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T,俗名滴滴涕,老一輩的人對其之名如雷貫耳,它曾經是人們廣泛用在田間地頭的有機農藥。
DDT,是一種白色晶體粉末,不僅殺蟲效果奇佳,而且是無味的,可顯著提高農作物產量。
而且,在過去很長時間,使用DDT造成人體急性中毒的事件報道基本沒有。
所以,它長時間被認為是一種無害、高效的“萬能殺蟲劑”。
但是,隨著一本叫做《寂靜的春天》的書開始在世界傳播,對DDT的質疑就此開始。
最終,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各國開始禁用DDT。進入新世紀後,人們正醞釀全球徹底消除DDT。
DDT的問世
1874年,奧地利化學家奧特馬·蔡德勒(Othmar Zeidler)首次合成了它,但是他並沒有在意這種合成物,於是,DDT被塵封65年。
瑞士化學家繆勒出生在瑞士肥沃的國勒河畔,當地每逢莊稼收穫季節,害蟲就開始氾濫,童年的繆勒對此印象深刻。
1918年,繆勒進入巴塞爾攻讀化學專業,雖然家境貧寒,但是依靠著執著和努力,在半工半讀的情況下, 最終成為一名優秀的工業化學家。
畢業後的繆勒進入瑞士的蓋奇化學公司工作。
1935年開始,繆勒開始著手殺蟲劑的研究,隨後家鄉的妹妹來信中提到了氾濫蟲災。
這勾起繆勒兒時的記憶,可能正是從那之後,他深刻地認識到他現在從事的事情(研究殺蟲劑)的重大意義,於是他加快了研究步伐。
繆勒給自己的新型殺蟲劑制定了一些理想標準:
(1)對昆蟲有毒性,但對植物和人沒有毒性或低毒;
(2)殺蟲效果顯著持久;
(3)價格低廉
在此之後的3年裡,繆勒試驗了幾百種藥物,結果都不理想。
就在繆勒灰心喪氣時,DDT進入了他的視野。
他將DDT用於試驗,毛蟲等昆蟲立即死去,此外,DDT對老鼠等哺乳動物僅僅是產生皮膚瘙癢等短期症狀。
這一切都在告訴繆勒,這就是他苦苦尋找的理想殺蟲劑。
後來,繆勒因為DDT被授予諾爾貝獎,但是再後來有不少人對該授獎充滿了質疑。
與原子彈、青黴素並肩的“大發明”
從1938年開始,DDT就因其顯著的殺蟲效果,而名聲大躁。
1939年,瑞士和美國農業部試驗性地將其用在殺滅馬鈴薯甲蟲蟲害,結果效果出其的好!
1942年,DDT就投放市場了。
DDT因其價格低廉,而殺蟲效果卻十分突出,瞬間俘獲了一大批研究人員的目光。
人們將其用在了各個有關蟲害相關的領域——農業、畜牧業、林業及人類寄生蟲防治。
雖然行業不同,但是,殺蟲的效果卻是“從一而終”的。
於是,農作物大豐收,畜牧、木材等也相應經濟利益顯著提升。
此外,因為DDT可以有效殺滅蚊子及其蟲卵,一時間很多與蚊子相關的疾病——瘧疾、斑疹、傷寒、霍亂——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比如,1943年,斑疹、傷寒在那不勒斯大流行,奪走了很多人的性命。
1944年,那不勒斯大面積使用DDT,結果只用了3周時間,就將疫情控制住了。
數據顯示,1948-1970年之間,DDT控制了瘧疾和腦炎等疾病的傳播,拯救了超過5000多萬人的生命。
光在印度,1947年的印度瘧疾病例高達7500萬例,死亡數更是達到80萬人。
結果,使用DDT後,到了1965年,瘧疾病例只有不到10萬例,而幾乎無人死於瘧疾。
而在斯里蘭卡,1948年,未使用DDT時,每年約有100萬新增瘧疾患者。
而開始使用DDT後,直到1963年,每年新增瘧疾患者為18個,效果簡直用“逆天”來形容。
當DDT在全球各個地方傳來好消息時,一時間DDT就如同來自上天的恩賜——不僅殺蟲顯著,而且“健康”“低廉”。
當喜獲豐收時,農場主們會將倉庫裡平時用來殺蟲的DDT,搬出來進行噴灑慶祝。
而露天游泳池進行消殺時,噴灑人員會“毫不客氣地”直接對著人群進行噴灑,而人們會被很高興地享受在這一片“朦朧”中。
當然,城市綠化自然會將DDT廣泛地噴灑在城市的每個角落,以預防蟲害,
甚至,一時間模特、演員的背景霧都是用DDT來製作的。
