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發佈的數據，今年清明節假期，全國共查處酒駕醉駕違法行為3300多起。數據顯示，2019年1月至10月底，全國共查處酒駕違法行為170萬起，查處醉駕違法犯罪行為30多萬起。值得注意的是，違法行為人酒駕醉駕之後找人頂罪現象，已經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記者檢索發現，自2014年以來，此類案件數量呈不斷攀升趨勢（據4月9日《法制日報》）。
酒後駕車特別是醉酒駕駛機動車輛，一旦釀成人員傷亡的交通事故，不僅要承擔事故的全部賠償責任，還要為此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酒駕或醉駕者如果能在發生事故的“第一時間”找人“頂包”，從法律角度和事故責任的認定方面，則完全是另一種概念。如果僥倖能夠瞞天過海，酒駕醉駕者不僅可以全身而退，僅需承擔責任部分的民事賠償，原本因酒駕醉駕所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也會因有人“頂包”而無法得到追究。
酒駕醉駕肇事後找人“頂包”，早就不是新鮮事，儘管絕大多數“頂包”都難以逃脫警方的慧眼，但因為查處醉駕行為在時間上具有滯後性，也很難排除有“頂包”成功的個例出現。雖然“頂包”能成功的概率極低，但因為“頂包”所付出法律成本很低，即便是“穿幫”，往往也不過是被警方“嚴厲批評教育”了事，念及親情、友情以及受到某些利益的驅使，某些人還是願意甚至會主動替酒駕醉駕者“頂包”。
雖然不少地方已經將為酒駕醉駕“頂包”者，按“包庇罪”進行了刑事追究，但總的來說還不普遍。大多數“頂包者”往往只是受到行政處罰甚至“批評教育”；比如今年2月24日，江西省萍鄉市交警查處的一起醉駕頂包案件，真正肇事者魏某不僅無證還是醉駕，發生事故後，同車人黎某卻為其“頂包”，在被警方識破後，黎某僅僅受到了“嚴厲批評教育”。
“頂包”成功，不僅讓真正酒駕醉駕肇事者逃避了法律處罰，頂包者能夠收穫巨大的“人情”利益；即便是“頂包”敗露，也不過是“挨熊”幾句，這樣的責罰“不對等”，必然無法遏制有人願意甚至主動為酒駕醉駕肇事者“頂包”的衝動。因此，在筆者看來，既然為酒駕醉駕“頂包”完全符合“包庇罪”的特徵和構成要件，就非常有必要一律按照“包庇罪”進行刑責追究。否者，就無法震懾“頂包”犯罪。
給醉駕的危險駕駛行為“頂包”，既嚴重侵犯公共安全，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還妨害國家的司法秩序，此種違法乃至犯罪行為的屢屢出現，說到底還是所付出的法律“成本”太低，難以起到相對應的震懾作用，在對“醉駕入刑”的同時，對欲讓醉酒駕駛者脫罪的“頂包”行為，本身就應該按刑責追究。也只有讓醉駕和“頂包”共同“入刑”，才能發揮出“相輔相成”的作用於效果。(作者:朱永華)
* 以上只是作者個人言論，不代表本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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