題，被邊燕傑（1996）、魏昂德（1995）、謝宇（1996）、奧博沙爾（Oberschall，1996）等一批學者所關注和商榷的原因。

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論框架有可能誇大學生幹部的實際社會地位，尤其是政治權力位階——幹部再“大”，畢竟是學生；換言之，學生幹部身份獲得所寓意的精英異質性，不應該也不可能大於學生間的朋輩同質性。這表現在：學生幹部身份帶來的社會資源不可能與實際上的國家幹部等量齊觀；不僅如此，關於資源分配和利益滿足，往往也僅限於階段性的校園生活範圍。這一點是在採取不平等研究視角，並以政治治理和再分配體系為論題背景時所需要保持謹慎的。然而，如果考慮到社會生活中實際出現的大量“團委升官”、“主席從政”、“優幹保研”一類的現象，上述理論邏輯就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成立。身份獲得與資源分配間一定程度的延遲和分離，並不能從本質上完全否定學生幹部身份在不平等研究中的理論重要性。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本文感興趣的是：在以精英再生產為標誌的階層固化更為嚴重的今天（蘆強, 2014; 吳曉剛, 2016; 鄭輝、李路路, 2009; 張樂、張翼, 2012），優勢家庭的地位傳遞會否以直接性的階層再生產形式表現出來？或者，地位傳遞並不侷限於家庭階層分層的路徑，而是通過其他路徑間接性地進行？進一步的，鑑於學生幹部是高校與國家治理的科層制工具，對個人能力素質等普遍主義性質的要求是否超越了階層再生產邏輯，從而使得該身份獲得過程相對公平？哪種機制在產生學生幹部隊伍的社會過程中具有主導性？我們將通過假設和模型分析來一一驗證。

從上面這部分引用的文字可以看到：在第一段話裡面，作者非常精當地將20篇文獻的回顧安排在不到660個字裡面。然後，在第二段一開始，作者筆鋒一轉，以一句“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論框架有可能誇大學生幹部的實際社會地位”開頭

作者：趙聯飛，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社會學研究所社會調查與方法研究室副主任，2011-2019年任《青年研究》副主編。來源：選自《期刊論文投稿解惑與寫作建議》，重慶大學出版社，萬卷方法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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