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看姚一鳴《中國舊書局》，對書中提及的浙籍書業及從業人員頗感興趣，其中的抱經樓、抱經堂更想一探究竟。抱經樓乃浙江鄞縣盧址（1725-1794）藏書之所，建於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藏書之豐可與範氏天一閣、鄭氏二老閣齊名，與浙西盧文弨（1717-1795）的抱經堂有“東西抱經”之稱。
《古今典籍聚散考》在論及二老閣藏書時說：“此閣藏書，在時間上則繼餘姚黃氏之緒；在空間上，則與寧波範氏天一閣、盧氏抱經樓鼎足而立。”[1]《中國藏書家考略》對盧址的評述稱：“至清繼範氏而起者，首推盧址，詩禮舊門，自小博雅嗜古，有喜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舊得異書，婉轉借抄，晨夕讎校，蒐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2]。
“抱經樓初次遭厄，系在太平天國時，郡城淪陷，盧氏外逃，奸民趁機入樓竊掠，論斤出賣，當時伢釐局總辦宋某蒐集五萬卷，後常鎮通道同邑楊坊以白銀二千六百兩買到十之六七。事平，學使吳和甫侍郎聞其事，屬陳魚門太守勸楊歸書於樓，楊慨然允諾，不受值。蓋太守與楊有連耳。書還故樓，一時傳為佳話。盧氏後人每歲曝書日祀楊於樓以為報。”[3]抱經樓再次遭厄，乃民國五年（1916），盧氏後人將全部藏書賣給書商陳立炎，終至書佚樓存。
1995年，因舊城改造，抱經樓所有構件被拆落，計劃移建到天一閣；在本世紀初，門樓的拆遷材料，堆放在天一閣院子的一個角落裡，礙於門樓高過天一閣屋頂，故始終未獲重建；時至今日，“抱經樓”門樓始終未見，能看到的只有已作商店之用的“抱經廳”，憾無藏書之韻味。
那抱經樓再次遭厄散出的藏書都去哪裡了呢？
一
“抱經樓藏書之出售也，價在兩萬元以上。其時上海舊書店寥寥無幾，營業皆狹小，資本亦短淺，對此無敢問鼎。立炎得沈知方、魏炳榮之助，毅然往購。比之寧波，為範氏所知，訴於當地官紳，援舊案[4]拘之。上海書業公會同人聯名電請保釋，復請人再三疏通，歷旬日而事解。盧氏書雖全部運滬，惟其舊刻《四明志》數部，則仍留歸甬人保藏。時知方任中華書局副經理，別自設進步書局編輯所於三馬路惠福裡，遂闢進步書局樓下西廂房，以陳抱經樓藏書，而顏曰[5]古書流通處。（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6]
也就是說，抱經樓的藏書除了“《四明志》數部，則仍留歸甬人保藏”，其餘“盧氏書……全部運滬”由陳立炎花兩萬多元買下，存放於沈知方（1883-1939）進步書局樓下西廂房，並以此創設了古書流通處。陳乃乾（1891-1971）曾有“三十年來，大江以南言版本者，書肆以古書流通處為第一，藏書售出者以抱經樓為第一。……抱經樓藏書目錄，錢竹汀[7]曾為之序，但僅記書名冊數，尚未刊傳，餘擬據原書勘對，箋其板刻。”[6]的慨嘆。
據《古書流通處舊書目錄》，盧氏抱經樓售與古書流通處藏書“共有二千另三十六種，計五萬六千三百七十八卷，其中以集部書為最多，有九百三十四種，計二萬另七百七十一卷。”[8]“但古書流通處主人迫於償債，匆遽散售。”[6]令陳乃乾不勝惋惜，錯失了趁古書流通處收得全部抱經樓藏書之機以原書勘對盧目之意，尤其是箋其版刻。
二
“其第一批售於某君者，不論抄刻，任選一千冊，獲值一萬元。書皆原裝，每冊厚至二三百頁，且大半有曹倦圃、朱竹垞諸人手跋。若在今日，每一冊加襯紙，可改裝六冊，其價當百倍矣……（陳乃乾《上海書林夢憶錄》）”[6]
“某君者”未知所指何人，但劉氏嘉業堂購得許多。抱經樓書“唯史類頗有佳本，皆為劉翰怡[9]所得，中有浙江一省、蘇松兩郡方誌。”[10]另“若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即崑山徐氏[11]進呈副本。他若抄本明袁袠《皇明獻實》、抄本明範守質《蕭皇外史》、抄本明黃景昉《國史唯疑》、抄本無名氏《南渡錄》皆極罕見者也。”[12]“聞其中有修文殿《御覽》一部，《圖書集成》一部，各定價一萬元。《御覽》是明人偽造之本，《圖書集成》翰怡又先得朱邸一部”[13]，所以這兩部書除外。盧址所編的《四明文獻集》一百四十卷，未及付梓，原本亦歸嘉業堂所有。（民國《浙江文獻展覽會專號》）[14]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所記晚年為劉氏鑑定、校刻圖書事頗詳，丙辰六月“初三日午後，……翰怡適來，持《初學》集二函二十四冊，言新得太倉繆蘅甫（朝荃）遺書，內有初、有學兩集，《初學》已有藏本，故以見贈。……又以書目大小九冊見示，雲是鄞中盧青厓抱經樓所藏，此間書估集股四萬七千元往捆載而來。初以為奇貨可居，意在曹子建，索價至十八萬元，自項城斃，欲炎一落千丈長，累減至三分之一。據云有六七萬即願售，其本由息貸而來，月息所耗不貲，債家又索歸甚迫，故並願先售其半以歸本。翰怡屬擇其尤標出之。”[13]由此可知，抱經樓的藏書在袁世凱逝世（1916年6月6日）前應該已到上海。而劉氏能夠在“丙辰六月初三日”（1916年7月2日）拿到書目、知悉內幕，自然是屬於小眾的目標或意向客戶。
