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本質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真正去想象、理解和描述農業、農村、農民？又應該如何去實踐？
我以前總覺得討論鄉村問題還沒到時候，現在我倒覺得是一個機會，真正把鄉村作為一個問題來研究。我們需要反思的是，長期以來我們整個對農村的理解是不是在討論鄉村問題？實際上不是的。實際上你去鄉村搞事，包括現在的“三農”命題，很多時候都只是人為造出來的。前幾年，我在鄉下看到很多人拿著相機在拍，拍了就是為了搞規劃，搞設計。
這裡涉及到我要討論的事情的第一個問題，我們的討論是不是真正在討論鄉村問題。現在大量的研究背後的關注點都帶有很強的政府思維，這種政府思維不是鄉村本身需要的命題。在這種思維下，研究者和行動者有兩種非常強的導向：一種導向就是政府要去農村搞事，就把這當成一種主流的導向；第二是比較強勢的知識分子期望藉此尋找話語權，這兩種導向對於鄉村的發展都是非常有害的。第一種導向是整個鄉村現在很多問題的根源，第二種導向實際上是知識分子的話語在誤導對鄉村的研究。
先從第一種導向說起。現在政府的政策究竟是不是在講“三農”？最熱的時候很多人在講“三農”，但實際上講的並不是“三農”問題。政府實際上講的是農業問題，農業問題講的就是增產，是產多少糧食。產多少糧食跟農民有什麼關係？是你要更多的糧食，是你要多增產糧食。糧食增產是農業部部長每年要說的事，你到農村去，你看農民關心的不是這些事。比如，我們第一位關心的是農業，第二位才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也不是說農民本身出了問題，實際上是你覺得他會給你帶來問題，所以你去“關心”他。
我印象很深的是農民負擔問題，以前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時，我回老家的時候，村民都不理我們了，包括村裡面我的親戚都不理我們了。更早的時候我回去，他們都是給我送雞蛋的，但後來我回去他們卻見著我扭頭就走，我說怎麼都不送雞蛋了？他們說，還送雞蛋？現在一畝地才產400塊錢，你們要收走500塊錢。那個時候的農民負擔特別重，它作為一個農民問題，是你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到了後來，城市化加速以後，農村出現了糾紛、上訪，這些問題涉及的很多是農民權利層面的問題。這個時候政府“關心”農民，他們擔心的是農民問題嗎？不是，他們還是擔心自己所面臨的問題？這幫農民老往北京跑（上訪），怎麼才能不讓他們往北京跑呢？事實上他關心的是這個問題。
“農業問題”，真正關心它的也是城裡人。“農民問題”也是政府擔心農民會來“搞事情”。如果真有“三農問題”，那麼最弱的是“鄉村問題”，從來沒有人真正關心這個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整個研究範式的問題。我們目前的研究範式很大的一個侷限就是，沒有把鄉村作為獨立的研究單位來展開。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關心的很多問題，比如農民問題、農業問題，都是政府關心的問題，但鄉村本身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性的主體，實際上越來越被我們忽略掉了。這其中的原因有兩個，一是研究者本身關注的角度，第二個則是鄉村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歷史上的鄉村建設其實存在一個“去鄉村化”的傾向，難道真的有“三農”問題嗎？鄉村是不是真的有問題，這本身是一個問題。另外，在原來的“三農”問題範式中，一直都未真正地將鄉村作為一個問題進行關注，對於政府來講，他就不關心鄉村這個事。剛剛劉志偉教授講了，鄉村消滅不就完了嗎？消滅不就現代化了嗎？但它這一輪出的問題卻是它“衰卻不死，衰而未亡”。在“衰卻不死，衰而未亡”的情況下，鄉村就成為了一個問題。原來沒有覺得鄉村是一個問題，以為只要鄉村消亡就行了，但它卻老是消亡不了。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無法從鄉村自身的主體性來理解鄉村，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與特定的研究範式或視角有關的。換言之，這次中央提出鄉村問題可能的一個進步，是讓我們真正開始關注鄉村問題。從研究範式來講，就是要把鄉村作為一個主體來進行關注。
