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龍
來源=《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
在東漢滅亡九百年後，中國再次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試圖囊括一切的學問。這套學問被稱為道學，控制了中國接下來一千年的哲學走向。
道學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在於首先樹立了一個所謂的“宇宙真理”，並通過政權的力量強迫人們都服從於這個宇宙真理，從而格式化了人們的頭腦。
人們為了服從宇宙真理，必須捨棄小我，將有限的生命融入更大的真理之中，從而捨棄掉了個性，變成了千篇一律的螺絲釘。不幸的是，這個宇宙真理是禁慾式的，充滿了社會等級觀念和男尊女卑的思想，這些思想決定了螺絲釘們的面貌。
從譜系上，道學從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後來的張載、周敦頤，再到程氏兄弟，最後由南宋的朱熹集大成，完成了體系的構造。
宋代的黨爭也隨著道學的發展而出現，經過了兩次黨爭之後，道學最終成了勝利者，在南宋末年成了社會的統治性思想。
南宋時期，在“復古主義”和“實用主義”爭論中脫穎而出的理學終於逐漸成為主流。
為了理解理學都說了什麼，和漢代的經學有什麼不同，必須首先與西方哲學做一個類比。
在所有的哲學（宗教）體系中，一般都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人居住的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第二，人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是什麼樣的？第三，人應該做什麼才能與整個世界合拍？
兩漢經學類似於西方的天主教思想，都是一種宗教信仰。兩漢經學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是：第一，世界是由“天”創造的，而“天”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和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天人感應”的關係。老天爺會通過災異、祥瑞、符命、讖緯等方式，把自己的意志施加於人類，又派出了皇帝作為他在人世的代理，來統治人類，並形成了一整套儒教體系，來約束人類。第三，人應該聽從老天爺的指示，學習讖緯、符命等知識，看懂老天爺的命令，再按照命令來做事情。同時，人類必須服從皇帝這個代理人，遵循禮法，達到人類社會與老天爺的同步。
而天主教思想則對這三個問題做出了這樣的回答：第一，世界是由上帝創造的。第二，人類也是由上帝創造的，上帝通過教會來領導人類。第三，人類要服從上帝的意志，也就是服從教會的領導，遵循教會制定的規章制度和戒律。
《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
郭建龍/著
鷺江出版社
2018年8月
宋代理學在回答這三個問題時，給出的答案是這樣的：第一，這個世界是由“天理”這種抽象的宇宙真理所創造的，天理就是世界的根本。第二，人類社會也是“天理”的創造，所以人類也受天理的約束。第三，人類要想實現自我價值，就必須放棄過於強烈的自我意識，應該首先學習這個天理，其次再遵循這個天理做事情。這就是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慾”。
這就是理學內部爭論的焦點，不同的人心裡的天理不是完全相同的，它們有很多相似性，又是不同的。
理學發展的過程，就是對這個天理進行認證的過程，從周敦頤到朱熹，他們的天理觀逐漸演化，也逐漸條理化，最終形成了一套束縛人思想的理論。那麼，理學到底是好是壞？
