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加深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聯繫，也讓世界各國看到了中國對突發事件的組織和協調能力。伴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中美間在疫情前後的“合作”與“較量”，也為疫後倆強在未來世界的影響力和彼此間的互動，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筆”。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國際教育也將面臨轉型，在辦學理念、管理模式、課程體系、師資隊伍等方面，都會要有一定的調整與變化。本文將在觀察全球現狀、中國國際化教育的歷史變遷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國家化教育的五大發展方向。
01 全球化受到疫情的衝擊
這次冠狀病毒引起的全球疫情給中國與整個世界都帶來了全方位的衝擊，也深刻地影響了全球化的現狀與未來的進程。中國與世界現有的關係與未來的聯結、這幾年深受特朗普逆全球化經貿政策影響的國際政經格局都會有很大的變化。
雖然全球化進程已是我們人類發展必經之路，資本、人才、信息、產品的全球流通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這次病毒在全球幾乎每個角落的肆虐，以及各國在不同階段因不同國情、文化與制度的應對策略與方式，也確實暴露了全球化過程中所存在的種種不確定性。民族國家的認同與凝聚力，國境邊界的關閉、人員流動的限制，國際間交通來往的大幅減少，全人類似乎一夜間又回到了前全球化的時代。
也許，疫情過後，一切又會慢慢恢復原樣，但正如不少有識之士如基辛格所擔心的，有些全球化進程中曾經是大多數人的基本共識，也許會被一些更傳統保守的信念與政策所取代。民族國家的意識與自我利益會進一步被置於優先，各國原先對世界大同、融為一體的憧憬與嚮往，也會被各國在疫情中首先確保本國安全的做法所沖淡。歐洲疫情暴發後，所有歐盟的國家都先後封閉了自己的邊界，意大利最初的求援，也沒有得到歐盟友邦的積極響應。各國各自為政，自顧不暇，大都在“自掃門前雪”。疫後的世界，會有更多的猜疑、不信任、更多地對“一體化”、“國際化”、“全球化”的懷疑與抵制。
尤其是在抗疫過程中，中國社會所顯示出的極強的動員組織力，也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中美間在疫情前後的“合作”與“較量”，也為疫後兩強國在未來世界的影響力和彼此間的互動，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筆”。中美關係，很難再回到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國力只及美國的幾十分之一時的“蜜月期”。
在這大背景下，中國的國際化教育也面臨著種種壓力與挑戰，也正好是“轉型”的契機。疫情前的主流模式與格局會遭遇國內外政經趨勢及國際關係大勢變化的衝擊。原有的辦學理念、管理模式、課程體系、師資隊伍、升學途徑、培養目標，都會要有一定的調整與變化。
02 從中國國際教育的發展歷程，看行業變化
回顧中國的國際化教育歷程，源於清末民初，也己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當年的南洋公學、中西女中、清華留美預備學堂、那時西學東漸，與中國的傳統教育互補融合，也確實培養了中國最早一批現代化的人才。四九年後，轉向蘇聯，以後中蘇交惡，中國國際化教育也就停止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引進了美國、英國或香港的一些國際學校，都是為外籍或港臺人士的子女所服務。一直到九十年代，才開始有一些為中國學生服務的國際化學校。慢慢地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世界日益接軌，以及中產階級的興起，對國際化教育的需求日增，這短短的三十年，中國的沿海及內地的不少城市，己有各種類型的上千所能招生中國學生的國際化學校。國際化課程也了不少家長爭相追逐的“香餑餑”。
目前在中國各類國際化學校就學的學生，也應有幾十萬。這些中國的國際化學校，大都引進了一國外最主流的課程，如IB 、IGCSE、A-LEVEL、AP 、或加拿大、澳洲某省、某州的課程。這也是現階段主要以引進原汁原味西方主流課程，再配上外方校長、外教、參加西方標化考試為模式的國際化教育。
