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謨訓誥
“典謨訓誥”中的“典”為立國的基本原則；“謨”即治國計劃；“訓”即大臣的態度；“誥”即國君的通告。“典謨訓誥”是《尚書》中的《堯典》《大禹謨》《伊訓》《湯誥》的並稱。泛指經典之文。
這一成語典故出自孔穎達《尚書序》。
孔穎達（574年—648年），字衝遠 （一作仲達 、衝澹），冀州衡水（今屬河北）人，唐朝經學家，孔子的第三十一世孫。生於北齊後主武平五年（574年），八歲就學，曾從劉焯問學，日誦千言，熟讀經傳，善於詞章。隋朝初年，隋文帝頗重儒術，“超抉奇雋，厚賞諸儒”，自京師達於四方，大興學校，廣置生徒。“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被史書稱為：“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孔穎達也在這個時候走上了正規學習的軌道。因悟性特佳而“日誦千餘言，暗記《三禮義宗》”，年長一些後，尤其明悉服虔所注的《左傳》，鄭玄所注的《尚書》《禮記》，王弼注的《周易》，還兼善歷算之學，亦長於解屬文，被選為“明經”，對策高第，授任河內郡學博士。後來，隋煬帝廣徵天下宿儒，集中於洛陽，令國子秘書學士與天下大儒辨論，門下省納言（侍中）楊達評第高下，以穎達為最。由於當時孔穎達年少，“先輩宿儒”對比不上他而心懷羞恥，於是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孔穎達，幸得楊玄感將孔穎達藏於府中，才使孔穎達倖免於難。之後，孔穎達補官位空缺而成為太學助教。因為隋末戰亂而避亂於武牢，唐太宗平定王世充時，引孔穎達為秦府文學館學士，任國子監祭酒。曾奉唐太宗之命編纂《五經正義》，融合了南北諸多經學家的見解，是集魏晉南北朝以來經學大成的著作。
孔穎達《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
“先君孔子，生於週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殳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
這兩段話的大意是：伏羲、神農、黃帝三皇時代的書籍，叫作“三墳”，都是講天人關係的重大道理的；少昊、顓項、高辛、唐堯、虞舜五帝時代的書籍，叫作“五典”，則是講治理天下的恆常道理的。到了夏、商、週三代，雖然設施教化和三墳五典不同屬一類，但是三代書籍中那些雅正文章的深奧涵義，題旨與三墳五典卻同屬一理。因此，歷代都把它們看得很寶貴，當成最高準則。演說八卦的，叫作“八索”，主旨是求索八卦的涵義。記述九州的叫作“九丘”。丘，是聚集的意思。內容是述說九州所有的，土地所生長的，風氣所適宜的，這一切都彙集在這種書裡。《春秋左氏傳》說：“楚國左史倚相能夠閱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說的就是上古帝王遺留下來的這些書籍。
孔穎達又說：我的祖先孔子生於周代末年，看到史籍中那些煩瑣的文字，擔心閱讀它們的不能專注於一，於是就修整並編定《禮》《樂》，使舊有的篇章次序更加顯明，刪減《詩經》為三百篇，依據歷史記載整理《春秋》，完善《易》的原理而廢棄了“八索”，闡述職方的職責而排除了“九丘”。整理三墳五典，時間斷限，從堯舜往下，到周代為止。刪除煩瑣雜亂的文字，削去虛浮不實的言辭，揭示其大綱，提取其要點，使之足以流傳後世，讓後人據此制定規範，施行教化。整理出的典、謨、訓、誥、誓、命各類文章共一百篇，目的是用來弘揚那些根本道理，讓國君看到範例。從此，帝王的法度就明白地昭示出來，可以建立並實行了，三千學生也都學到了其中的道義。
由於《尚書序》中“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的話，“典謨訓誥”便成了成語。其中的《伊訓》《湯誥》是伊尹、商湯於商朝的都城亳（今商丘）所作，無二者不成典謨訓誥。因此說這一成語源於商丘。
例句：“堯、舜、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唐代康駢《劇談錄·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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