《中國思想史》
葛兆光/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3年3月
簡單的答案是：理學既不好也不壞，而對社會真正產生影響的，是那些把理論應用到社會的人。比如，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沒有實現它，就只不過是一種紙面的學說而已，而列寧把它實現了，建立起了實實在在的組織。
本章就來看一下，理學發展中的一位位道學家，是如何探索這個所謂天理的。
衛道士的到來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是北宋帝國最有希望的年代。在這之前，當宰相的是呂夷簡，他把持朝政，排除異己，權傾朝野，北宋官場呈現出一片暮氣沉沉的景象。
在歐陽修、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到了慶曆三年，局勢得到了根本性的逆轉，呂夷簡下臺，執政的是一批有理想的改革派。北宋經過了幾十年的統一後，經濟大發展造就了學術環境的穩定，這時的朝臣大都滿腹經綸又有實務經驗，同時又表現得剛正不阿，充滿了理想主義精神。
此時執政的是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北宋還有一個龐大的諫官群體，負責監督官員和皇帝的政策，擔任諫官的是歐陽修、蔡襄、王素、餘靖等人，呂夷簡之後，軍事樞密使一職最初給了與改革派不屬於一系的夏竦，後來在諫官的要求下，又罷去了夏竦，讓杜衍當上了樞密使。
這時，所有重要的職務基本上都掌握在了改革派的手中[1]，范仲淹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啟動了慶曆改革。
對於改革派來說，此時最忌諱的是，反對派把他們“朋黨化”。在他們掌握政局之前，呂夷簡之徒打擊他們的最有力武器，就是說他們“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如果被扣上了“黨”的帽子，任何改革措施都可以被認為是謀私的。在被打壓的時候，歐陽修曾經專門寫過《朋黨論》，辯稱君子選擇朋友是以“道義相同”為標準，而小人選擇朋友是以“利益相同”為標準，皇帝應該區分這之間的不同，不能因為君子們成為朋友就感到緊張。
但即便如此，在改革派當權推進改革之時，他們仍然最避諱的是被當作黨徒，而反對派們也是不斷地用“黨徒”這個名字來影響皇帝的判斷，如果反對派們成功，改革就必將失敗。
就在這關鍵時刻，一位自視為改革派朋友的人卻放了一炮，讓人大跌眼鏡，這人就是石介。
《朱熹的歷史世界》
余英時/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1年7月
石介，字守道，是當時著名的學者。他年輕時曾經在北宋的南京（當時的應天府，現在的商丘）師從於范仲淹，因此自稱是范仲淹的弟子。到了慶曆年間，在杜衍的推薦下，他當上了國子監直講。事實證明，石介是個頗具煽動能力的老師，他在這個職位上，把國子監變成了一個清流橫行之地，學生們從四面八方趕來聽他的課，太學的興盛從他開始。石介也由此結交了歐陽修等人，成了改革派的座上賓。
當夏竦被解職，杜衍成了樞密使之後，石介發現，他的老師範仲淹、推薦人杜衍、朋友歐陽修等人都成了當政者，於是心情大快，認為這個世界是最好的世界，皇帝是最好的皇帝，大臣是最好的大臣，一時興起，寫了一首拗口的《慶曆聖德詩》。這首詩使用了大量的古詞古句，彰顯了他的學究精神，而詩的內容則充滿了黨派精神。其中他讚揚了皇帝的聖明，又讚揚了范仲淹為首的大臣們的改革，同時貶斥了他認為的那些奸臣（比如夏竦）。對當時人物如同數豆子一樣點名道姓進行渲染，讓人一看，就產生了強烈的朋黨印象。
這首詩一傳開，就讓改革派的大臣們感到不適，如同出了一個豬隊友，不僅給自己找麻煩，還給改革帶來了新的阻力。
