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事變”，是19世紀末在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主要針對西方侵略者及其在華附庸，具有強烈的樸素的愛國主義思想的完全由民間自發的暴力運動，是中國傳統勢力在歷史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採取群眾運動方式對外國勢力發起反擊，但由於其具有籠統排外色彩以及農民運動必然的缺陷和盲目性，使其被清政府利用，並在失去利用價值後被拋棄，最終失敗。
清政府一面繼續發佈鎮壓義和團的命令以消除列強派兵的理由，一面又調集軍隊進入北京以防不測。對外國人抱有敵意的董福祥所率領的武衛後軍（甘軍）即在6月9日被調入北京駐守，6月11日，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前去迎接入京的西摩爾聯軍，在永定門外被甘軍所殺。事後，大臣榮祿親赴日本使館道歉。
1900年起源於山東的義和團轉戰京津，北方局勢愈演愈烈，八國聯軍佔領大沽炮臺後，清政府於6月21日（農曆5月25日）下詔對外宣戰。
在局勢緊張的情況下，慈禧太后連續召開御前會議，並最終作出了以武力阻止聯軍進京的決策，其中重要的一條決策便是對外宣戰。清政府對外宣戰的原因眾說不一，但大多認為慈禧太后的意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清廷對外開戰的決定遭到主和派大臣的激烈反對，但主和派在鬥爭中失勢，五位主和派大臣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在其後聯軍逼近北京時先後被殺。清政府以發佈上諭的形式對外“宣戰”。
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大英帝國、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大日本帝國、意大利王國、西班牙帝國、荷蘭殖民帝國、比利時王國十一國同時宣戰 。當時宣戰詔書下至各地方時，郵政大臣盛宣懷下令各地電信局將清廷召集義和團民及宣戰詔書扣押，只給各地督撫觀看，並且電告各地督撫，不要服從此命令。
而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聞此訊，覆電朝廷：“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此一電報也鼓勵了東南各省督撫。時局日益糜爛，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後提出“李鴻章大總統”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舉李鴻章出任中國“總統”以主持大局。李鴻章幕僚劉學詢並去信孫中山謂：“傅相 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
在清廷對外“宣戰”之後，部分清朝地方官員抵制朝廷對外開戰的決定，與外國達成協議，維持和平局面。1900年6月，英美帝國主義與清南方各省督撫達成“東南互保”協議。義和團運動興起後，英國深恐波及屬其勢力範圍的長江流域，便策動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與列強合作，經買辦官僚盛宣懷從中牽線策劃，由上海道餘聯沅出面，與各國駐滬領事商定《東南保護約款》和《保護上海城廂內外章程》，規定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省督撫保護。
清室向十一國宣戰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各參戰國達成協議，稱東南互保。 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閩浙總督許應騤簽訂《福建互保協定》，實際實行東南互保的省份擴大到東南地區的十餘個省份。
隨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閩浙總督許應騤、山東巡撫袁世凱、浙江巡撫劉樹棠、安徽巡撫王之春和廣東巡撫德壽(往後李鴻章北上議和，由德壽署理兩廣總督兼廣東巡撫)，稱東南互保，另外陝西巡撫端方、四川總督奎俊雖然沒有加入東南互保，但是亦是支持東南互保。
他們稱皇帝敕令是拳民脅持下的“矯詔、亂命”，“亂命”一詞是李鴻章精心選擇的政治術語，李鴻章深知“若不量力而輕於一試，恐數千年文物之邦，從此已矣”，故稱“此亂命也，粵不奉詔。”，在東南各行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以為“亂民不可用、邪術不可信，兵釁不可開”“無論北方情形如何，請列國勿進兵長江流域與各省內地；各國人民生命財產，凡在轄區之內者，決依條約保護。”。
據盛宣懷的《愚齋存稿》記載，《東南互保章程》九條如下：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 民人命產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允認真切實保護， 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的外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人 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藉端啟釁 ，毀壞洋商教士的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臺，各國兵輪不可近臺停泊，及緊對炮臺之處，兵輪水手不可在炮臺附 近地方練操，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允兵勿往遊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 。此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巡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清政府對於地方督撫，一方面要求“勿再遲疑觀望，迅速籌兵籌餉，力保疆土”，進行備戰。一方面卻又表示宣戰是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要求“爾沿海沿江各督撫惟當凜遵迭次諭旨，各盡其職之所當為，相機審勢，竭力辦理”， 實際上有默許東南各省督撫“相機審勢”的意味。在北京失陷後清政府正式承認了“東南互保”的合法性。
東南互保運動，保護了河北、山東以外的地區避免於義和團與八國聯軍戰亂的波及；同時亦使地方的政治與軍事權力進一步擴張，中央的權威大為下降。之後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義後相繼宣告獨立，與地方勢力崛起、中央權力式微關係密切。而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軍閥及各地方長期割據，則是源自
強勢人物袁世凱去世後，中央權力出現真空、各地派系擁兵自重，與東南互保並無直接關係。
東南互保，是清末各地官方實力派漢族人物首次公然聚眾反抗滿人朝廷，此事件使得清廷威信掃地，其虛弱表露無遺，而各省亦因八國聯軍入侵而自覺需有自衛的武力需要，因此清廷治下各省及各實力人物由此開始軍閥化（典型例子即為淮軍發展而來的袁世凱系北洋軍閥諸部及原滿清廣西綠營及巡防營發展而來的舊桂系陸榮廷部），至辛亥革命時，各省外籍主官均被驅逐，即為此軍閥化過程的結束，並由此展開民國軍閥時代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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