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成為我們自己，是一切衝突的根源。”——卡倫·霍尼
上月中旬，讓人期待已久的好萊塢大片——《雙子殺手》終於上映！
電影信徒們對這部電影充滿期待：坐擁三座奧斯卡金像獎、兩座威尼斯金獅獎、兩座柏林金熊獎的華人導演李安，與同樣拿獎拿到手軟、傳言好萊塢身價最高的威爾·史密斯合作。
這兩人無論是誰單獨拿出來都已足夠震撼，更何況是兩人強強聯手！
但出乎意料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電影的口碑也越來越兩極分化。愛它的人說：這是一部提出“人類和電影到底該如何定義”這樣終極奧義的難得好片。
不愛它的人卻說：李安這次失手了，故事毫無深意，這不是我們認識的李安......
呃，我想說：如果你認為李安就應該中規中矩地用電影講一個很有“深意”故事的話，那可能是你對他的認識存在一些誤差。
李安的電影從來不像他表面那般溫文儒雅，甚至有些 “離經叛道”：《喜宴》、《斷背山》他祝福“同性之愛”；《冰風暴》他尊重“出軌”；《理智與情感》他鼓勵“背叛”......
這些觀念與他所受到的文化薰陶都多少有些背道而馳，但我們卻在這些“背道而馳”中看到了他與自己、與周圍一切的“和解之路”！
李安
“父親三部曲”—— 與父輩的和解
李安的父親李昇曾任江西崇仁縣縣長，待遷到臺灣後，擔任的也是臺南一中、二中的校長。李安從小便是在“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下長大，在父親眼裡長子就是要讀書做官光耀門楣。
但不幸的是李安對父親的這些安排還有讀書都毫無興趣，一心只想當導演......
兩次聯考的落榜讓他開始轉變方向考了自己喜歡的藝專影劇科，但這在父親眼裡根本就是下九流上不了檯面的事。
李安的弟弟曾說:“爸爸最討厭兩種人:演員、船員，這兩個兒子當時一個念影劇，一個念航海，爸爸平時很沒面子，那些朋友問小安在幹嗎？念電影，他都說不出口。”
即使李安已做到世界級大導演，父親仍在跟他說：“該回來教書了吧，做點正經事。”......因此，李安與父親的關係長期處在一種控制與反抗中。
李安與父親
他在這種傳統思想的禁錮中，充滿了自我懷疑，但內心極度想實現自我價值的衝動又亟待一個展現自己的出口，於是他把這種期望放在了電影裡。
在他初期拍的被稱為“父親三部曲”的《推手》、《喜宴》、《飲食男女》中，處處可以找到李安自己與父親的影子：
《推手》中在國外定居的兒子，傳統保守的父親，以及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觀念產生的衝突，正是李安和父親的矛盾點所在；
而他們處理矛盾的方式又像極了《喜宴》中的那對父子：父親一直不喜歡兒子所選的職業，兒子雖然一直不肯向父親的期望妥協，但多年來始終心懷負罪感......
可以說李安把自己和父親的關係都拆解到了這三部電影裡。
電影《推手》
所不同的是父親在這三部電影裡的身份：從最初《推手》裡身懷太極絕學的大師，再到《喜宴》裡英雄遲暮的退伍將軍，最後到《飲食男女》中退休的廚師，父親的身份在一步步的變弱也在一步步轉向普通人。
社會學家揚博斯基曾說：與父親對抗的過程中，你正在建立自己的身份，你需要找到屬於自己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換句話說，李安通過拍這三部電影，逐漸客觀中立的看待自己與父親的這段關係，去站在父親的立場上體會他的不易，並開始嘗試接納，終於完成了與父親的和解！
心理學家認為：父子關係大致可以分為“偶像化”、“不和”、“進化”、“接受”、“遺產”這五個階段。
在那些已經和解了的父子關係中，我們能看到愛、包容、敬佩、理解與容納。所以，李安對自己兒子的態度是：
我從不教孩子孝順，只要他感受到我的愛，同時也愛我就夠了。
李安與兒子
《色戒》——個體與家國的和解
寫出《色戒》的張愛玲是出了名的涼薄與離經叛道，她筆下幾乎所有人都有著不符合世俗倫理的矛盾與糾結。
如果普通作者寫“義士”與“漢奸”的故事，難免會寫義士如何堅韌不屈，漢奸如何陰險狡詐，但張愛玲不！在《色戒》中，她讓一個“愛國義士”愛上了“軍統特務”，並因此壞了國事......