石介的朋友孫復聽說了此事，立刻認為，石介的禍端從這首詩開始了。
而最難過的反而是改革派的主將范仲淹，為了改革殫精竭慮的他突然聽說了這首詩，感嘆說：這個古怪怎麼這麼能壞事啊！
慶曆新政持續了不到一年，就因為重重阻力而告罷，改革派的大臣們也紛紛外調，石介極力反對的夏竦卻掌了權。
此時，石介再次“倒打一耙”，幫了夏竦的大忙。他秘密寫信給改革派的富弼，自以為是地請富弼“行伊周之事”，也就是按照伊尹和周公的榜樣行事（伊尹和周公分別是夏代和周代的名臣，都曾經以攝政的身份輔佐過皇帝）。石介這樣提議，是把自己當成改革派的心腹幕僚，但夏竦掌權後，卻以此為藉口，說石介請富弼“行伊霍之事”。所謂伊霍之事，指的是按照伊尹和霍光的榜樣行事（伊尹和漢代的霍光都擔任過攝政，並廢除過昏庸的皇帝），所以，這就可以解釋為石介請富弼另立皇帝。
雖然宋仁宗沒有相信這件事，但范仲淹和富弼等人已經感覺到大事不好，繼續待下去有性命之憂，在一片結黨的疑慮中，離開了京城，外調了。他們的外調，徹底結束了改革。
石介作為道學家最早的楷模被記入了歷史，他的榜樣鼓舞了二程、朱熹等後來的道學家。他和胡瑗、孫復一起被稱為“宋初三先生”，也可以看出，到了慶曆時期，道學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氣候。關於胡瑗、孫復兩人的成就不多談，而分析一下最為強硬的石介，就可以看到未來道學的面目。
石介除了“幫助”改革派之外，在理論上最主要包括兩點：第一，反對佛教、道教；第二，建立道統。這兩點都是從別人處得來的，談不上創見，卻由於他的倡導和細化，加上煽動式的教學，成了流行思想的一部分。
反對佛教、道教，源自唐朝的韓愈，石介要求禁止寺廟和佛道崇拜，認為它們是喪亂政治的源泉。當廢除了佛道之後，再用比佛道更加虔誠的心態去崇拜儒教和孔子，於是就有了道統一說。
“道統”說法同樣來自韓愈。韓愈認為，關於“道”的知識譜系，是由堯傳給了舜，之後是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所以這些人都是理解宇宙真理的先知。孟子之後，道統中斷，導致了中國禮法的淪喪和邪門歪道的興起。
石介將這個道統更加複雜化，如同道教羅列神仙體系一樣，把道統中包括了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堯、舜、禹、商湯、周文、周武、周公、孔子這些聖人，甚至還包括孟子、揚雄、王通（隋代）、韓愈這些賢人。
這樣，反對佛道，並以佛道為榜樣建立起儒教自己的崇拜體系，就構成了衛道士形成的兩個條件。當這兩個條件具備後，道學的組織根基就已經紮下了。
石介之後，北宋的衛道集團發展加速，正式進入了道學時期。
北宋的道學譜系
既然道統的傳承已經定下，那麼道學的主要內容又是什麼呢？
道學的主要內容是：它和漢儒的理想一樣，是宋代的一套包羅萬象的體系，從對於天地和自然的解釋，到對人類社會的解釋。
漢儒將這個體系的核心放在了“天人感應”上，而宋儒將這個體系的核心定在了“天理”上。也就是整個世界都是在一套由“理”概括的規矩中運行，從天地自然到人類社會都必須遵守這套規矩。
什麼是“理”？最早的“理”就由周敦頤概括。後來的朱熹總結北宋理學時，提到了五位“先知”，認為道統在孟子之後就中斷了，但是到了宋代，道統重新恢復，而繼承了孟子的道統的第一人，就是周敦頤。
這種道統的敘述讓人想到了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傳承，在猶太教信仰中有無數的先知，而早期基督教認為，耶穌就是繼承了這個先知“道統”的最後一個先知，但隨著基督教的正規化，耶穌被提到了“上帝之子”的地位，也就脫離了普通的先知。
伊斯蘭教也繼承了這個先知體系，認為亞伯拉罕、大衛、耶穌等都是先知，而穆罕默德則是最後一位先知。到了什葉派，雖然沒有了先知的名目，卻又發明出一個“伊瑪目”，認為伊瑪目繼承了先知的精神和知識，繼續指導人類。
儒教的道統體系也是如此，最初韓愈認為先知從歷代早期君王傳到孔子，而孔子是一個特殊的先知，有著耶穌的地位。韓愈將道統延續到孟子。而宋代的新宗教則把先知的譜系又續上了，延續到了周敦頤。