劉承幹《求恕齋日記》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9月）進一步印證與補充了劉氏購存抱經樓圖書的史實，從日記的時間與內容分析：“丙辰年八月二十”（1916年9月17日）是陳、劉間的首次交易；所顯示的交易次數雖僅三次，但每次的交易金額應該稱得上是大宗買賣。難怪倫明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戲稱：“抱經堂外抱經樓，此日盧家嫁莫愁。萬卷校讎何處去？綠籤碧軸盡歸劉[15]。”[16]
日記原文摘錄如下：
“丙辰年八月二十。與古書流通處購乾隆四年刊二十四史（缺五代史一種），六百元。又購舊抄《五代史》一種。其書為邵二雲學士從大典中輯出而箋註之。
丙辰年十月初九。古書流通處陳立園（炎）來，與購書六十種，內舊抄三十種，計洋二千三百元。
丙辰年十月十日。與古書流通處購書六十二種，二千一百元。”
上世紀四十年劉承亁上海寓所藏書大半出售；至五十年代初，南潯嘉業藏書樓圖書及刻書版片，由劉氏捐贈浙江圖書館；所剩圖書大多售於復旦大學圖書館；至八十年代初，《嘉業堂藏書目錄》歸於復旦，日記及函稿歸藏上海圖書館。
三
從前引《緣督廬日記》“初以為奇貨可居，意在曹子建，索價至十八萬元，自項城斃，欲炎一落千丈長，累減至三分之一。”可以推測陳立炎得抱經樓藏書後首要的目標買家很可能是與袁世凱有密切關係者。
近人吳則虞先生《續藏書紀事詩》“袁克文、方爾箴”一詩下，借用了葉昌熾《緣督廬日記》中的這段內容曰：“鄞中盧青厓抱經樓藏書出，書估集四萬七千元捆載至滬，意在曹子建，索價至十八萬。自項城斃，欲炎一落千丈，抱經樓之書始終未歸抱存也。”[17]已明確無誤地將陳立炎的首要目標客戶鎖定於袁克文了。
宋龍山書院刻本《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袁克文跋
吳則虞先生雖認為袁克文“抱經樓之書始終未歸抱存也”，但事實上當年袁氏還是略獲其中的至精之品。《輯釋》“宋龍山書院刻本《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一篇中，即據相關記載及《寒雲日記》《寒雲手寫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種》並袁氏題跋手跡等，述此書“曾為四明盧氏抱經樓舊藏……1915年秋，盧氏藏書求售，傅增湘曾進言當局，請求京師圖書館購藏，因政局多變而未果。後為上海書商陳立炎以三萬五千金購得。陳立炎購得盧氏藏書之後，在上海設立古書流通處售書。1916年九月二十六日，袁克文購得此書，並手書題跋。”而由袁氏該跋所記，“《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序後有龍山書院木記，審為南宋建本，精完可寶。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書，歷二百餘年，乙卯始為滬賈誘出。宋本精者，惟開慶《四明續志》與此二書，今皆歸予篋中。時丙辰九月，棘人袁克文記於滬寓。”[18]
袁氏手上的開慶《四明續志》與《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兩書，據《輯釋》最終也都已歸國家圖書館，但也有說“已輾轉歸藏於北京圖書館”[18]的。
四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四《史部二》在記述《華陽園志》（明嘉靖四十二年張佳胤刊本）時說：“此本舊藏四明盧氏抱經樓，壬子冬十一月，餘觀書於四明。即見之，詫為奇秘。乙卯秋，盧氏以藏書求售，餘為言於當道，乞收儲京師圖書館。會政局多故，事遂中輟，為書估陳立炎以三萬五千金得之，一時星散，而此書竟轉歸餘篋中。”雖說“三萬五千金”與前述“價在兩萬元以上”“四萬七千元”出入有點大，但“乙卯秋”（1915年秋）盧氏求售與丙辰年或民國五年（1916年）陳立炎收購抱經樓藏書、轉而求售於袁克文、劉承亁等，在時間上也都是吻合的，尤為有價值的是點出了《華陽園志》（明嘉靖四十二年張佳胤刊本）“竟轉歸”傅增湘先生。
吳興許博明懷莘齋“其藏書大多購自上海古書流通處，凡卷首有‘四明盧氏抱經樓’圖記者是也。”[19]除“許氏懷莘齋得數十種，孫氏小綠天亦得畸零。”[20]懷莘齋的藏書後來悉數歸入蘇州孫姓的求智書店，而無錫小綠天藏書的流向就比較雜了：
“1919年前後，他（孫毓修[21]）向涵芬樓讓售已藏安氏刊本《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可能還有其他書。”[22]孫毓修“歿後三年，書亦流散，為北京來燻閣購得”[23]。1936年“留庵後人刊自衒售家藏……其家人斥其所藏之部分輾轉以入我吳百雙樓書店”[24]；蘇州潘博山、潘景鄭兄弟也得孫毓修輯編題跋書和其他抄本數種。孫毓修兒子孫貴定（1893-1950）逝世後小綠天藏書從此全部散出。
