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始行於隋唐，後世因襲之。或略有變化，然其以考試取人才，以為君主所用之宗旨則定然不變。
明代科舉始行於洪武三年（1370年），是年有開科取士詔：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淳俗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製，然但貴詞章之學而不求德藝之全......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而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庭，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 《明太祖實錄》卷五二）
明太祖畫像
詔書中將科舉的設置目的闡述得十分明確，並表示從此後決心以科舉取士為任官的唯一途徑，使那些奔競之徒改變舊行，喚起世人讀書求進的風氣。然而，事實上卻未能盡如詔書中所云。
太祖詔書頒發的當年，京師與各省均舉行了鄉試，當時規定了各地取錄的名額：京師（南京及應天各府）百名，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北平（今北京）、福建、江西、浙江、湖廣（今湖南、湖北）均40名，廣西、廣東均25名。但若人才甚多，或者人才缺乏，亦可不拘此額。次年於京師舉行會試，取錄120名，經殿試後分為一甲、二甲、三甲，分賜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這成為有明一代開科取士之始。
北京
看來似乎一切都開始走上了正軌。但是，明朝建國之初官員極其缺乏，太祖本以為開科取士可以解決官員不足的矛盾，於是從洪武三年（1370年）起，曾下令各省連行三年鄉試，以所錄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結果卻是令太祖出乎意料。前來應試的多為後生少年之輩，而那些懷才抱德之士卻都寧肯隱沒于山林溝壑，不肯前來應試。這樣的結果與太祖開科取士的初衷大相徑庭，他於是不得不考慮改變取士的方針。
洪武六年（1373年） 二月，太祖在給中書省大臣的詔諭中說道：“有司所取多 後生少年……能以所學措諸行事者甚……非聯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處科舉宜暫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王世貞：《異山堂別集》卷八一《科試考一》）從這時候起，僅開始三年的科舉考試被停罷，直到洪武十五年（1382年）才詔復行，定以三年一行。到十七年（1384年），又頒佈科舉定式，“命禮部頒行各省，後遂以為永制，而薦舉漸輕，久且廢不用矣” （《明史·選舉二》）。
明太祖劇照
科舉制度自其產生之日起，便是專制皇權籠絡與控制文人士大夫的手段。正如唐太宗見到取錄進士於榜下過時所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然而這種情形必要的前提是文人士大夫們對於做官趨之若鶩，明初的現實情況卻是一批政治上比較成熟的文人士大夫興起避仕之風，這就使得明太祖不可能像唐太宗那樣的風光，當他不得不用重刑去強迫士大夫們出仕為官的時候，科舉取士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了。
停罷科舉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太祖君主專制的淫威，科舉成了他手中的一根魔杖。當他採取薦舉制度來強迫那些不肯出仕的文人士大夫為其所用後，便又重新拿出科舉這一取士之法，並將其完善化，確為定製。
唐太宗劇照
因為這時候的情形與建國初已有所不同，那些避仕不出的元末遺民年事已高，而新朝建立後培養出的新一代文人士大夫已漸成熟。科舉畢竟較之薦舉是一種更為進步的取士制度。
但是太祖既然將科舉作為一種文化專制的手段，他所確定的科舉取士也就必然要遵循同樣的原則，對此《明史》中有所略述：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明史·選舉志》）
明太祖劇照
這裡講到兩個問題，一是考試內容，一是考試方式。究其考試內容，不僅定為四書五經，而且有更為詳明之規定：四書義主朱子集註，五經中，《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用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 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 主古註疏。至於考試答卷方式用八股文之說，今日之史家多以為並不盡如《明史》中所述，並已有專論者，於此不贅。
這一科舉程式頒行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三月初一，這時候與洪武六年停罷科舉前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了。洪武三年庚戌科開科取士的時候，就試者鄉舉士僅123人，中試者72人。次年合諸省之士會試，不過200人， 中試者120人，而到十七年頒行科舉定式後，應天府（今南京）奏是年秋闈中試229人，再至二十四年辛未科，參加會試的舉人已達660人之多，而經會試取中進士者則僅31人，與當初求士而不可得的情形相比，實不相同。
南京
經過十餘年間科舉的廢興變化，太祖才真正使之成為籠絡與控制文人士大夫的重要手段。所謂“賺得英雄盡白頭”，至此方得以符實，而曾經作為強迫文人士大夫為朝廷所用的薦舉制度，從此逐漸退轉為一種選用人才的補充形式，不再是文人士大夫們入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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