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
相和歌·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為。
百獸犬率舞，鳳凰來儀。
得人則安，失人則危。
唯賢知賢，人不易知。
歌以詠言，誠不易移。
鳴條之役，萬舉必全。
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說明】
疑此賦予受漢禪之前。曹丕在處心積慮，急急得魏太子位之後，日夜籌劃帷幄，圖謀受禪。曹操在六十五歲時曾對夏侯惇謂“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夏侯惇謂“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曹操)從之。曹丕在此實際是按曹操生前的既定方針行事。這其實是一道開始實施“受禪”計劃的命令。
【簡注】
①堯任舜禹：堯，傳說中父系氏族社會後期部落聯盟領袖。陶唐氏，名放勳。史稱唐堯。傳曾設官掌管時令，制定曆法。諮詢四嶽，推選舜為其繼承人。對舜進行三年考核，命舜攝位行政。他死後，即由舜繼位。《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謂“堯立七十年而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闢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受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舜：《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謂“舜，冀州之人也。”“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禹：《史記·夏本紀第二》謂“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十年，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又《孟子·滕文公上》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氵四 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②當復何為：曹丕此句，謂堯能讓天下於舜，舜又能讓天下於禹，他們究竟是為了什麼?不是為自己，為憂民而安天下。這是為後面發議論而張本。
③百獸率舞：《史記·五帝本紀第一》謂“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為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言天下大治。
④鳳凰來儀：《史記·夏本紀第二》謂“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群后相讓。鳥獸 翔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於是天下皆宗禹為山川神主。”
⑤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孟子·滕文公上》謂“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得，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⑥唯賢知賢：人不易知：《呂氏春秋·慎大覽·慎大》謂“故賢主於安思危，於達思窮，於得思喪。”又《慎大覽·下賢》謂“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上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又《呂氏春秋·慎行論·求人》謂“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曹丕此句有不無暗示群下及獻帝自己即為所當求之賢者意。
⑦歌以詠言，誠不易移：我讚歎賢人求賢的願望啊，是多麼的熱忱和堅定。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求賢詔》謂“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⑧鳴條之役，萬舉必全：鳴條，古地名，又名高侯原，在今山西運城安邑鎮北。相傳商湯伐夏桀，戰於鳴條之野，即此。一說為河南封丘東。鄭福田等主編的《中國將帥全傳·伊尹》謂“公元前16世紀，商發動了滅夏的鳴條之戰。戰前，湯大舉誓師，喻告說，不是我小子敢犯上作亂，因為夏國犯下許多罪行，天帝命我去討伐它。夏王耗盡了民力，割剝夏國人民，人民痛恨他。說‘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才能消失呢?我們跟你一起滅亡。’夏王的品德壞到這樣，現在我一定要去討伐他。臨戰，湯和伊尹率戰車七十乘，敢死戰士六千人發起猛攻。夏桀率軍迎戰，結果夏師大敗，商軍追擊，桀逃奔南巢氏(居今安徽巢湖北岸)而死。夏亡。湯在西亳(今河南偃師西)建立商王朝。’”