當然，猶如中國改革開放引進外資外企一樣，中國的國際化教育，在中斷了近四十年後，人才斷層，理念課程都缺失，只能先“全盤引進”，在引進中借鑑學習，並逐漸培養管理人才及師資隊伍。
最近這十多年來，己經有一些學校，在引進的基礎上，逐漸在探索中西融合的課程與課堂，在努力構建雙語同步發展，十二年一貫制的中國國家課程與西方課程融匯交互的國際化教育體系。原有的單一純西方課程，先是過渡到物理式的雙向並列，既要學中國課程，又要學西方課程（三七或五五開）。現在又慢慢嘗試課程整合，如中外數學、科學課程的統整、項目式、主題式學習的統整。由物理式並列上升到化學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
但為了確保國外的升學，教學大綱、教材、標準、內容、應試科目的主要教學語言都是以西方為主。中國目前絕大多數的國際化學校的學術內芯還是“舶來品”。
隨著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民族自信與對國家認同的提升，以及國際上由於各國實力地位消長變化以及對中國崛起可能引起現有世界秩序與地緣政經格局重構變動的種種誤判與擔憂，對中國的提防、限制、打壓會以各種方式呈現，猶如對華為五G通訊產品出口的打壓及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的限制，以及阻撓或限制在敏感科學技術和教育領域的合作研究與交流。知識、信息甚至人才之間的流通，也會受到各種干擾與障礙。中國也被迫轉向更多的“自主開發”。
這些強調自主內生的創新與發展，也會體現在中國的教育領域。近幾年政府強調義務制教育階段不能辦國際班，不能採用國際教材，除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也是要強調教育主權，確保教育的自主性和學生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同。
03 中國國際化教育，未來發展的“五大”方向
確實，中國的國際化教育，面對這些國內外的形勢與政策變化，必須進行深層反思與結構性的調整。要好好思考，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際化教育？
第一，中國的國際化教育一定會從前二、三十年的“全盤引進”，儘可能“原汁原味”向立足本土，為我所需，有選擇的引進而過渡。國外成建制的課程系統會被“分解消化”後，其優質特色部分會被嫁接到國內課程，具有中國特色的、內生性的國際化課程會逐漸成型，最後逐漸取代引進課程。很難想象，一個世界大國，有著幾千年的文化與教育傳統，又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相當一部分學生，是脫離其國民教育系統，從小在自己的國家受著國外的教育。由“輸入型”向“內生型”的轉變，是中國國際化教育的一次根本性轉型，這會對我們現有的國際化運營與辦學模式帶來結構性的衝擊與改變。
這一轉型，首先會體現在從英語優先、母語弱勢向母語優先、雙語共同發展的轉變。現有不少國際教育化學校從家長到校長，都是抱著一種心態，國際化教育，就是英語教育，學好英語，走遍天下都不怕。普遍地重“英”輕“中”，有的學校和家長，恨不得將孩子從幼兒園、小學開始的課程全都用英語來教，孩子們的母語教學變成了“對外漢語”。這樣的國際化教育，讓中國孩子的母語“錯位”，給孩子未來的身份與文化的認同帶來終身的“困惑”與“錯位”。母語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是一個人自信、自尊、自強，精神心理安全感及自我意識的基石。母語錯位，會對孩子未來的發展造成不可彌補的“缺憾”與“傷害”。
母語優先，不是不重視英語，最適合中國孩子終身發展的國際化教育，一定是在夯實母語的基礎上，學好英語，真正的中英雙語人，一定是有母語作為堅實基礎的，這己為民國以來所有成功的雙語人才的成長經歷所證實。胡適、陳寅恪、林語堂、錢鍾書，他們都是學貫中西的雙語人，但他們的學問與身份認同，都是以他們厚重紮實的母語為根基。
母語優先的雙語教學，對中英雙語如何協同發展，是比單語教學有著更具挑戰的教學要求。哪些課是用哪種語言來教更有效、語言與學科內容如何整合，何時是孩子的英語語音敏感期、中英雙語讀寫能力素養如何融匯貫通、學科詞彙與學科知識的認知理解、雙語多元思考力在分析、判斷、綜合等高階思維及元認知中的互補遷移……這些問題的深度探索，是中國國際化教育轉型必需面對的真問題。
