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武將地位的提高有哪些表現?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靖康之難”後,北宋滅亡,康王趙構在群臣的擁戴下,繼皇帝位。趙構能夠在風雨飄搖的北宋末,抵住金人的鋒芒,主要得益於南宋初期的一批武將拼死維護。正因為如此,南宋初期武將的地位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相較於北宋,武將地位的提高又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呢?

一、南宋初武將的出身分析

南宋初期的武將來源相對較單一,沒有諸如北宋武將“具有來源構成更為複雜,前後變化較大等特點”,北宋武將出身的範圍主要包括:“武將世家、潛邸親隨、軍班行伍、外戚成員、文人從軍、武舉選拔、宦官蕃將及宗室等等”。而南宋初武將出身的來源主要是:武將世家、兵武出身、歸正招撫等。

第一、來自於武將世家的武將;北宋的武力在中國歷史上都是比較弱的,給人的印象就是文治盛,武備弱;但北宋也有相當多的將門世家,有一些在南宋初也有相當的表現。如四川的吳氏、西北的劉氏等。

第二、來自於行伍的武將;出身行伍的武將在南宋初年的政治局勢中起了中流砒柱的作用。這些將領大多出身貧寒,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加入軍隊。在戰火的洗禮下他們率領愛國軍民勇敢抗擊金兵,支撐了南宋的半壁江山。他們中優秀代表分別是:岳飛、韓世忠、張俊等。

第三、來自於歸正招撫的武將;而“靖康之難”後,朝廷的主體軍事力量消亡殆盡。大量的殘兵潰勇成為了盜匪之徒,這始終是南宋統治者一大隱患。於是宋廷決定招撫、利用這股潛在的可能威脅自己統治的勢力。正是在這種原因的促使下,宋廷大量招撫兵變、造反者以及其他敵對勢力中的將領他們中主要代表是:王友直、王彥、李顯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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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宋初武將權力地位的提高

北宋統治者一直採取“崇文抑武”的政策,武將的地位在北宋相當低下,如在國初趙匡胤和趙光義兩兄弟就搞了“收其精兵,制其錢穀”和“杯酒釋兵權”的好戲。又將軍權一分為三: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帥臣主兵權,各有分守。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文臣的心中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的“祖宗之法”的思想,認為武將本身就較文臣低一等;社會上也出現了“好男不當兵”的現象。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武將的地位都跌到了歷史的低點。

南宋立國之初,女真勢力圍攻於外,造反、兵變勢力蜂起於內。趙宋皇室朝不保夕,所存的軍事力量,亦幾近崩潰,無可憑藉。在此形勢下,南宋統治者不得不暫時放棄洛守的“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激勵將士抗擊金兵,平定內亂。於是一時武將地位較北宋有了較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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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地位的提高

趙構的繼位得益於一批誓死相隨的武將,但是南宋初期的軍事形勢對於小朝廷來說,相當不利。金軍年年南侵,甚至還將趙構的小朝廷驅趕到了海上,若不是武將們在戰場上拼力廝殺,南宋小朝廷恐為金人所破。

建炎後,紹興初,雖然局勢稍有緩和,但是與金國的戰爭仍然不能停,若是想要長治久安,還需倚賴諸將。因此,趙構不得不暫時放棄“崇文抑武”的方針,給予武將一定的政治權限。

以地方的政權勢力鎮撫使為例。(臺灣歷史學家黃寬重對此有較多論述)鎮撫使的設置,是在群盜“連衡以據州縣大者至十餘萬,朝廷不能制”且“急之則並死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的情況下出現的。鎮撫使所在地,都是朝廷所不能及的區域,他們在轄區內擁有很大的權限。

第一:財政權;所有上供財賦在分鎮之初,全免三年,其餘收入由帥臣自由移用,朝廷也不額外支應。

第二:行政權;按規定轄區內州縣官吏,由鎮帥闢置;而知州、通判等長官,則由帥臣闢奏,朝廷審度除授,鎮帥同時有節制地方、升黜地方官的權力。

第三:世襲權;鎮撫使如因捍禦外寇,顯立大功,特許世襲。這便帶有強烈的藩鎮色彩。

第四:軍事權;按規定鎮撫使可以節制轄區內州軍,戰時許以便宜從事。

由此可見,南宋地方武將擁有很大的權限,在政治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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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軍事地位的提高