曹丕在此所說“鳴條之役，萬舉必全”，完全在借用《尚書·湯誓》之意，即喻漢末如夏桀之朝，已經是人神共憤，可人人共誅之，天下共討之。即要必須徹底改朝換代之意。這無疑給漢獻帝下了一道最後通牒，也等於給部屬及諸臣下動員令，即要做好一切準備，隨時準備改朝換代。象夏桀這樣的太陽還要它幹什麼?萬舉必全，其要義在於推翻夏桀時，湯王已做好了一切準備，天時地利人和，都有利於湯而不利於桀，即推翻夏桀統治，已是萬事俱備。
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明德，指賢明者的德性。通靈，即感應。曹丕此句謂聖賢的高尚道德能夠感動上天，而降福邦國兆民。屈原《離騷》詠“昔三後之能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又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獻帝策魏公詔謂：“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
【釋義】
曹操《己亥令》謂“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諸常侍。以為強豪所憤，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欲更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徵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這是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己亥日發佈的自述令。自謂少年時志在任一郡守，稍後仕途受挫，志在冬夏讀書，春秋射獵;在被朝廷聘任典軍校尉後，志在作徵西將軍，而且還希望在最後自己的墓碑題上“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的光榮稱號。
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曹操當初未得時時的一段真實心態。這也反映了漢末士大夫階層的普遍為社稷建功立業的效忠願望。當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獻帝賜九錫禮時，曹操再三謙讓謂：“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並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半推半就受九錫之禮後，又感謝謂“臣蒙先帝(靈帝劉宏)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盛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此時曹操雖受開國九錫之禮，但仍深自謙憂為是。然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於太廟春祠時，曹操態度大為不同。令謂“議者以為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為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如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訖，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行彳玎 烈祖，遲祭速起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袖以授侍中，此為敬恭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事，故吾親納於袖，終抱而歸也。仲尼曰‘雖違眾，吾從下，’誠則斯言也。”曹操此令中所表露的心態，似恭實倨，少誠多偽。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春正月，獻帝雖命曹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但那是在高祖肇基興漢之初，雄視天下，諸侯翦滅盡竟之時，高祖視諸臣如功狗，已為高枕無憂之世。而曹操以獻帝所命為由，稱不敢解履上殿，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曹操此時的劍履上殿與蕭何的劍履上殿，實不可同日而語。蕭何事劉邦，其忠惕懼有加，而曹操事劉協如玩股掌，其忠與不忠，何須言表。由此太牢春祠行止，可觀曹操對獻帝之不誠已然畢露。然仍託仲尼“雖違眾，吾從下”之言以自掩。真所謂欲蓋彌彰。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曹操對夏侯惇謂：“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這句話實際可以理解為對曹丕的最後遺囑。即他自己已做了周文王的事，未竟的事由周武王去做。這是告訴曹丕要徹底完成以曹代劉而有天下，完成周武王伐紂而以周代殷故事，這是再明白不過的既定方針。