周敦頤概括的“理”的內容，在一篇叫作《太極圖說》的小短文中，這篇文章只有二百多字，卻是宋代人對於自然、社會的最高認識成就。雖然以現代科學的眼光來看，這樣的認識近乎荒謬，但在宋代卻是最先進的。
周敦頤認為，世界最高的主宰是“太極”，太極由“無極”而生。太極處於運動之中，就生出了“陽”，運動到達極致，就進入了動的反面，也就是靜止，此時又生出了“陰”。當靜止到達極致之後，又會進入運動狀態，一動一靜，互相轉化。
陰陽區分，就是“兩儀”。而從兩儀又生出了水火木金土這“五氣”，五氣按照規律運行，就生成了春夏秋冬“四時”。如果把五行合一，就回到了陰陽這兩儀，如果把陰陽合一，就回到了太極，而太極就是無極，即無窮狀態。
到這時，周敦頤說的是“天理”中的宇宙論，也就是從無極中如何生出陰陽五行和四季。接下來，就是從“天理”中如何生出萬物。
萬物是從陰陽和五行之中生出的，它們的精華從無極之中凝結，形成了“乾”“坤”，也就是陽道和陰道，乾是男，坤是女，乾氣和坤氣交感，就生成了萬物。萬物生成後，就可以依照“乾坤交感”的方法繁衍下去。
在這萬物當中，人是最有靈性的，包括了形體和精神兩種狀態。而五行的互相交感，又導致了人能夠區分善惡，從而產生出複雜的人類社會。五行還生出仁義禮智信，而聖人又以“仁義”為最高標準，這個標準對應於“靜”，而靜，則是人類社會的終極目標。整體而言，周敦頤的體系，是一個從無極到太極到宇宙，再到萬物，最後到人類社會的一個轉化、影響的過程。在人類還沒有學會科學觀察和驗證之前，這套假說不比其他理論更正確，也不比其他理論更錯誤，談不上唯物或者唯心。
周敦頤的體系已經包羅萬象，但在傳給朱熹之前，還又得到了另兩位“道統”的補充。這兩人就是邵雍和張載。在未來，人們談到道統時，會認為道統從孟子傳給了北宋的周敦頤、邵雍和張載，再傳給了二程，最後傳給了南宋的朱熹。而朱熹再次被授予了“最後的先知”的地位。
周敦頤的理論代表了道學的正統系，而在理論構建上，邵雍則代表了更加神秘主義的一系。
在古希臘歷史上，有一個以畢達哥拉斯為代表的派別，對於數字到了近乎痴迷的地步，認為世界的一切都可以通過數字來構造。而在中國的陰陽家譜系中也有這樣的傳統，他們認為萬物之間的一切聯繫都是數字化的。這派陰陽家以鄒衍為代表，後來被董仲舒吸納進了天人感應理論之中，又被道教所繼承，到了北宋又傳給了邵雍。
邵雍的理論試圖用數字來解釋萬物，進行推演，是周敦頤無極—太極—兩儀—五行的複雜化。從太極生出兩儀，這裡的兩儀是“動”和“靜”，從動和靜，又生出了四象（柔、剛、陰、陽），從柔剛陰陽又生出了八卦，即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少陰、少陽、太陰、太陽。
這“一二四八”的數字又對應於真實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比如，四象對應於“日月星辰”和“水火土石”，而八卦則對應於“雨風露雷、夜晝、寒暑、走獸飛禽、草木、體形情性、聲色味氣、口鼻耳目”這八種自然屬性。
通過這樣的附會，就可以通過八卦進行推演，邵雍認為宇宙真理的極致，就是用這些概念可以推演世間的萬事萬物，獲得完美的知識。
除了邵雍這樣對數字痴迷的人之外，張載對於道學的最大貢獻則是他對人類社會倫理的系統化。後來的道學家之所以特別推崇他，大多是因為一篇小小的文章。
張載曾經在他書室的東窗上寫了一篇小文叫《砭愚》，在西窗上寫了一篇《訂頑》，後來這兩篇改名為《東銘》和《西銘》。而《西銘》一篇由於說明了人類社會的倫理而受到了道學家的推崇，可以和周敦頤的宇宙論互為補充，產生一個既包括宇宙也包括人間的完整理論。
張載認為：乾、天、父是同一個概念，坤、地、母是另一個概念，人類就是天地父母所生，居於中間。天地之中是人類的“體”，而天地之帥是人類的性情。所以，人民是我的同胞，而萬物則是我的同伴。