近代的研究實際上有兩個很大的分野，一個就是純西式的研究，比如，卜凱等人的研究，他們講的是農家經濟；另一個則是以費孝通先生為代表的研究，費老講的是江村經濟，他們是以村為基本單位觀察，與西方範式以農戶經濟為單位是非常的不同。我讀了費孝通先生的作品以後就感覺到，要對鄉村的結構給予高度的關注，相反我們現在的研究對鄉村結構的關注實在是太少了。我們老是想改造鄉村，從來沒有思考鄉村幾千年活得其實也挺好的，只是進去的人說他們怎麼那麼苦啊，他們怎麼那麼窮，他們怎麼那麼落後，就像鄉村建設派進去了嫌別人愚昧而要教人家識字。我覺得費孝通先生講的事情就是要讓我們反思：鄉村有其固有結構，這個結構是鄉村得以穩定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學術界對這個結構的關注是不夠的。鄉村到底是什麼結構呢？費老認為這是個“有機配合”的結構。農民從來就不是一個純農民，他同時也是一個工匠。當年我高考的時候就想著，要是沒有考上大學，我就準備去做木匠。我們農村的小孩過年最希望的事情是裁縫到家裡來，裁縫來家裡做衣服的時候，小孩就可以吃到肉。傳統鄉村的結構是一個農工互補，這是它的業態。它的經濟從來就不是農戶經濟，它的農業和手工業是相互配合的。 研究者在現實中看到的中國鄉村農戶，它從來就不是西方意義的農場。我去年春節帶著學生下去農場跑，學生問返鄉回來的農民，你幹嘛（工作）了？這些農民說自己“種地也沒幾個”，那他大量的時間都幹嘛去了呢？你問他，他自己也講不清，他說今天幫人砍了樹，明天放了兩頭豬，後天又賣了點什麼東西。那這叫什麼職業？當我們說他是一個農民的時候，實際上他在業態上是有機配合的。但這個我們不說你是農民，我們說你就是種地的，事實並不是這樣的，所以說這是我們要關注的。
鄉村被破壞往往是因為有外力的介入和影響，這些外力很多時候是因為各種因素（包括思維）的誤導。這種外力破壞的是鄉村的有機結構，一旦這種有機結構被破壞，鄉村就要出問題。從費老的分析來看，近代以來，歷次的鄉村危機都是因為這種有機結構被破壞掉了。它首先破壞鄉村“農”以外的業態。近代的時候是西方的工業產品，比如洋火、洋材、洋布等，把鄉村工業幹掉了，農民就歸到了“農”。“農”只是維持生計的手段，當農民的生活和生計都壓到“農”上，所導致的結果就只能是貧困。貧困以後就是鄉村的人往外跑，鄉紳也往外跑，鄉村的整個治理就由此而壞了。城鄉的結構也是這樣的。我最近也在反思這件事，城鄉關係的核心是什麼？一定是鄉村有東西跟城市換，如果鄉村只剩下農而沒有工，那麼鄉村就沒東西，只夠鄉村吃飯了，沒有可以跟城市交換的東西了。一旦沒有了交換，城鄉這個結構被破壞掉了，這是第一次鄉村結構的被破壞。第二次鄉村結構的被破壞是自己搞的，比如計劃時期的工業化，它跟近代的工業化導致鄉村的危機是一個道理，它也是把鄉村的產業完全窄化了。以前是洋貨衝擊了鄉村工業，但這一次卻是我們自己搞的最強工業體系鬧的，鄉村本身的產業窄化為只有糧食和種植業。這樣的結果就是整個鄉村原來的結構裡面的農工全被破壞掉了，這樣農民只能是更加貧困，農村可以跟城市交換的東西更少。所以，這一時期費孝通回到鄉村所看到的便是蘇州的有機循環又被破壞掉了。鄉村結構最好的狀態是1980到1990年代初，那時候恢復的恰恰就是鄉村中的有機結構。當農村經濟多樣化，農民可以搞副業，可以養雞，可以賣雞蛋；接下來又可以搞鄉土工業。剛剛劉志偉教授也講了鄉鎮的發展，事實上當時既有鄉鎮企業也有小城鎮化。正是通過這些環節，鄉村的有機結構又恢復了。我認為，當前這一輪鄉村的問題主要是出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我反對只要城市化和工業化就一定得現代化，這裡鄉村問題的核心不是要不要工業化的問題，而是工業化的方式。
我們這一輪工業化、城市化的方式導致了幾個負面的效應。一個是原來的鄉土工業和城鎮徹底衰敗。第二個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道路本身有問題。我們的農民進城和進入工業基本上都是“撞”進去的，“撞”進去之後政府還不准他們“落地”，這樣農民又只能被動地回到農村。農民被動回村又產生了兩個結果：其一是鄉村本身結構的重組與世界形成反差。大家都關注到中國農業的產值份額下降了，就業結構也下降了，但我們的產值和就業結構這兩個層面的下降與世界差別很大。我們農業的產值份額佔5％，但就業份額卻佔20％，接近30％，這是一個與世界的反差，原因是農民進城之後在城市沒有待下來。其二是農業報酬上不去。以前講現代化農業時只講產值和就業兩個份額的下降，卻沒有人講農業報酬的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是使得農業越做越強，但我們是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之後，在就業份額下降的同時，農業的報酬卻越來越低。這兩個結果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農民更往外跑。這一輪農民向外跑的重要原因就跟農業沒搞頭、鄉村沒有希望有直接關係。這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方式。