可見,DDT在當時被宣揚成怎樣一種“正面積極”“健康”的角色。
在那個年代,DDT與原子彈、青黴素被認為是20世紀的“三大發明”。
環保上遭遇"滑鐵盧"
DDT之所以能如此高效殺害昆蟲,是因為它的作用機制是一種針對昆蟲神經特有的麻痺毒性。
當人們在全球如此大規模地噴灑在各個地方——土壤、水體,確實有效控制了蚊子、蝨子等一系列寄生蟲。
但是,因為DDT是一種難以降解的藥物,它可以在生物圈進行富集,最終因其毒害。
比如,DDT可以導致鳥蛋殼變薄,當鳥類進行孵化時,變薄的蛋殼無法承受體重,竟然直接破裂了。
這導致了一些鳥類因此瀕危。
正是基於DDT對環境的破壞性,1962年,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發表了她的著書《寂靜的春天》。
她在書中描繪了一個被化學制劑汙染的死寂世界:沒有鳥兒的歌唱,河流飄著死魚...
但是,她的書在剛出版時並不被人所理解,人們對其進行嘲諷、謾罵,令其承受巨大壓力。
然而,即便人們如此不願相信DDT的毒性,當週圍環境不再生機盎然時,他們還是決定對其進行重視。
於是,從上世紀60年開始,對DDT的質疑聲音也開始出現了。
上世紀70年代以後,DDT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作用逐漸得到了公認。
於是,曾經DDT最早生產國——瑞士率先禁用了DDT,其餘各國也紛紛開始禁用DDT。
上世紀90年代,對DDT的質疑聲進一步加大,DDT被報道對野生動物和人類的內分泌系統產生不利影響,而有的文章直指DDT具有致癌的作用。
一時間,曾經的“天使”被唾棄為“魔鬼”,DDT成了過街老鼠,人人都想上來踩一腳。
重啟“爭論”
不得不說,DDT的興起是因為它的高效經濟的殺蟲效果。
而它的墜落卻與“環境保護”在全球成為熱門有關。
上世紀中後期,圍繞人類對生態的破壞開啟了一股反思熱潮。
而且,基於上述理念,人類形成了現在的主流科技發展思潮——綠色、環保、可持續!
DDT雖然被某些文章被報道具有不利影響,但是,一直並沒有關於DDT對人體的直接的、可靠證據支持的毒害作用。
而且之前DDT使用的幾十年間,也基本上沒有報道有關DDT的毒性作用。
人們禁用DDT,並不是因為它對人體有毒性,而是因為它對環境的破壞性。
比如,2006年,世界衛生組織在防治瘧疾的指南里,還是推薦了DDT。
這種策略選擇,很大程度上是“兩害相較取其輕”。
瘧疾(尤其在非洲)每年可在全球造成幾十萬人死亡,相對於DDT的造成的環境等損失,拯救廣大欠發達地區人們的性命更加重要(DDT很廉價)。
WHO:“南非等國家禁用DDT後,瘧疾暴發的歷史說明了在沒有合適替代品之前就禁用DDT是有一定風險的。”
世衛組織的這一策略選擇,一時間又引起了人們對於是否禁用DDT產生了討論。
但是,最終禁用DDT的聲音似乎佔到了主流,比如2009年的斯德哥爾摩會議,就制定了消除DDT的計劃:2017年禁止生產DDT,2020年全球禁用DDT。
我們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禁止DDT用於農作物了,但是一直保留其運用於衛生突發事件時的潛在使用資格。
結語
DDT從首次被發現,到人們對它的歡呼,又到人們對它的唾棄,再到重新啟用它的思考。
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總是如此一波三折!
但是,可以肯定地是,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有“極端”傾向的——要麼最好,要麼最壞!
而實際上,DDT本身可能並不多麼“可怕”,可怕的是人們看待它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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