南宋初,武將不僅在政治上享有很大的地位,而且在軍事上也有著北宋武人無法企及的自行擴軍和帶軍作戰的權利。南宋初武將不僅沒有受到諸如“更戍法”和“將從中御”政策的束縛,反而擁有較大的擴軍帶兵作戰的實權和相對固定的軍事地盤。

紹興五年,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中護軍者本張俊所將信德府部曲,後以忠銳諸將及張俊親兵與張用、李橫、閻皋之眾隸之;”左軍稱前護軍,“前護軍者本韓世忠所將慶源府部曲,後以張遇、曹成、馬友、李宏、巨師古、王王燮、崔增之眾隸之;”後軍稱後護軍,“後護軍者本岳飛所將河北部曲,後以韓京、吳錫、李山、趙秉淵、任士安之眾隸之;”劉光世所部人馬稱左護軍,“左護軍者本劉光世鄜延部曲,其後王德、酈瓊、靳賽自以其眾隸之;”吳玠所部人馬稱右護軍,“右護軍者本吳玠涇原部曲,後得秦鳳散卒及劉子羽、關師古之眾隸之;”

紹興五大行營護軍:韓世忠的前護軍以淮東楚州作為大本營;劉光世的左護軍先後以池州和廬州作為大本營;張俊的中護軍主要以建康府等地作為大本營;岳飛的後護軍以鄂州作為大本營;吳階的後護軍以興州仙人關作為大本營。雖然宋廷也設置如都督府之類機構,節制各支大軍,事實上已不能實行有效地統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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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地位的提高

隨著南宋武將政治軍事權力的不斷增強,其社會地位也得以顯著提升,這在北宋連想都不敢想。南宋初武將對文臣頗為輕薄,韓世忠就輕蔑地稱儒士為“子曰”,皇帝要求他改口,但韓氏還是稱他們為“萌兒”。皇帝的心腹大將楊存中更是認為“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腐儒哉。”作為武將的曲端甚至有誅殺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的文臣王庶的意圖。

其次表現在武臣與文臣的傣祿上。宋室南渡後,國庫緊張,朝廷為了緩解財政壓力,讓所有的文官俸祿減半,而武將們的俸祿一律不少。

因此才有《紹興初財用窘匱一斑》所載:

“紹興中,以財用窘匱,武臣以軍功入仕者甚眾。俸給米麥,雖宗室亦減半支給。其後半復中損,至於再三。遂至正任觀察使,才請兩石六鬥。唯統兵官依舊全支。若韓、劉二開府,張浚太尉(應為張俊)、王燮承宣等,乃為統兵官。如殿前馬步三帥,皆不得預。時步軍都指揮使蘭整雲:‘昔為殿前班長行,請米四石八斗,今作步軍太尉,乃反不如。’”

可見,朝廷在各種舉措上,都抬升了武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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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權力的提高

因為南宋在政權重建、軍事重建過程中,地方勢力崛起,各支地方武力抬頭,中央在應對這些地方武力之時,不得不以經濟大權相予。這樣才能保證這些地方武力繼續鞏固中央,故有大臣上書請求將各支大軍分配地域供給。例如“張浚一軍以川陝財政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

一軍用一路的財政來養,南宋較之北宋國土面積更加狹小,財政收入更加少,但卻拿出川陝、淮浙、湖廣等地方來供軍,可見武將們經濟地位的提高。

除此之外,諸大將還有屯田的權力,在境內開墾荒田,所得收入,不必上繳。而諸將都有大量的田地,宋高宗趙構還不止一次的賜予諸大帥莊園、田地。如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三《旌忠莊》載:

“韓世忠嘗議買新洤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雲:‘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洤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

三、武將權力地位提高的影響

南宋初武將權力地位的提高,給當時的統治王朝及社會帶來了深刻地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一)穩固了南宋小朝廷;

在兩宋之交那個風雨飄搖的亂世,武將地位的提升,有助於激勵武將的抗敵信心和決心。南宋初期,中央正規軍有限,初建之時的正規軍無非就是趙構開大元帥府時的八萬軍馬,更多的是潰兵、盜賊,而為了維護南宋小朝廷,只能指望武將們招收潰兵、招納盜賊,以擴充朝廷的正規軍馬。當時,朝廷所依賴的將領主要是: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苗傅、辛永宗、王燮、岳飛等。