這一輪政府主導的城市化和園區工業化的模式導致鄉村結構被破壞得更加嚴重，最後導致了鄉村衰敗。這是我跟大家講的第二個大的方面，做鄉村研究和鄉村發展一定要關注鄉村的結構。鄉村有它自身的結構，如果破壞了這種結構，無論是西方市場經濟的方式還是計劃經濟的方式或是工業化的方式，都有可能導致鄉村更加衰敗。 第三個大的方面是做鄉村研究或鄉村發展需要做一點預警。當下這一輪可能是歷史上最強一波的外力進鄉村，它所導致的對鄉村的破壞，是需要高度關注的一件事。這一輪的外力可能是所有歷史的外力都沒法比的，而且這種力量進到鄉村以後，由於我們對整個鄉村現在的狀況認識不足。我們對現在的鄉村治理、鄉村產業、村莊居住，這些東西全部都沒有充分的認識。這次外力下鄉村以後，給鄉村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可能我們現在要有預判，但這個預判的背後是什麼，最危險的也是前面劉志偉教授所講的，大家都覺得鄉村是該衰敗的，該消失掉的。現在我們要做的預判，首先就是中國未來的鄉村是不是一定會消失。如果是鄉村一定會消失，鄉村都死掉了，無非是你痛苦一點；如果鄉村不滅，則要另當別論了。這個是需要有一個宏觀的判斷。以我自己的認識來看，鄉村也是不會消失的，但面對鄉村我們要解決是“衰而未亡”的問題，這就是一個制止鄉村“衰”的問題。針對這個預判，我們要做一些研究，看鄉村的未來是不是村莊的終結。再一個，我們要對農民好好做一些研究。我們已經形成了非常強的慣式，農民是什麼樣的？我們通常只是下意識地按照我們的理解來想象農民，而對農民沒有進行好好的研究。我離開發展中心的時候參加過一次精準扶貧，那次可是把我教訓深刻了。在雲南的一個村子，一戶貧困戶家前面有一塊溼地，那時我還在政府機關工作，還帶有很強的政府思維。我對那個農民說，你翹著二郎腿，聽著音樂，怎麼不養一頭牛？他看了我兩眼，又繼續哼著他的音樂。我又說，你應該出去做點什麼事，他又看了我兩眼，又接著聽音樂了。這個農民不是我們想的那樣子，我們老是以我們以為的農民的樣子去認識他、改造他。我們要重新認識農民，要認識現代農民的變化，到底哪些變了哪些沒變。尤其是變了的東西，哪一些變了，我們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時間去研究。到底什麼是農民？什麼是現在這個階段的農民？舉一個例子，前一陣我帶一個學生到鄉下去做調查，這個學生看到一群農民戴著斗笠，用一塊布把臉罩著，騎著摩托車從城裡往家趕。我的學生就在那兒拍照，我問他在拍什麼，他說，劉老師你看這一群人是什麼？我說是農民啊，他說不，這是一幫產業工人，農民階級已經消失了。這個事其實說明現在的農民不同於以往的農民，那現在的農民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我們沒有好好研究。 其三要好好研究村莊。我們對村莊的研究更多是把它當成一個物理空間，村莊有它自己的重要性。我們一般認為，整個中國的鄉村是兩個載體，一個是小農，一個是村莊。村莊是各種關係的總和，這些關係又是由制度串起來的，村莊就是由各種制度串起來形成關係的總和。村莊之所以不滅，就是因為這些關係不滅，這些權利不滅，這些制度不滅。這些制度還有它的倫理規範，這些都需要我們好好研究。村莊的形態是要高度關注的，傳統的中國村莊以農業為半徑的，未來村莊對農民意味著什麼。我認為，未來村莊的形態至少在兩個層面會發生很大的變化：一個是農耕半徑的變化，第二個是村莊對村民的意義。村民要村莊幹什麼，村莊是他的根，這根不是為了回來種地，即便以後幾個村合併在了一起，這個認同發揮作用也不一定非要在原來的村莊物理空間裡。第四個需要關注與研究的就是城鄉關係。鄉村用什麼東西來跟城市交換，這是城鄉關係的起點，不是城市去鄉村做什麼。作為我們思考城鄉問題的基礎，鄉村到底用什麼跟城市去建立這個有機聯繫。現在很多人關注的是什麼呢？城市到了哪，哪裡的鄉村就能活，現在都是這種思維。你仔細想想是這樣的嗎？鄉村沒有東西與外面去交換，就斷掉了。城市再多的東西進到鄉村，鄉村也起不來，核心是鄉村到底什麼東西可以跟城市對流與交換。我前面提醒大家一定要關注鄉村的新變化，這其中也包括農業。農業是我們誤解最深的一件事，我們認為農業就是讓人吃飽肚子，把人從瘦子吃成胖子，這是有問題的。如果農業就是種植業，農業就停留在這個概念上，鄉村是不會有希望的。到底什麼是農民？什麼叫農業？是什麼樣的鄉村？我們一定要認真研究，研究它們的變和不變。現在是到了真正開始做鄉村研究的時候，不管城市化到80％、90％，從鄉村作為本位來研究鄉村問題現在才開始。我們原來都只是研究農業，捎帶研究一下農村，把鄉村作為一個單獨的載體、一個研究單位來研究，現在才開始。
鄉村發現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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