女主王佳芝的做法與大眾觀念相悖充滿了爭議，但李安卻在這個故事中完成了一個身處特殊環境中的個體與“家國大事”的和解。
就像卡倫霍尼在《我們內心的衝突》中說：“無法成為我們自己，是一切衝突的根源。”一樣，王佳芝內心的衝突無時無刻存在著：
她最初之所以參加“刺殺軍統特務”這項愛國活動，僅僅是被集體意識拉著往前走，加上她認為這樣做可以引起讓她情竇初開的情慾對象鄺裕民的注意，才開始糊里糊塗的接觸特務頭子“易先生”。
電影《色戒》
但在於易先生的較量中，王佳芝愛上了這個軍統特務，在刺殺的關鍵時候，她一句氣若游絲的“快走！”，在易先生百米衝刺的逃跑中，她決然的向幾千年父權壓制下的絕對屈從發起了挑戰，在刺殺任務、愛國青年、革命同志中，她選擇了愛情，選擇了自己做為女人的第一要義，不論結局對錯，她終於在最後的糾結中成為了自己！
我們在一個看似毫無懸念的倫理事件中看到了一個女人的掙扎，看到了個體在面對“家國”這樣絕對正確事件之前的選擇可能性，李安對這種不符合常理的做法表示出的是理解，但這並不表示李安對這種“背叛”的認同，他恰恰是“家國大義”的擁護者！
電影《色戒》
在張愛玲的書中幾乎沒有“愛國主義”這種感情，李安在電影版《色戒》中試圖忠於一段曾經的歷史，增加了大段的“中國不能亡”的激憤情節，念念不忘的是家國大義！
他說：“這段歷史，就是要被留下來。我們這一代還知道一點點，我們這一代不拍這電影，將來就永遠不可能了。”
他拍原著但並不完全終於原著，既理解個體面對家國的選擇，也堅持自己心中的正義，這種包容的心態是李安對一段歷史的“搶救”，也讓我們完成了一次心裡積存已久的，面對“絕對正確”事件態度的和解。
電影《色戒》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與“身份認同”的和解
李安成長於中西文化的衝突之中，從出生開始他接受的是父親傳統中國文化的教育，在花蓮讀小學時接受的是美式開放教育，之後到了臺南接受的是臺語環境，1978年二十幾歲的李安便奔赴美國留學，接受的是正規的西式影視教育......
這些不同的文化都在李安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舉手投足的儒雅要歸功於儒家教育的薰陶，而他骨子裡的反叛和對自我的渴望又是極具西方意識的體現。
“身份認同”一直是有這樣教育背景下的年輕人共同的困擾，但李安就如同一位太極老者一樣，遊刃有餘的把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很好的融匯在了自身裡。
這樣不糾結的思想也體現在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派是東方人卻因為父母的關係，對西方的神——基督有著莫名的好感，於是在電影中他被安排一次從東方遷徙到西方的旅行，從而完成一次真正心理的遷徙。
但你會發現雖然少年派接受的是西方理念，在骨子裡他卻還是一個傳統的東方人：
他並沒有放棄自己本國對阿拉和梵天的信仰，堅持自己吃素的習慣，娶的是與自己有著共同文化背景的印度女子，在西方的大學裡他教的是東方文化......
這種把中西方文化都同時吸收併為我所用的特徵，正是李安自己的寫照。少年派的成長，是李安的成長，也是他對自己心底“身份認同”的和解。
推而廣之，這種“李安式”的成長，或許也是我們面對這個世界各種不同文化衝突的和解之道！
電影《少年派的奇幻之旅》
《雙子殺手》——與過去的自己和解
很多人在看《雙子殺手》後都失望而歸，不時感慨：連李安講故事都沒有了新意，看來他真的是老了！
我們來看它講了什麼：一個51歲剛想金盆洗手的殺手，卻被組織派出來的23歲的“自己”狙擊，一個“新的我”要殺死“老的我”的故事。
拋開“4K+3D+120幀”這些顛覆性的電影技術，單從故事來說，確實並沒有很出彩，但我們卻從這個有些許俗套的故事裡看到李安與自己的和解！
電影《雙子殺手》
電影中，亨利是一名頂尖職業殺手，每次出色完成任務都有一條生命逝去，殺戮的困擾讓他飽受失眠之苦，不敢有任何情感牽掛，怕對方受到牽連，甚至不敢照鏡子，不敢面對自我（“鏡子”這個意象在心理學中有著“自我”的寓意）！
在他萌生退意的時候，遇到了狙殺自己的“過去的自己”——小克。
這種互為鏡像的情境中，亨利做出的反應不是反殺小克，而是不惜餘力的勸阻與拯救。
他歷經萬難幫助小克除掉元兇，並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代入了“為對方負責”的角色裡，在小克終於得到一個正常人身份想自己選擇專業時，他想讓他少走一些彎路，不自覺的開始參與他的決定，但小克的回答是：“我希望有一些彎路自己也能夠走一走。” 說完亨利一愣，之後與小克相視而笑.....
相信這句話也是李安自己想說的！
電影《雙子殺手》
李安說：“其實我很慚愧，在大學的時候虛度了很多時間。相當閒散的四年。表面上看起來虛度了很多光陰，我現在回頭看，我會敦促自己多勤快一點，多努力學習一點，多踏實一點。 可是我感覺，大學時好像是我做夢的開始，是既空虛又很踏實的一種經驗。”
李安虛度並快樂著，當小克說出“希望自己可以走一些彎路”時，我們知道李安不再糾結那些虛度的光陰與多走的彎路，他與自己和解了！
所以之後他借亨利的嘴說：“去做丈夫，做父親，去做這個職業不能做的事，去發現生活，不要無視生命中美好的一切。”
這種有些“雞湯”的話正應和了《與真實的自己和解》一書中所說的：以一種全然接納和善待自己的態度，以溫和的心態理解自己的過去，平靜地納當下痛苦的想法和情緒。這並不是對現實的妥協，而是與自己和解。
至於這個故事講的好與不好，已不是他要重點注意的地方了：他已不再需要別人的認同，做好自己該完成的事，足矣！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與這個世界達成和解，李安唯一的區別是他是通過電影來實現。
佛說：放下，方得大自在。在面對一切紛擾抗爭時，我們只有保持堅定的自我，不被外界所侵擾，才能實現內在的完整，毫無保留的投入到感情、工作和理想中，並建立起更強大安全的親密關係。
成長，就是一個不斷與周圍“和解”的過程，不是嗎？
- 李安《雙子殺手》
- 卡倫霍尼《我們內心的衝突》
- Alice Miller《原生家庭和解心理學》
閱讀更多 七月歡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