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月15日，歪歪的紐約日記有幾天沒有更新了。
為什麼沒有更新呢？
一是有人說我不務正業：正經人誰會寫日記？傷害了我這顆憂國憂民憂約之心，我要療傷。
二是我要看看，沒有我的日記，紐約會不會變成人間地獄，紐約人民的痛苦會不會被忽視、被遺忘。
三是我要給太太做紅燒肉。因為忙於寫紐約日記，沒有照顧好太太，她已經瘦了很多，臉上都起了褶子。我只好從紐約回來給她做紅燒肉。不過遺憾的是，我太太沒有像田樸珺一樣在朋友圈曬“歪歪的紅燒肉”，大概是嫌我名氣不夠，又或者嫌我做的紅燒肉看相不好。
當然，我的心始終是和紐約人民在一起，看到太太的臉已經紅潤起來，我又急忙飛回了紐約。
果然，因為我沒有在紐約，紐約的疫情還在蔓延。截止到剛才，紐約的累計確診病例突破了20萬，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萬人。
我感到罪孽深重，又感到委屈——紐約是美國最富有的州，這裡有世界的金融中心華爾街，可以說是世界的經濟首都，有最好的醫療設施和衛生系統，而且有7萬多退休的醫護人員“逆行”支持紐約，怎麼還會死這麼多人？
誰應該為此負責？誰的名字應該被刻上歷史的恥辱柱？誰應該被鑄成雕像跪在紐約街頭？總不能讓歪歪一個人背“鍋”吧。不能讓歪歪一個人背吧。
問題是美國政客還要讓中國為這場全球災難負責，美國律師起訴中國在國內贏得“美分”們一片叫好之聲，有位武漢律師起訴美國卻被批評為“譁眾取寵”、“丟人現眼”。
歪歪竊為中國不平。如果美國律師講點道理，如果中國“公知”講點邏輯，如果美國政客不“甩鍋”給中國，歪歪願意一個人背“鍋”，哪怕是被挫骨揚灰，我也心甘情願。
問題是，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分”們的立場不會讓歪歪得逞，這讓我對紐約人們的情感變得複雜和矛盾——你們美國人民為什麼會選出這樣的流氓政客，為什麼會建立這樣的強盜政府？
不管怎麼樣，作為一個龍的傳人，歪歪還是有人文關懷的，日記還得繼續。
為了與《XX日記》相區別，歪歪不能做一個憑道聽途說寫日記的“坐家”。
於是，歪歪冒著生命危險走出蝸居，來到了紐約的收容所。如果沒有這場疫情，紐約大量的流浪者是沒有人關心的，他們的生死似乎與紐約無關，與“人類文明的燈塔”無關。沒有人為他們看病，沒有人為他們發放實物，沒有人為他們準備住所，當然更沒有人為他們寫日記。
新冠病毒來了，因為要防止疫情擴散，這些以“天穹為廬、大地為床”的流浪漢也被剝奪了“自由”，被集中到了收容所，但是收容所並不比露宿街頭更好，感染風險更高。
報道稱，紐約的流浪者有7.9萬人，超過17000名男性和女性，住在100個為單身成年人準備的“集合”（congregate）收容所中，保持社交距離不可能。大多數人住的地方是病毒滋生的沃土，床與床之間離得很近，人們睡在裡面幾乎可以手碰到手，擁擠程度可以想象。
69歲的羅伊·科爾曼（Roy Coleman）住在（紐約東端）沃茲島（Wards Island）一家收容所，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症狀後被救護車帶走。他在接受歪歪採訪時說：“我周圍有很多人在咳嗽、嘔吐、打噴嚏。”
在另一個收容所，45歲的阿方索·西維爾（Alphonso Syville）對歪歪說，儘管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他還是擋不住幾英尺外一個男人不斷的咳嗽聲。
歪歪有幸見到了在紐約布朗克斯區的收容所過夜的克里斯蒂安·卡斯科恩。因為擔心感染風險，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租來的儲藏間裡 。
截止4月12日，紐約已經有23名收容所居民在醫院死亡，371人被確診（這個數字抵得上除武漢之外中國的一個特大型城市）。
在紐約的收容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驚魂時刻，每個人都在等待上帝的裁判和死神的召喚。而美國人持有槍支的情況比中國人擁有手機的情況還普遍，死了的美國人當然無法帶著槍支去見上帝，那麼，那些狼藉滿地的槍支會被政府沒收還是會隨著他們的主人化為塵土？
注：文中所稱“歪歪的採訪”均借用《紐約時報》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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