曹丕此《秋胡行》詩所謂“堯任舜禹，當復何為。”開宗明義的表明他就要實現“堯任舜禹”故事重演這一目標，“當復何為”即除受漢禪之外可以說再不幹別的什麼事了。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唯此唯大。這就是曹丕的所謂“當復何為”之真諦。但曹丕只說“堯任舜禹”，而不提周文周武故事，其意更黠。堯特別器重舜，故禪天下於舜，而舜特別器重禹，故讓天下於禹。周武雖聖，卻仍須牧野之戰而後代殷，非紂禪殷於周武。且提及周武必涉周文，而說周文無疑暴父之過，故諱不言周。自三代以後，凡言堯舜禹之禪者，皆用其文而失其質。堯舜禹禪讓之事，皆集體決策，非一言以蔽之，確實是以天下為公。而夏啟之後，親族相傳，子承父業，已無三王遺風，完全挾天下以為私。曹丕舉堯舜禹相禪，暗諷劉漢禪於曹魏，乃是以天下為公而薦授於賢者，非私相授受可擬。果能若此，則“百獸率舞，鳳凰來儀”，必可再呈於三王盛世。曹丕之所以暗諷大魏如受劉漢之禪可再造三王遺業，是自以為對劉漢來說無疑已遇賢人。
當年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堯知親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如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以為“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為至論，最終授天下於舜。舜受堯禪踐帝位二十二年，見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又“興九韶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有功於天下，見子商均亦不肖，遂薦禹於天后，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曹丕所謂“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即指這一段歷史。但其意在於暗諷獻帝劉協要識有大功於邦國的曹魏之賢，當然吳蜀孫劉諸輩未必識賢。遇賢宜禪，真是“得人則安”，否則必然會“失人則危。”這樣用語，非一般意義的用人常論，實際是對有名無實的劉漢小朝廷的巨大壓力和威脅。曹丕“鳴條之役，萬舉必全”之說，其用意是對獻帝劉協施壓與威脅的進一步升級。夏商鳴條之戰是成湯滅夏的決定性最後一戰。
公元前一七六六年，成湯率兵攻伐夏都安邑(今山西安邑)，夏桀倉促應戰，西出拒湯，戰於鳴條之野(在今山西安邑西。此據臺灣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曆代戰爭史》)，“夏師敗績，湯追至涉，遂禽桀於焦，放之歷山(今山東濟南市東南)，乃與妹喜及諸嬖妾同舟，浮海奔於南巢之山(今安徽巢縣西)而死。”(據張光復、李春茂《皇甫謐作品選譯》)。但是成湯滅夏桀鳴條之戰並非輕而易舉。成湯為滅夏決定性之戰許勝不許敗，其實早做了十八年的周密細緻的各項準備。夏桀雖暴，並非庸碌，但荒淫自縱，近讒拒諫，殺害老臣，一面“築傾宮”，“飾瑤臺”，一面“徵有緡”，“伐岷山”，征討不休，“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故夏政日非。夏桀雖暴虐無道，但夏政入主中原四百餘年，聲威亦然甚大。湯為夏伯，以下犯上，得人心不易。是故湯在推翻夏政之前，主要先從爭取人心入手，首先廣佈仁德，爭取夏人擁護，暴露桀罪，宣揚湯仁，削弱夏勢;其次蒐羅賢士，壯大湯威，聘請伊尹，委以國政。孟子贊伊尹謂：“思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並稱其為“聖之任者，”再次，伊尹自為間諜，深入夏境以觀其弊，並收集情報以資決策。故孫子謂“殷之興也，伊摯在夏……聖君賢相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複次，湯與伊尹僅以亳(今山東曹縣)七十里地為基，以各個擊破為謀，逐次兼併以擴張其勢，這是由小到大，由弱漸強的基本戰略。故《孟子·滕文公下》謂“湯始徵，自葛載。十一徵而無敵於天下。東面徵而西夷怨，南面而徵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湯自夏桀三十五年(公元前1784年)遷亳後，次年即開始征討葛(夏之葛國，今河南省寧陵)依次又徵滅洛，荊韋(今河南滑縣)，顧(今山東範縣)，昆吾(今河北省濮陽)等，凡二十七徵。一日歸湯者三十六國;又次，夏桀無道，罪諫者，湯使人哭之，諸侯皆叛桀附湯，同日貢職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悉服。至鳴條之役，夏師遇湯，一觸即潰。故獲全勝。自桀三十五年(公元前1784年)至桀·五十三年(公元前1766年)始滅夏，其間經過十八年兼亻並 擴張，終有天下。終次，鳴條之戰，決勝帷幄。《中國曆代戰爭史·商代戰爭史》謂：“鳴條之戰，湯取大迂迴之行動，由黃河南岸西進，至潼關附近始渡河而北，然後由河曲部迂迴夏都之西方，約其後退之路，出其不意，迫桀倉促應戰。實為大迂迴作戰切斷後方退路之創例。至《尚書》所謂‘湯嘗為臣，慚而且懼，故出其不意，云云，實書生之見。由湯敗桀後，追之三月，囗放之南巢之行動觀之，可見其徹底摧毀夏之統治，早已成竹在胸也。”