這樣，張載就把人間和天地（自然界）打通了，認為世間萬物都是一家子。所謂皇帝（大君），就是天地的宗子，而大臣就是宗子的家臣。在這一家子當中，人們應該尊老愛幼，崇聖敬賢，照顧那些需要照顧的。
在周敦頤、張載和邵雍三家之中，朱熹雖然都認為他們進入了道統譜系，但對待他們三人的學問又是有區別的，其中周敦頤被認為是繼承了孔孟嫡傳的人，而張載則由於生活在陝西地區，與北宋主要學術區域中原有距離，被朱熹認為與“宇宙真理”較為疏遠一些。至於邵雍一系，由於他過於痴迷於術數，又更加疏遠一些。
在這三家之外，北宋還有司馬光和蘇軾兩家，司馬光主要從歷史的角度解讀現實，而蘇軾則試圖融合儒道釋三家。道學家們和司馬光很親近，因為他們共同反對王安石變法，卻對司馬光的學問帶著輕視，雖然從對人類社會的貢獻來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要比他們的道學著作更加著名也更加有價值。而對蘇軾，道學家們大都認為這是一個異類而加以摒棄。
在北宋時期，還有兩個道學家最為推崇的人，他們是程顥和程頤兄弟。
互相吹捧的“道統兄弟”
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祐三年），隨著王安石新政被廢除，司馬光等反對新政的人得到了重用。在這一批大臣之中，還有一位道學家混跡其中，他就是程頤。
程頤此時已經年過五十，被授予了崇政殿說書的職位。在此之前，人們屢屢推薦他，卻都沒有被重用，直到這一次，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的極力推薦下，並說他愛好古代、安貧守節，是聖世的逸民，等等，最終皇帝終於給了他服務朝廷的機會。
司馬光之所以如此推崇他，是因為司馬光在被王安石排擠後退居洛陽時，和當地的文人接觸甚密。而程頤和他的哥哥程顥當時就在洛陽教書。當司馬光執政後，程顥已經去世了，弟弟程頤也就受到了司馬光等人的青睞。程顥死前已經是中原的文人領袖之一，由於他門徒眾多，且不少人當官，影響力頗大。但是，在程顥死前，人們雖然認為他影響力很大，卻並不把他當作唯一的道學家。在他死後，他的名聲反而越來越大，因為有人把他列入了“道統”譜系，號稱：周公死後，聖人之道就不再通行，而孟子死後，聖人之道連傳人都沒有了，人們糊里糊塗過了一千多年，才突然出了個程聖人，這個程聖人繼承了孟子，開創了當代聖世。
這些話之所以有影響力，是因為一旦一個人說過之後，就有越來越多的人重複，直到最後把它當作了真理。
而第一個說這話的人，就是程頤。結果，程頤不僅把哥哥捧上了天，而他本人也繼承了哥哥的道統，成了人們崇拜的對象。
程頤成為大臣後，果然起到了發揚道學的作用。他穿著莊重，帶著面癱的表情，總是不斷地施加影響力。一天，皇帝在宮中盥洗，發現有隻螞蟻，怕把螞蟻弄傷了，故意避開。這件事被程頤知道了，他連忙問皇帝有沒有這件事，皇帝回答有，是怕傷了螞蟻。程頤連忙說：這就對啦，你不傷螞蟻這件事，就是所謂的“道”，如果把這個“道”推到整個世界，你就是最佳帝王了！
還有一次，皇帝憑欄觀望時，隨手想折一枝柳枝，程頤卻勸阻說：現在是春天，是萬物生長和諧共處的時候，你折了這個樹枝，就是傷了天地的和氣。
程頤的勸諫總是充滿了這類“心靈雞湯”，卻對治理國家的實務經驗一竅不通，結果受到了某些人的嘲笑。嘲笑最厲害的，就是剛剛被調回京城的翰林學士蘇軾。
和程頤的道學相比，蘇軾更看重治國的實際能力，對於板著臉說話不感興趣，程頤的面癱自然也成了他嘲笑的對象，那些所謂的心靈雞湯自然也不能倖免。
一天，程頤的推薦人司馬光死了，那一天恰好也有一場慶典活動，百官不得不首先參加慶典，然後再相約一起去弔唁司馬光。就在大家都準備出發時，突然間程頤板著臉跳了出來，說不能這樣做。眾人問為什麼，程頤找出古書來一板一眼地說：這是孔夫子的規矩，他如果當天哭過（有悲傷的事情），就不再唱歌（參加喜事）了。
聽完程頤的話，人們紛紛開始調侃他，有的人說：孔夫子當天哭過就不唱歌，可是我們是先唱歌再去哭，和孔夫子的情況正反過來，怕什麼？
最能說的還是蘇軾，他說：這種破禮儀一定是當初叔孫通那個死鬼定的！孔子是通人情的，怎麼會定這種亂七八糟的規矩！
