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期间，中国作为口罩出口大国，完美的展示了大国风采，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援助了多个国家。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源源不断的被送至国外。
中国的口罩产量占据全球一半以上，疫情下“一罩难求”，中国作为首个疫情发现国家，早在疫情开始时就已经宣布禁止口罩出口。如今，疫情正在肆虐其他国家。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在疫情下“罩”顾了整个世界。
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口罩生产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除了口罩之外，我国还有一个日用品也是出口大军的一员。“全球70亿人口中，每3个人使用的保温杯里，就有一个来自浙江永康”。
作为义乌商品城的发源地，浙江的小商品市场全国著名。保温杯的出口中，有6成都来自浙江地区。2019年，中国的保温杯年产量约为8亿只，连起来可绕地球3圈。而其中有60%的保温杯都来自于浙江永康，这个小小的县级市，承包了海内外人民的保温杯。
尽管中国的保温杯出口数量庞大，但是渐渐的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卖大路货，全国的厂商都会陷入同质化竞争。追求性价比，利润就会被压缩。不少厂商直言：“生意越来越难做”。
徐康华是浙江永康人，从一个小作坊到如今1.2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徐康华一直致力于保温杯的生产创造。从生产刻字的中老年款式，再到年轻人喜欢的款式。从交给批发商代理到转至线上，徐康华的保温杯历程烙印着时代的标志。
随着产品的红利期不断的远去，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做品牌，提高溢价冲击高端地位。要么直接面对消费者，通过互联网平台，用极致性价比和精准接触来稳定客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条路都是非常极端的两条路。
冲击高端地位，无疑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的保温杯企业多如牛毛，出征这么多年依旧是“铩羽而归”。选择第二条路牺牲更大。下沉市场出口转内销，平台的加持很有可能带来品牌的下沉。
中国的保温杯品牌努力了这么多年，仍旧是“代工”阶段，想要拿出一个国际知名的保温杯品牌，难如登天。德国的“膳魔师”是保温杯的发明者。1993年，专利发明者给保温杯其名为“THERMOS”，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为“热量、爆文”。而90年代保温杯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将其称为“膳魔师”。
与此同时，日本也大量购买了膳魔师的保温杯，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产生了一批例如“虎牌”、“象印”等等知名保温杯品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走了高端品牌路线，而中国，仍在代工、贴牌阶段徘徊。
在中国市场，没有人能够说出第一只保温杯的来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保温杯就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和日本的改进技术不同，中国主要以代工、贴牌为主。这也是为何中国保温杯渐渐进入大众品牌的原因，至今没有一个大众叫得响的保温杯品牌。
根据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有7000多家保温杯生产企业，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浙江永康，这个著名的“代加工”地。而唯一一家上市品牌哈尔斯就出自浙江永康。但是显然，目前还没有一个让大众恍然大悟的品牌出现。
目前国内有很多保温杯企业，有上市的也有没上市的。而哈尔斯和富光是业内人士比较认可的品牌，但是显然国民认知度并不高。而哈尔斯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上市的保温杯企业。但是从2019年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哈尔斯的自产能力并不出众。
根据哈尔斯的半年报显示，它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代工，国外OEM业务收入比例占据总收入的70%，而国内市场的收入同比下降了30%。根据数据显示，永康的保温杯产量包揽了全国产量的60%，而出口比例就占到了80%。在更早阶段，永康保温杯有90%的业务都依赖出口。
随着保温杯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各大保温杯品牌都开始发力品牌塑造，但是想要成为“膳魔师”这样的高端品牌，中国99%的保温杯品牌都“付不起”成本。
花费大量的成本去做用户认知培养，这个行为并不适合保温杯行业。总体而言，保温杯的毛利率并不高，尤其是中国的保温杯企业，全国上下几千家工厂同时竞争，价格战会把利润压的越来越低，这个时候没有人会去“贴钱”提升品牌地位。
对于国内的保温杯品牌来说，能够保证不亏本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宣传、营销方面的支出几乎没有。业内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几乎没有哪家品牌会毫无保留的宣传自己的品牌。宁愿薄利多销，也不愿意花钱打广告。
截止到目前为止，电商化已经成为保温杯企业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保温杯厂商选择和电商平台合作。徐康华在线上的销售比例占比就高达70%左右。而富光也有一半在线上销售，而且这个比例正在不断的攀升。
在国内市场，大部分消费者仍然只看重保温杯的功能性，二线以下城市的用户，对于保温杯是不是品牌并不在意。而那些国际著名的保温杯品牌，在国内的市场可能还不如低价保温杯来的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国内没有一款大众皆知的保温杯品牌，在知名度方面还是略输一筹。从膳魔师被全球各国引进之后，日本改进之后研究出了几大知名品牌。而国内，目前还处于价格战阶段，可以从电商平台上看出，保温杯的价格战还是很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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