第二，中國國際化學校現有的以引進西方課程為主幹的課程架構要逐漸過渡到以國家課程為基礎的“融合式”體系。課程架構的變化，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需要靜下心來，做細緻認真的中外課程理念、標準、內容及知識點的梳理整合。可先從數、理、化、生、信息等理科課程著手，然後再涉及社會、人文層面。課程架構的調整，千萬不能停留的理念宏觀層面，這是微觀層面的分析、梳理、對比、聯接、整理、綜合等一系列的具體教研與教學過程，是一線專家老師通過具體教學實踐、精心備課、研究比較中外課程內容後的結果。
IB課程中的EE與TOK便是值得借鑑，如何與中國國家課程中的拓展、研究型課程相整合。IGCSE或A Level 課程中的各學科的知識內容都能與中國本土課程相對應聯接。但要注意的是，學科知識點的融匯貫通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西方一些優質課程的學科思想與理念，知識體系中所蘊含的高階思維認知素養目標、批判性思維及元認知的反思力、創意想象力及動手實踐力，這些比知識內容更重要的學術深層素養價值，在我們整合西方課程的過程中，不能忽視丟失，這些才是西方優質課程的精華。
中外課程的深度整合與融合，也是為中國選擇國際化教育的學生，打下更寬廣的學業基礎，能讓學生避免“一條道走到黑”。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要給孩子鋪好多元化升學途徑的準備，既能走得出去，也能留得下來。
第三，要從以外方校長、外教為主的管理與教學模式變為真正中西融合的模式。要儘快培養一批立足本土，但有全球意識、國際視野，同時具有雙語、跨文化溝通力、並熟悉瞭解中外社會、文化、課程、課堂的教育人。校長的課程領導力也決定了這所學校的課程的實施力，一個完全不熟悉瞭解中國社會、文化、語言、課程的外方校長，是很難引領中外課程的整合融合。
同樣，過多地依賴於外教，真正中西融合的教學實踐很難落地。中外校長、中外教的合作互補、交流，不能僅停留在一般會議或社交禮儀層面上，要有共同參與的備課、聽課評課、作業佈置與批改、測評的設計與閱卷、質量分析、各種教研活動、校本培訓與家校溝通。中國的國際化學校，無論怎麼轉型，都會有一批優秀的外方校長與外教。但猶如中國的外資及合資企業，高管與核心骨幹的本土化已是大趨勢。未來中國的國際化學校，隨著本土國際化人才的不斷湧現，會有更多的雙語人，成為中國國際化學校的掌門人與教學骨幹，這也為中國國際化學校轉型提供了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第四，中國的國際化學校的校園文化，不能只有“洋味”而沒有“本土味”。一所辦在有五千年曆史與深厚教育傳統，又正在復興崛起的大國土壤上的學校，只認西方節假日，只知曉華盛頓、林肯，對西方社會、歷史、人物爛熟於心，對自身國家、民族、歷史知之甚少，也無深厚的情感認同，是會出大問題的。
更可怕的是，“重洋輕中”的校園文化，會潛移默化地將自己與身處的社會隔離開來，視自己為“他者”。這會使這些國際化教育學校培養出的學生，失去最重要的根基。其實，中國的國際化教育，不能培養“空心化”的國際人，任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格成員，都是根扎本土，有根有源，但又兼具國際視野情懷的Global citizen。一個根扎中國大地，但又不偏激、狹隘、走極端，深具同理心、願分享分擔、將小我與民族國家、全人類命運聯接一起的人，才是中國國際化教育的培養目標。
第五，中國的國際化教育，要從只關注藤校升學率變為更注重孩子的素養及人格的健全。中國傳統的書院教育與西方最後的精英教育，內涵本質是相通的，都是育人為先。千年前創辦關中書院的北宋大儒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事開太平”的教育理念與英美傳統公學對正直（Integrity）、信譽 (Honor)和責任擔當（Responsibility）的價值信念的強調，應成為中國國際化教育的共同理念與追求。
疫情中的反思，也讓我們這些從事國際化教育的教育人，深感肩上的責任與壓力，我們再也不能對疫情中所被放大的人生百態、人性中的善與惡而無動於衷，如何培育出能有堅實的自我身份及文化認同，同時又有責任分享意識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格優秀成員，是我們教育人的共同擔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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