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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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薩特的視力已經接近失明，一次，一位友人來探望他，臨走時親吻了薩特，薩特對他說，你吻的是一座墳墓還是一個活人？這讓波伏娃渾身發涼，事後，她問薩特那麼說是什麼意思，薩特回答說是開玩笑。
薩特又問波伏娃，他的眼睛是不是沒救了，波伏娃回答說恐怕是的。她感到這句話太傷人，哭了一整夜。1974年的薩特已經無法再閱讀和寫作了，重病纏身讓他行動不便，但除了失明，其他的一切都還好。
只是，他感覺自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了。六年後，1980年1月，薩特在巴黎病逝，送葬者達五萬人眾。這位早年從軍，壯年寫作思考，晚年涉政的存在主義哲學集大成者，就這樣走完了一生。
這位存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終於要面對"存在"與"虛無"了。薩特個子矮小，其貌不揚，從小在學校裡見證了暴力，自己也開始崇尚暴力，跟同學一起與流氓對毆。薩特12歲就開始寫作，寫一些遊俠小說，盡是浪漫主義。薩特有一個科學家的繼父，不待見他，更不待見他的作品，兩人關係一般。
薩特在演講
雖然關係一般，但他的工作還是對薩特有了一定的影響，薩特很快就在創作中關注現實。更重要的是，薩特開始關注哲學了，關於哲學和文學的關係，薩特認為哲學工具，有助於他走文學的路，如果可以，他甚至都不想寫出《辯證理性批判》和《存在與虛無》，相反的，他更樂意談談他的小說《噁心》。
薩特曾參軍，後來被俘，在獄中，德軍問他需要什麼，他說需要海德格爾，因此得到一整套海德格爾的著作，全面瞭解了存在主義哲學，同時也在思考。那是一個多變的時代，一戰後，社會經歷了重大變動，傳統的價值觀已經不適應當下的現實需求，人們在迷茫中苦苦追尋出路。存在主義哲學，由此得到了發展的土壤。
出獄後的薩特前往德國學習哲學——學習哲學，不是為了哲學本身，而是為了他的文學創作。在德國，他跟著胡塞爾學習現象學，再次全面瞭解了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在德國的那段時間，一般上午系統學習哲學，下午則構思他的小說《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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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薩特沒有意識到自己會從海德格爾的學說中拜倒，後來又摒棄，走上另一條路，最終成為了存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但他一定會意識到，自己的小說將充滿著哲學理論，他自認為是天才。
這是他成長為極具魅力的人的重要因素，迷倒眾人，在眾多女友中，波伏娃是最著名的一位，當年他報考巴黎高師，他是第一名，波伏娃是第二名。兩人開放式戀情維繫一生。開放程度令人瞠目結舌，薩特曾與波伏娃的女友以及波伏娃女友的男友有染。
1974年，已經遲暮的波伏娃和薩特有過很長時間的對話，夏天的時候在羅馬，初秋在巴黎，這段漫長的對話是由波伏娃提問薩特解答來完成，談到了人生經歷、思想變化，還有作品和友人，波伏娃將對話錄下音，在薩特去世後整理成文，出版了《告別的儀式》。波伏娃在書中言明：
它們無以言傳，不能訴諸文字，不能思量，只能經歷，如此而已。
薩特與波伏娃
但她想讓人們瞭解薩特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在對話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他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薩特的情感經歷，問到了薩特的初夜，薩特說那時在讀書，與一位有婦之夫有了露水情緣，發生了關係，在交談中的隨意性引起了波伏娃的不滿。
波伏娃是較早的女權主義者，她痛恨年少時的薩特將女人當做性工具，交談中教訓起了薩特。後來的薩特改變了，"他人即地獄"是薩特較為著名的論斷，這也是存在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薩特曾做出解釋，他要說明的並非籠統地指他人是地獄，而是在死後，我們被凍結在他人的視野中，再也無法抵擋他們的解釋。
換句話說，自由缺失了。這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對於自由的渴求，也影響了薩特的性觀念，在《存在與虛無》中，薩特筆下的性關係，是一場史詩般的視角爭奪——即爭自由。如果我愛你的話，我不會想直接控制你的想法，但我想讓你愛我和渴望我，並自由地向我放棄你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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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暴力，是人類永久話題，二者看似無關，實際上卻都與征服和自由有關，你或許可以將二者看成一種隱喻，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自由的渴求需要在這種隱喻裡實現。薩特晚年熱衷於政治，關心世界各地的抵抗運動。
他認為政治生活代表了某種無法逃避的東西，但他認為自己不是政治任務，只是他面對諸多的政治事件作出了政治上的應對。"人被政治所波及、所浸透，是某種構成我的個性的東西，"最終，薩特的人生也是以政治告終。
薩特是文學的薩特，他自始至終都如此認為，而不是哲學的薩特、政治的薩特，在他看來，文學第一位，哲學第二位；政治呢，是文學的一個附屬品。文學意味著講述，哲學是文學的必由之路，而政治是薩特無力文學創作時候的一個補充。
菸斗不離手的薩特
1964年，薩特面對著可能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專門寫信表示拒絕，他明確表示，拒絕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在拒絕信中，他提到了自由："在西方，人們理解的僅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卻是一種更為具體的自由，他在於有權力擁有不止一雙鞋並且有權力吃飽飯。"
迴歸到薩特的存在主義，其哲學要義有三點，第一是存在先於本質，先有自己，才有自己的一切延伸；第二，"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這是存在主義哲學的誕生土壤，現實早就需求，正因世界荒謬，人生痛苦，人們才需要尋找出路；第三，即存在主義的核心，自由選擇，人生在世，如果不能按照個人意志作出"自由選擇"，就等於丟掉了個性，失去"自我"，薩特認為這樣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自由，貫穿薩特的一生。當我們回望他的人生經歷，翻看他的文學和哲學作品，提綱挈領地拎出兩個字，便是自由。自由的背後，是他熱愛生活。事情的真相簡單的令人無法相信。
先哲們鑽研高深的學問，渴求探尋生命的本質，科學家們發展科技，探尋宇宙真相，從原始到現代，從愚昧未開化到高度複雜文明，無一例外，人類的渴求最終殊途同歸——
熱愛生活！而自由，是路徑，並非目的。
1955年，薩特與波伏娃在北京
晚年的薩特承受著失明和虛弱狀態的痛苦，波伏娃不知道應不應該將病情如實相告，儘管薩特交代過，他有獲知的權利，但波伏娃害怕告知真相將會給他最後的歲月蒙上一層無謂的陰影，她和他一樣，在害怕和希望之間搖擺。最終薩特走了，波伏娃含淚寫下，我們曾經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這已經很美好了。
薩特走了，1980年4月15日，74歲的薩特油盡燈枯，世界各地趕來的送行者達到數萬人，在巴黎的街道上作最後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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