王夫之在《宋論》中就說:“汝霖卒,而復散為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裡,不待女直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嶽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

南宋中央提升了武將的地位,讓武將們有很大的權限決策戰爭,對潰兵、盜賊的招撫,對金軍的作戰方略等,皆可自處。因此,在這一環境中,南宋很快就形成了中興五大帥: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南宋朝局因此得以穩定,而延續百餘年。

(二)武將與文官集團矛盾加劇

南宋的立國得益於各種地方勤王武裝由於剛建國的南宋面臨著嚴峻的內憂外患局面,故不得不繼續依賴武將勢力,但是日趨壯大的武將勢力對南宋政權來說,本身就是一種威脅。因此,南宋的文臣們對於武將勢力的崛起是一種恐懼與擔憂的態度的,不論南宋文臣們本身有無矛盾,在收兵權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

武將勢力過分抬頭,使得“文職權力表現得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自我保護以對付軍隊勢力的自動增長,這就是採取化小單位、分割職權和增加控制的辦法,從而使軍事將領們失去任何主動性。”

歷史學家虞雲國在《論宋代第二次削兵權》說:

“南宋初年,武將跋扈不臣,威脅中央的傾向,決不是個別文臣的杞人憂天,而是一種確實存在的潛在危險。”“大大小小的文臣就都當仁不讓第出來,以家法保衛者的身份提出了形形式式的削兵權方案,歸納起來,如下:(一)廖剛、胡寅主張‘集天下勁兵以強御營之勢’;(二)趙鼎、張綱、陳淵等建議恢復三衙舊制;(三)陳公輔鼓吹對跋扈武將加之以威,處之以法;(四)李彌遜、劉長源等堅持以文制武的舊法;(五)韓肖胄、周南仲獻策設置總帥;(六)汪藻、陳規、張守、王庶、張戒先後重提‘撫循偏裨,以分其勢’的方案。”

武將地位的提升,加之在特殊年代的崛起,各種跋扈之舉,讓文官層極為反感,文官層與武將層兩大集團的紛爭自此開始,一直到紹興十一年底,南宋中央完全收兵權的舉動,兩大集團的矛盾,才趨於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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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將之間矛盾的激化

南宋初,隨著武將各種權力和地位的提高他們不僅與文官集團的矛盾相當突出,而且武將之間的矛盾衝突也隨之升級。武將之間意氣用事,互相猜忌,不肯合作,大大削弱了抗金的力量。宋高宗南渡之初,各武將之間便“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效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

如南宋初期兩大名帥劉光世、韓世忠,此二將的矛盾由來已久,早在建炎三年便已種下。建炎三年四月,苗劉兵變還未完全平定之時,劉光世部下統制官便與韓世忠交惡,因韓世忠極力隱忍,才不致生出大亂。七月,劉光世部下王德殺韓世忠部下,韓世忠訟於朝,王德被貶官安置,兩軍自此交惡。自此之後,兩軍相遇必起爭擾。

紹興三年六月,劉光世軍便已韓世忠軍近距離相接,為免兩軍爆發大規模衝突,劉光世主動改道。但是韓世忠對前事耿耿於懷,派軍襲其後,爆發了小規模的戰爭。事情發生後,引起了朝野關注,高宗趙構為了穩固政權,不得不親自賜書兩大將,書言以國家利益為先原則,勸慰二將。

正因為武將們地位的提高,各將帥間彼此不服從,才有了矛盾的計劃。以至於兵戎相見,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抗金勢力。這也是武將地位提高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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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結

南宋初期武將在各方面的地位都得以提高,尤其是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和社會地位上。這些地位的提升,給予了武將特別的尊重與優渥,讓武將在南宋初期的形勢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讓南宋小朝廷得以穩固,但也因此出現了一些負面影響。綜其影響大體有以下幾種:

第一、武將地位的提升讓南宋朝廷得以穩固;第二、武將地位的提升導致了武將的跋扈,由此引發了文官層與武官層兩大集團的矛盾激化,最終演變為紹興十一年的收兵權;第三、武將地位的提升,讓武將們各自為傲,互不相服,武將之間也是矛盾重重。

參考文獻:

(元)脫脫:《宋史》《金史》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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