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要相信記者？
因為記者在信息的蒐集、整理與報道方面有權威。現代社會分工愈加複雜， 整個社會的規模變大，我們每天要忙於自己的事情，需要有專業的人來為我們提供遙遠地方發生的事情。
所以在學術界一直有研究記者“職業化”（profession）框架的傳統。討論記者如何通過職業化的教育、規範、訓練使得記者們成為合格的新聞報道者。
但是到芭比·澤利澤（Barbie Zelizer）這裡，就提出了不同意見。在她看來，記者的權威性，不只在於記者如何“做”，也在於記者如何“說”。很大程度上，我們對於記者的信任，也基於記者對自己的介紹和闡釋。
這種說法的理論根基在於社會學中存在這樣一種立場，即我們所生活的現實，其實是人們建構出來的。比如，很多我們以為的重大事件，其實本身並沒有非常高的重要性，而是人們反覆強調這件事本身意義重大，於是人們便逐漸相信了，成為所謂的“熱點時刻”（hot moments）。這些人對這些事情的言說，就是話語（discourse），藉助於話語，他們讓我們相信了這些事情和時刻的意義。
但這種視角並不是說認為這些事情本身就是假的，而是強調我們要意識到，這些意義的生成，並非天經地義的，其背後有人為的建構。澤利澤在這裡舉的例子，就是美國新聞業的記者們，他們的權威其實源於對重大公共事件報道的兩個途徑，一個是事件本身發生時他們身處其中，在事情發展的過程中進行報道，建立自己的職業共同體，對外形成自己的權威，另一個是，隨著事情的發展，這件事情本身已經結束了，但是他們通過對事情進行再闡釋，依然可以確立自己的權威。澤利澤在這裡，稱前一個為“當時的闡釋模式”（local mode of interpretion），另一個為“延時的闡釋模式”（durational mode of interpretion）。通過這種“雙重事件”的解讀方式，記者們形成了自己在信息提供方面的信任基礎，從而構成了一個事實上的基於闡釋而構成的群體，也就是“闡釋性群體”（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為了說明她的這種觀點，澤利澤舉了兩個我們耳熟能詳的例子，抓住其中的話語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首先是水門事件。
記者把總統拉下馬的傳奇故事。這件事情發生的當年，華盛頓郵報的兩位記者就拿各種獎拿到手軟，普利策等等，也受到新聞界以及其他各界鋪天蓋地的讚揚，並且為新聞報道樹立了標杆，這是容易理解的，並且引起人們對於信源的極大關注，推動新聞業專業化的進程，這是當時的闡釋模式。而在這件事情過後出現越來越多圍繞這件事情的話語，包括追憶性報道、當事人寫的暢銷書、電影等等，形成了延時的闡釋模式，而這種模式又與當時的闡釋模式差別很大。
比如，依然是這兩人，他們在延時闡釋模式中，把這件事情從信源技巧的討論，轉向更廣闊的的新聞實踐中調查性報道的推動。這種故事模式，開始逐漸取代前一種闡釋模式。從一中延時性的視角，這個事件此時被重新闡釋為理解新聞業的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但還不止於此，在隨後的話語中，記者們開始懷疑，這件事情到底是對新聞業有巨大推動作用，還是突出了兩個著名記者？這種話語隨時間的推進而不斷增殖。
關於這個事件的記憶，隨著事件而呈現出愈加複雜的面貌，但無論是褒還是貶，都最終將這件事情納入到記者專業性的構建之中，無論是報道技巧、報道模式以及反思，都是在為新聞業本身的專業化增進過程進行補充，尤其是延時性闡述的策略，從長遠來看，比當時的闡釋更能有利於將事件本身歷史化乃至傳統化。
這兩種敘事模式的差別是否在其他案例中也存在呢？澤利澤接下來非常聰明地選擇了一個相比之下沒那麼光彩的例子——麥卡錫主義時期的新聞業。
麥卡錫時期當時，報業先是嘲笑麥卡錫，當事態越來越嚴重時，報業通常不希望捲入其中，當然最後也是鋪天蓋地的不實報道。這件事件隨後通常被視為暴露了客觀性報道的脆弱性。但這些話語增殖是五十年代才發生的事情，最開始的報道中甚至很少提到這件事情和客觀性的聯繫。這個轉變標誌著新聞業的客觀性捲入到麥卡錫的故事中。但作者沒有回答的是，這樣的轉變為什麼會發生？之後，更多的話語開始涉及這件事，即使這些人本身沒有親身經歷過，常常以略帶歉意的方式出現。在延時性的闡釋模式中，這件事並不光彩，藉助於這件事，記者們強調了闡釋性報道（interpretive reporting）的重要性。也就是再一次地，記者們在延時性闡釋中實現了這個事件的價值，而在關於事件本身內容的當時性話語中，其實對這方面並沒有什麼涉及。
所以，上述這些例子證明，在最好的情況下，美國的記者們可以慶祝事件因為他們展示了自己通過親身經歷來實現職業化守則，而即使這一點沒有實現，記者們依然有第二次機會來使這個事件變得有意義。
正是藉助於這樣的話語，美國記者這樣一個闡釋性的社群得以形成。所以，我們要注意的是，即使是這些專業性的信息提供人員，我們依然要時刻保持警惕。
參考文獻：Zelizer, Barbie.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93, 10(3):21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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