之後，程頤的黨徒開始排擠蘇軾，但最終卻導致了程頤的離職。
蘇軾和程頤的爭議，可以看成是道學派和實務派之間的爭議，蘇軾主張世俗化，對於實際問題實際處理，不要動不動就上升到道德或者理論高度。而程頤則認為，不管什麼事情，大到治理國家，小到吃飯拉屎，必須首先高屋建瓴看到事情的實質，再進行選擇。但他對於理論高度的把握由於過高，往往忽略了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
為了強調自己理論的重要性，程氏兄弟認為，天下的學者可以分為三類，分別是：“文士”“講師”和“知道者”。文士，指的是能文的人，也就是精通除了道學之外文化的人，自然與程頤爭執的蘇軾會被劃成這一類，這一類是學者的最低級類。講師，指的是閱讀儒經、進行訓詁的人，這一類人已經懂得儒經，卻並不瞭解儒經背後的深意，按照劃分，宋代以前的儒家學者，以及宋代不屬於二程流派的儒家學者（比如王安石、司馬光等人）都會被劃歸這一類。最後一類是所謂“懂得道的人”，這一類人自然也就是程氏門徒。
由於有了“道”，程氏門徒就進入了另一個境界，在這個境界之中，人們首先想的不是實際問題，而是根據世間的事物，首先尋求它們背後的“道”“天理”，在找到天理之前，人們是沒有資格談論政治的。
在程氏的劃分中，政治是外，天理是內，求學必須求之於內，而不能求之於外。所以，考察政治得失，在於考察人的道德，人的道德又在於是否符合天理。通過這樣的約束，理學就帶上了深深的形而上的味道，放棄了對實際世界的瞭解。
只有知道了這個框架，才明白宋代的理學為什麼深深地走入了封閉的圈子，它的門徒忙不迭追究所謂天理，卻忽視了人間的實務。
北宋的後期一直處於外部環境的逐漸惡化之中，為了應付這樣的惡化，北宋王朝想出了種種辦法來增加財政，直到引起了社會崩潰。而另一方面，更多的士大夫卻一直處於觀望、唱高調和幸災樂禍之中，他們由於受到了蔡京等人的排擠，也樂於看著皇帝越來越捉襟見肘地應付著局勢，直到垮臺。隨著北宋的倒臺，以蔡京為代表的實務派變得臭名昭著，二程的門人再次得勢，此時他們作為反對和議派出現。宋高宗時期，曾經以趙鼎為相，趙鼎起用了大批的程氏徒子徒孫。趙鼎是南宋賢相中堅決反對和議的人，程氏門徒此時也因為華夏和蠻夷的大義而反對議和。
趙鼎被秦檜排擠後，秦檜將程氏門人打入冷宮，直到孝宗時期才再次起用。不過，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程頤的門徒已經聲勢浩大，足以左右政治格局。清談之士口口聲聲言必伊川，已經成了時尚，這也是理學將統治天下的前兆。
最後的先知
公元1195年（宋寧宗慶元元年），宋代的理學經歷了最後一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威脅。這一年是宋寧宗上臺的第一年，一位叫作韓侂冑的主戰派權臣取代主和的趙汝愚，開始了執政。
韓侂冑為了樹立自己的勢力，大肆排擠大臣，而首當其衝的，竟然是個名叫朱熹的小官。韓侂冑沒有料到的是，他的這次排擠，反而成了理學主宰政壇的前奏。
在宋寧宗之前的兩位皇帝孝宗和光宗時期，對於理學的排斥時有發生，之所以排斥，主要原因是理學過於迂腐，缺乏對於實際政治的治理能力，而宋代朝廷需要的是有實務經驗的技術派官員。
比如，公元1178年（宋孝宗淳熙五年），侍御史謝廓然就曾經提議禁止周敦頤和王安石的學說，認為性理學說是浮言遊詞，飾怪驚愚。
五年後，監察御史陳賈又請皇帝禁止道學，這次禁止主要針對當時道學的領軍人物朱熹。朱熹在當浙東提刑時，曾經上書彈劾了台州知州唐仲友，而唐仲友是當朝宰相王淮的同鄉和姻親，王淮於是讓吏部尚書鄭丙和監察御史陳賈一同上書禁止道學。
雖然這件事帶有報私仇的成分，但是陳賈奏章裡提到的道學的缺點卻是實實在在的。他認為，天下之人所學的聖人的道理都應該是相同的，如果有人總是標新立異說自己的道學不同於別人，時時刻刻總是創造所謂的道統抬高自己，則必定是假借聖人的名號來行偽學之實。
