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相信记者？
因为记者在信息的搜集、整理与报道方面有权威。现代社会分工愈加复杂， 整个社会的规模变大，我们每天要忙于自己的事情，需要有专业的人来为我们提供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
所以在学术界一直有研究记者“职业化”（profession）框架的传统。讨论记者如何通过职业化的教育、规范、训练使得记者们成为合格的新闻报道者。
但是到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这里，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在她看来，记者的权威性，不只在于记者如何“做”，也在于记者如何“说”。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记者的信任，也基于记者对自己的介绍和阐释。
这种说法的理论根基在于社会学中存在这样一种立场，即我们所生活的现实，其实是人们建构出来的。比如，很多我们以为的重大事件，其实本身并没有非常高的重要性，而是人们反复强调这件事本身意义重大，于是人们便逐渐相信了，成为所谓的“热点时刻”（hot moments）。这些人对这些事情的言说，就是话语（discourse），借助于话语，他们让我们相信了这些事情和时刻的意义。
但这种视角并不是说认为这些事情本身就是假的，而是强调我们要意识到，这些意义的生成，并非天经地义的，其背后有人为的建构。泽利泽在这里举的例子，就是美国新闻业的记者们，他们的权威其实源于对重大公共事件报道的两个途径，一个是事件本身发生时他们身处其中，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进行报道，建立自己的职业共同体，对外形成自己的权威，另一个是，随着事情的发展，这件事情本身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通过对事情进行再阐释，依然可以确立自己的权威。泽利泽在这里，称前一个为“当时的阐释模式”（local mode of interpretion），另一个为“延时的阐释模式”（durational mode of interpretion）。通过这种“双重事件”的解读方式，记者们形成了自己在信息提供方面的信任基础，从而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基于阐释而构成的群体，也就是“阐释性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为了说明她的这种观点，泽利泽举了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抓住其中的话语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首先是水门事件。
记者把总统拉下马的传奇故事。这件事情发生的当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就拿各种奖拿到手软，普利策等等，也受到新闻界以及其他各界铺天盖地的赞扬，并且为新闻报道树立了标杆，这是容易理解的，并且引起人们对于信源的极大关注，推动新闻业专业化的进程，这是当时的阐释模式。而在这件事情过后出现越来越多围绕这件事情的话语，包括追忆性报道、当事人写的畅销书、电影等等，形成了延时的阐释模式，而这种模式又与当时的阐释模式差别很大。
比如，依然是这两人，他们在延时阐释模式中，把这件事情从信源技巧的讨论，转向更广阔的的新闻实践中调查性报道的推动。这种故事模式，开始逐渐取代前一种阐释模式。从一中延时性的视角，这个事件此时被重新阐释为理解新闻业的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但还不止于此，在随后的话语中，记者们开始怀疑，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新闻业有巨大推动作用，还是突出了两个著名记者？这种话语随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增殖。
关于这个事件的记忆，随着事件而呈现出愈加复杂的面貌，但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最终将这件事情纳入到记者专业性的构建之中，无论是报道技巧、报道模式以及反思，都是在为新闻业本身的专业化增进过程进行补充，尤其是延时性阐述的策略，从长远来看，比当时的阐释更能有利于将事件本身历史化乃至传统化。
这两种叙事模式的差别是否在其他案例中也存在呢？泽利泽接下来非常聪明地选择了一个相比之下没那么光彩的例子——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新闻业。
麦卡锡时期当时，报业先是嘲笑麦卡锡，当事态越来越严重时，报业通常不希望卷入其中，当然最后也是铺天盖地的不实报道。这件事件随后通常被视为暴露了客观性报道的脆弱性。但这些话语增殖是五十年代才发生的事情，最开始的报道中甚至很少提到这件事情和客观性的联系。这个转变标志着新闻业的客观性卷入到麦卡锡的故事中。但作者没有回答的是，这样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之后，更多的话语开始涉及这件事，即使这些人本身没有亲身经历过，常常以略带歉意的方式出现。在延时性的阐释模式中，这件事并不光彩，借助于这件事，记者们强调了阐释性报道（interpretive reporting）的重要性。也就是再一次地，记者们在延时性阐释中实现了这个事件的价值，而在关于事件本身内容的当时性话语中，其实对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涉及。
所以，上述这些例子证明，在最好的情况下，美国的记者们可以庆祝事件因为他们展示了自己通过亲身经历来实现职业化守则，而即使这一点没有实现，记者们依然有第二次机会来使这个事件变得有意义。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话语，美国记者这样一个阐释性的社群得以形成。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即使是这些专业性的信息提供人员，我们依然要时刻保持警惕。
参考文献：Zelizer, Barbie.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93, 10(3):219-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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