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雨了，屋檐上流下一串串水珠，形成了宽宽的水帘，我与后院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小男孩儿（后来知道他是大堂祖父的二儿子，比我大两个月，我得叫他伯伯）玩耍，那小孩儿圆圆的脸庞，一双大而机灵的眼睛，留着小八毛，搽着红脸蛋，煞是俊俏好看；我拿着玩具手枪指着他，他对我回以灿烂的微笑。要知道那时玩具手枪在农村可是稀罕物、奢侈品啊！可以说一个村上根本没有，那是从天津带来的，那一阵子觉得可好了，胡同里有好几个小孩儿都愿意和我玩，因为我有他们根本没见过的玩具。
我家还有一台从天津带来的电子管收音机，当时叫话匣子，更是稀罕物了。里面有人说话，还能听戏，那时觉得我家人缘可好了，老是一屋子的人。
那时村已经改叫生产大队（简称大队）了，大队下面是生产小队（简称小队），村子有六个小队，我家分在第一小队。上工和分东西都敲钟（我们叫打铃），当时只有母亲、我和大妹先期返乡，打铃上工与我家没有关系，因为没有男劳力；打铃分东西与我家也没关系，因为那会生产队按劳分配（后来改成按人劳比例分配，人七劳三），我家没有工分儿。有工分儿就能分粮分柴禾，就能分瓜分枣。特别是分瓜分枣，看到别人家分了，背着、提着瓜呀枣呀从家门走过，很是馋哪！就喊着问母亲：“妈妈，怎么咱不去分瓜分枣啊！” 母亲说：“咱没有工分儿啊，等你长大了能挣工分儿，就能分了。”
小队长是个远房族叔，是个好心人。看到我们娘儿仨这个情况，动了恻隐之心，就跟祖父说，你拨给她们娘儿仨点工分儿吧，也好让她们分点儿东西，得让娘几个生活啊！祖父倒是同意了，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那个心智不熟的四叔，把我家刚分到的一布袋底的高粱，给夺走了。也不知道是祖父母反悔了，还是有什么事，母亲惹得他们不高兴了？
母亲，黄骅城北xx村人，姓孟，只有姐弟俩，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舅舅，家境还算不错。母亲生得小巧俊秀端庄，在家时娇生惯养，很受宠爱，自尊而刚强，做的一手好针线，煮茶做饭，纺线织布，样样皆能，却做不得农活、粗活、累活。
那时村上没有自来水，在西坑边有两口砖井，人们得用扁担和水桶去挑水。挑水是农家日常生活的一项重任务，大都是由男子承担完成的，毕竟一担水有七、八十斤。缸里没水了，母亲就求爷爷、四叔给挑几担水，起初可能给挑了几次，我记不清了，但后来不给挑了，实在没办法，母亲在院子旮旯找了个瓦罐子（这个瓦罐子是祖父母搬家时落下的，祖父母在街北有了新房），跟邻居借了绳索，自己去三百来外的水井里提水。一旁的邻居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母亲提水的瓦罐，母亲不晓其义，心里纳闷，几经询问，邻居笑而不答，一再追问下，邻居说出了实情：“以后别再用那个罐子提水了，那是你奶奶爷爷用了老长时间的尿罐子啊！”
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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