當代散文家、高級記者黃裳（1919.6.15-2012.9.5）當年購得甚多，其中明萬曆中熙春樓吳氏刻本《六經圖》大冊，就“前後收到過兩本，分別為四明盧氏抱經樓和堇齋昌齡所藏”[25]。他在《幾種版畫書》中回憶說：“1950年，上海舊書市場曾經熱鬧了一陣子。修文堂主人孫實君夥同古董商孫伯淵買到了無錫孫氏小綠天的藏書，就陳列在孫家，整整擺滿了樓下的三間客廳”[25]，其實合夥買小綠天藏書的還有修梗堂的孫助廉。
小綠天藏書有不少歸藏王謇、潘景鄭、黃裳三位當代藏書家。歸王謇一批書抗戰中散失，“後聞由滬賈收得，售諸專收錫山先哲遺著之錫邑寓公某。某後以不勵氣節敗，書聞已入公家矣”[26]。今上海圖書館中一批包括孫氏手稿在內的小綠天舊藏，很有可能即來源於此。潘景鄭寶山樓所得，今仍為潘氏後人珍藏。歸黃裳先生的書，“文革”中有散失，後雖退回但已不全。而散落其他藏家的小綠天藏書，隨著時光的流逝，已難一一稽考了。[23]
“1925年金頌清在收得陳立炎的古書流通處存書後，在西藏路大慶裡開設了一家名為中國書店的舊書店，專名經銷古舊書。”[27]至此陳立炎古書流通處收藏的抱經樓圖書全部轉手，中國書店於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停止營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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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1914年天一閣藏書失竊案，陳立炎等涉教唆、收贓、銷贓，但陳等始終不肯承認教唆事實，最後此案不了了之。
[5] “顏”原意為“眉間、額頭、前面”，引申為“匾額、封面、門楣”等，“顏曰”即在匾額上、封面上或門楣上等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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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錢大昕（1728—1804），清代著名史學家，吳中七子之冠，乾嘉學派的重要人物，精於經史、音韻、訓詁、制度、地理等許多方面的考證，著作等身。字曉徵、辛楣，號及之、竹汀，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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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劉承幹（1881-1963），近代著名藏書家。字貞一，號翰怡。清末為候補內務府卿，好藏書、刻書，1924年建成嘉業藏書樓，為民國時最大藏書樓，匯刻文獻多部，編著有《嘉業堂藏書目錄》。
[10] 項文惠著. 嘉業堂主-劉承幹傳[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07:54.
[11] 即徐乾學（1631-1694），字原一，號健庵，江蘇崑山人。康熙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曾主持監修《明史》、《大清會典》。喜藏書，建有傳是藏書樓。留意經學，著述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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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集賢註記》雲，隋新寫書，分部別類，裝飾華麗：經，白軸黃帶紅籤；史，碧軸縹帶綠籤。“綠籤碧軸盡歸劉”意為盧氏抱經樓所藏，惟史類頗有佳本，皆為劉翰怡所得。
[16] 倫明著；雷夢水校補.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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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孫毓修（1871-1922），字星如，一字恂如，號留庵，自署小淥天主人，江蘇無錫城郊孫巷人。清末秀才，目錄學家、藏書家、圖書館學家。著有《永樂大典考》4卷、《事略》2卷，《江南閱書記》、《四部叢刊書錄》、《中英文字比較論》、《中國雕版源流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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