又過了五年，朱熹被招為兵部侍郎，卻再次遭到上級兵部侍郎林慄的排斥，林慄認為，朱熹的學問來自張載和程頤，卻四處招攬門生，徒有虛名。此次林慄的打擊讓與朱熹政見相左的葉適也看不下去了，但仍然未能挽救朱熹的仕途。
然而，朱熹的轉折點似乎在宋寧宗時期到來。公元1195年，宋寧宗即位後，招攬朱熹擔任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他之所以得官，是因為宋寧宗在當嘉王的時候，就常聽他的老師黃裳誇獎朱熹，並用道學的理論武裝嘉王。寧宗即位後，朱熹似乎也會跟著飛黃騰達。
但就在這時，朱熹一生中最大的障礙出現了。在擔任侍講時，朱熹勸說宋寧宗要學會尊重大臣，不要獨斷專行，否則，皇帝看似獨斷，卻可能讓一兩個大臣竊取了權力，造成所謂的“主威下移”。
朱熹之所以說這些話，都是針對剛剛獲得了權力的外戚韓侂冑。韓侂冑聽說之後，迅速做出反應，認定朱熹是敵人，開始了排擠道學的運動。
韓侂冑首先請戲子穿上大袍子，戴上大帽子，裝作道學模樣，等皇帝看到了，又乘機進言朱熹這樣的道學毫無用處。果然皇帝聽信了韓侂冑的話，將朱熹貶斥了。之後，韓侂冑又讓他的黨羽劉德秀以考績為名，將尊崇道學的大臣一一拿下。
第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負責科考事宜，他和劉德秀一起規定，凡是在科考中使用道學理論的，一概不能錄取。年底又罷了朱熹的官。
第三年，韓侂冑開始仿效北宋徽宗年間的崇寧黨禁，規定了五十九人的名單，對於這些人不得任用。這五十九人中，包括了宰相級別的四人，以趙汝愚為首，待制級別的十三人，以朱熹為首。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元黨禁”。
從規模和烈度上來說，慶元黨禁的殺傷力遠小於當年的崇寧黨禁。崇寧黨禁是新黨與舊黨你死我活的鬥爭，不僅禁止本人當官，還禁止了子孫後代的仕途，對黨人的著作也悉數銷燬，黨禁一直持續到宋徽宗末年。
而慶元黨禁持續時間很短，力度也小，由於韓侂冑只是為了消滅反對派，一旦達到了目的，就隨即放鬆了黨禁，更無力禁止道學學問的傳播。
事實上，慶元黨禁除了黨派鬥爭之外，也有它的合理性一面。道學發展過剩，導致南宋已經出現了空談道德的傾向，實務派們本身就有一種清理誇誇其談的要求，只是藉助此事一起發洩了出來。
另外，這一次事件本身也是一次主戰派和主和派的爭鬥，雖然朱熹持有主戰的立場，但是他的朋友趙汝愚等人卻是主和派，主戰派打擊朱熹，實際上是為了打擊背後的趙汝愚，消滅主和勢力。但韓侂冑沒有想到的是，他實施的黨禁不僅沒有起到打擊道學的目的，反而助長了它的傳播。當人們聽說黨禁之後，立刻想到的是上次黨禁（崇寧黨禁）中，被禁止的人後來都成了英雄，而禁人者反而成了奸臣，再回過頭看待這一次黨禁，也同樣認定是好人受到了打壓。
至於暫時得勢的主戰派則輸得更慘。韓侂冑打擊完道學，為了討好主戰派，決定和金人發動戰爭。但作為投機分子，韓侂冑對於北伐的準備工作做得卻一塌糊塗，導致了戰場上的慘敗。到最後，就連韓侂冑本人，由於金國要他的腦袋，皇帝也不得不含恨下令殺了他滿足金人的要求。
於是，在這場危機過後，道學家們卻發現，他們已經處在了勝利的邊緣，當初被迫害的朱熹，不管他有什麼缺點，都已經不存在了，人們記得的只是他是一代宗師，是繼承了孔孟和二程道統的大聖人，一個神話被確立了起來。於是，在南宋還沒有終了，以朱熹為標誌的道學系統已經成了主流。
按照輩分，朱熹是二程的三傳弟子，二程最得意的弟子中，有一個人叫楊時，楊時的弟子中有一人叫羅從彥，羅從彥的弟子有一人叫李侗，朱熹就是李侗的弟子。
朱熹的批評者說，他的理論幾乎沒有什麼原創性，只是將周敦頤、張載、二程的理論進行了綜合，重新包裝一遍，再用這些理論對四書五經進行了註釋，使得四書五經看上去更適合理學。這種說法基本上是事實，但朱熹的功勞在於，他將綜合後的理學定型了，傳播了，光大了，讓理學佔領了社會大多數人的腦袋。
這裡不妨將整個理學體系再敘述一遍。
