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战让澳大利亚债台高筑,我们将如何应对? By Shane Wright


病毒战让澳大利亚债台高筑,我们将如何应对? By Shane Wright

二战正式结束两周后,堪培拉就本·奇夫利最新的联邦预算进行了辩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前(工党)首相比利·休斯坚持认为,虽然赢得了这场战争,但这个国家即将面临另一场战争。与债务的斗争。

“预算数字是天文数字,但人们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含义,”他说。“他们说的和做的好像他们可以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甚至改善他们战前生活的条件。所有这些想法都必须从我们的头脑中扫除……现在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必须偿还的沉重债务。”

在休斯发表上述言论一年后,澳大利亚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达到120%,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75年后,澳大利亚正处于一种新型危机之中——阻止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蔓延——这将使这个国家面临巨大的债务和预算赤字。本周政府债务达到创纪录的5,920亿美元,可能还将达到8,500亿美元甚至更多,而国会承诺将实施1,300亿美元的就业补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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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预计的50亿美元预算盈余将变成至少500亿美元的赤字。明年,赤字预计将达到至少1000亿美元,占GDP的比例和名义价值都将达到自休斯以来的最高水平。

尽管这场战斗仍在继续拯救生命,将冠状病毒的传播控制在最低限度,但财政部和联邦议会已经开始考虑如何支付这些费用。

毕马威(KPMG)首席经济学家伦丹•莱恩(Brendan Rynne)认为,现在采取的紧急措施需要几代澳大利亚人的努力。他说,在分析人士和政界人士开始发表意见之前,必须有一个双方都同意的出发点原则。他说:“整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州和联邦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受益,而我们要回报的唯一途径就是每个人都做出贡献。”“我们从税收改革或其他重大改革中得知,这真的非常非常困难。甚至在你开始之前,就有既得利益者试图保护他们的领地。”

政府面临三种选择来处理与冠状病毒战斗所留下的债务大山。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奇夫利和孟席斯政府所采用的方法,是通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通货膨胀来减少债务。战后婴儿潮和澳大利亚新移民计划带来的人口激增为这些政府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增长。1946年至1960年期间,平均通胀率接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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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西澳大利亚大学宏观经济学家马德森说,这次不会逃避艰难的决定。“债务必须通过艰难的方式来减少;尤其是因为未来十年的GDP增长可能会非常低,”他表示。“此外,我预计未来几年利率将大幅上升,因为人口老龄化和全球范围内积累的巨额政府债务将推高利率。”

马德森说,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将不得不考虑提高税收。他指出,消费税的增加、汽油税的提高、遗产税的重新征收、印花税的取消以及矿业税的改革都应该提上日程。

雅培政府在2014年实施预算修复税时,创下了增税的先例,对年收入超过18万美元的人征收2%的关税。

乔治•吉尔是保罗•基廷政府的部长,在1993年至1996年间担任助理司库。现任珀斯市市长梅尔维尔说,政府需要像对待自己的现金一样对待公共资金。

这需要对两大阵营的政府在过去8年里为偿还国家的总债务所追求的“滑行”进行重大改变。“无论是好是坏,任何冒犯他人的艰难决定都必须改变。”问题是他们能胜任吗?他们能做出不受欢迎的决定吗?债务危机将迫使他们这样做。这必须发生,”他表示。

吉尔表示,政府必须把支出和收入计划放在一起考虑。他表示,这包括进行信用改革,并结束对老牌银行的负扣税政策。

德勤经济学主管克里斯•理查森警告称,政府债务的利息账单将是美国最不需要担心的问题。全球利率处于极低水平,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利息成本几乎不会上升。

但仅通过预算措施来削减债务将是困难的,因为印度央行将无法再提供任何经济支持。印度央行已将官方利率降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意味着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对经济的损害最小。他说,在养老金领域,多年来的修修补补可以通过一项重大改革来解决,这项改革将使税收变得更加公平,尤其是对低收入者。资本利得税,尤其是它与负扣税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该提上议程。

在支出方面,教育和医疗是潜在的改革领域。他说:“我们可以最终解决卫生和教育究竟应该由州还是联邦负责的问题。”

一些分析人士甚至提出了更激进的建议,包括增加对银行征收的16亿美元的年税,这是斯科特·莫里森担任财长时提出的。“政府的行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银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策制定者表示。

政府认为它的各种措施都是有针对性的,而且是短期的,没有持续的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的确如此,但要让人们获得高达2万美元的退休金,这十年的预算至少要花30亿美元。

联邦预算中最大的年度成本是社会保障。从养老金(480亿美元,最大的一笔支出)到家庭税收优惠(180亿美元),福利支出占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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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收紧了福利支出,以求使预算符合要求。虽然重大的节约可能难以实现,但提高后病毒世界福利制度的整体有效性可能是可以实现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研究与方法中心去年发布了一项研究,研究对象是一个包括20项福利支出和55项补贴支出的体系。它提出了在不增加整体预算的情况下,将贫困人口减少11%的方法(根据其提案,失业者可能会获得最大的好处)。

首席研究员本·菲利普斯表示,人们的梦想是,一旦病毒在全国蔓延,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但现实情况可能会大不相同。他说:“现实情况是,在经历了所有的经济大衰退之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失业人数增加了很多年,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并不容易,”他表示。

首席经济学家乔•马斯特斯表示,现在需要将思想注入后病毒时代的经济,以及政府支持经济的方式。应该考虑一项包括基础设施项目的刺激方案。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不希望在这个时候紧缩政府开支。这将给经济带来更多的问题,”她说。

1945年,就在比利•休斯提出对预算状况的担忧之前不久,未来的财长兼首相哈罗德•霍尔特也发表了他对国家财政的看法。他把它们比作肉饼中“同样可疑”的成分。

莫里森政府致力于保护本国居民不受无声杀手的侵害,将一切可能的资源投入到这场战争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中。但它必须回到自己的财政蛋糕上,找到一种方法,让当前和未来的纳税人都能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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