又謂“綜觀湯之滅夏，出於長期之謀畫，其深謀積慮，持之久遠。舉凡近代所謂心理戰，宣傳戰，間諜戰，宗教戰，孤立戰，以及大規模戰略迂迴行動與斷敵後方退路，均一一加以運用。洵為戰爭史上卓越不凡之戰例。”桀雖有才力，“能伸鉤索鐵，手能搏熊虎，”然不悟“湯遠道而來，利於速戰，桀如據城守之，避不與戰，俟湯兵疲力衰時，再予反擊，則勝敗之數殊未可知。但桀昧於此理，終以致敗。”
曹丕“鳴條之役，萬舉必全”之說，乃對湯伐夏桀而有天下之史，於胸洞然，以十八年環環相扣，步步為營，鳴條之戰，畢功於一役，確實是得盡天時、地利人和之利，故必獲全勝。但夏桀未能以逸待勞，突出反擊。對成湯而言亦不無“明德通靈，降福自天。”詳曹丕此詩，表明了以下幾種意圖：一，對獻帝劉協來說，必須效法堯舜之禪例;二禪讓，唯利天下而不唯利一人;三、以湯伐夏，利享人天。今以魏代漢，亦理出自然;四、最後通諜，志在必得。
由此可知，這確實是曹丕籌逼劉協退位的一首最後通諜之詩。“鳴條之役，萬舉必全”，已對堯舜之禪，迫不及待。如獻帝執迷不悟，不甘自覺退出歷史舞臺，亦不妨實踐以湯滅夏故事。故《三國志·魏書·文帝紀第二》謂“漢帝以眾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諮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群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茲。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採，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祈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為壇於繁陽。庚午囗，王(曹丕)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囗僚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公元220年)，大赦。”
至此，曹丕完全實現了“堯任舜禹，當復何為”的預期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講，比曹操“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的既定方針更為圓滿。因周文王雖賢，但周武王需經牧野而伐紂始得，與曹丕兵不血刃而又享禪讓之譽實不可同日而語。非舜，堯不會禪讓的。
曹丕在詩的最後謂“明德通靈，降福自天”，這裡邊話是很自信的。認為曹魏受劉漢之禪就如同舜受堯禪一樣，也是上天的安排，因為那是順天應人之舉。然而曹丕所言堯舜禹之禪，為借公以掩私而已。堯禪舜，舜禪禹之前，都是將要受禪者視為候選對象，多少年前薦之於天，交給最艱鉅的任務，讓各部族首領觀察監督，閱品德、考實績，能為天下主者可共尊之，有強授之事，無自爭之典。無論授受，皆以天下為公。今曹丕借父餘烈，強迫劉協棄位而自奪之，猶託堯舜之事而自美，實乃不知耳心 之大者。而劉協已德衰勢孤，更無力統御大邦，仍無意自動退出歷史政治舞臺，亦乃不知羞之大者。天命歸有德，此過去現在未來唯一無二之公理。
《勸忍百箴·事君之忍第八十四》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曹操曹丕父子皆為百心而事獻帝，如聞此語，亦應慌愧無地。而蜀相諸葛亮則對後主的《出師表》謂“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曹丕必讀諸葛此表，實不知如何咀嚼其味?《安士全書·陰陟文廣義節錄·忠主》謂“忠字從心，則非貌為恭敬可知。故捍災御患忠也，奔走後先忠也。以人事君亦忠也。若夫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民有疾苦而不上聞，君有恩膏而不下降。以催科為奉法，以刻核為精明。此正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者也。烏乎忠。”曹丕乘獻帝勢孤，以逼宮為禪讓，不唯於忠無涉，更損陰德之甚，實難言喻。而諸葛亮之忠誠足可泣鬼神矣。曹丕雖生貴胄之家，才德未具，兄弟行中，互戕稱雄，憑藉父功，炙手可熱，脅劉協而盜國，強名為禪。
然釋迦氏《佛說業報差別經》謂“復有十業能令眾生得大威勢報。
一者，於諸眾生，心無嫉妨;
二者，見他得利，心生歡喜;
三者，見他失利，起憐愍心;
四者，於他名譽，心生忻悅;
五者，見失名譽，助懷憂惱;
六者，發菩提心，造佛形象，奉施寶蓋;
七者，於己父母及賢聖所，恭敬奉迎;
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
九者，勸人修行大威德業;
十者，見無威德，不生輕賤。以是十業，得大威勢報。”
曹丕愚味，不識因果，以逞私智為能。迍如邅如，履險於湯鑊。天堂未就，地獄先成。豈不聞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曹丕威勢生風，以佛經而論，實乃前生中造大威勢業，故此生得大威勢報。今生昧於此理，又不善護持，逼宮盜國，重造惡業，自損福德。不但未享永年，而魏祚又何可久哉?蓋自三王以後，世無真禪者。一逼而已矣。
【文丨鄭世昌先生。作者系立身國學網指導委員會委員、中華文化復興聯合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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