在宇宙論上，朱熹基本上繼承了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他認為萬事萬物之中蘊含著一個總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質。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一把扇子蘊含著扇子的道理，一把椅子包含了椅子的道理，如果再把扇子和椅子這兩個道理進行抽象，又可以得到一個更高級的道理，把世界上所有的道理一直這樣抽象下去，最終會得到一個最高的道理，這就是理學家要找的“天理”。天理反映在人身上，就是所謂的“性”（人性）。
天理的另一個名字叫太極，太極從無極而生，又生出陰陽兩儀。從兩儀又生出五行。其中太極是所謂的“理”，而兩儀是所謂的“氣”，五行則是所謂的“質”，我們可以把“理”理解為規律，而“氣”可以理解為抽象的物體，而“質”就是實際的物體。
“氣”這個概念是朱熹從張載處得來的，是聯繫天理與實際宇宙的連接點。世界萬物都是氣運動的結果，天地也在圍繞著宇宙中心轉動，在轉動的過程中，濁氣下降成了地，而更加輕盈的氣則變成了九重天，這些重天越往上越輕，直到變得沒有重量，沒有形質。而日月星辰則是氣的精華，最純正的氣。
天理之所以和人間連起來，是因為五行和人類社會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對應，而仁義禮智信之中，又以“仁”為首，而《孟子》主要說仁，所以，朱熹將天理與孟子的仁又聯繫了起來。
另外，之所以天理在人世間各種事物中都有表現，是因為“理一分殊”，也就是理是一個，表現形式卻是多樣的。
人類如何學習理，如何識別多樣卻又統一的理呢？下面就進入到方法論。這個方法叫作“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從二程繼承來的理論。所謂格物，指的是對事物進行觀察，窮盡它的理；所謂致知，就是獲得真理的過程。格物致知則是通過窮極物理達到真理，再用真理來指導行動的過程。
程頤當年教導皇帝時，總是希望皇帝從一個小事出發來發現宇宙真理，再利用宇宙真理來統治國家，就是用的這種理論。
經過格物之後，程頤和朱熹都得到了最後的“知”，這個知（天理）對應於人類就是：三綱五常和儒教傳統。人們為了實踐這個天理，必須消滅人的氣質之性，而發揚天命之性。
在進行格物致知時，朱熹終於有了一個獨創性的觀念：為什麼格物一定能夠致知，這是因為，人的心分成了“道心”（也叫天命之性）和“人心”（也叫氣質之性）兩部分。所謂道心，就是能夠覺察到“道”的心，而人心則是做一般性思考的心，也就是普通的心。
他對孟子的人性善理論進行了改造。孟子認為，人性是善的，而朱熹認為，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其中道心（天命之性）體悟了天理，所以肯定是善的，但是每個人蘊含的道心有多有少，表現不同，這具體的表現就是人心。道心雖然是善，但人心卻有可能善也有可能惡。
人類追尋天理的過程，就是要找到所謂的道心、天命之性，而消滅人心、氣質之性，這就是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基礎。到最後，對於天理的追求不僅沒有帶來思想的解放，卻帶來了人性的束縛，這或許是人類最大的不幸。
朱熹對於理學的貢獻，除了他將這些理論綜合起來，還在於將它們放入了儒教的經典著作之中。北宋時期的諸位道學家在發揮自己學說時，往往天馬行空，沒有緊扣儒教經典。到了朱熹，才開始逐字逐句將新的理論與儒教經典對照起來。朱熹在他的一生中幾乎將儒教經典注了遍，他對四書的推崇使得它們超越了五經。
在宋代之前，人們提起儒教著作來首先想到的是孔子參與編撰的五經，宋代以後，四書的重要性比五經更高，特別是《大學》之中對於格物致知的解釋，以及《中庸》的生活態度，都成了理學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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