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大型文博類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風靡一時。這部作品不僅介紹了精妙絕倫的文藏寶物，還近距離展現了故宮文物專家的日常工作，有力地詮釋了“工匠精神”。其實，故宮瑰寶的傳承，離不開一代又一代“故宮人”的努力，而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易培基先生，稱得上是第一代“故宮人”的代表。毫不誇張地說，如果當時沒有這位先生挺身而出，現在故宮裡的文物可能大部分都遺失在日本了。
計劃南遷，徐志摩帶頭反對
1924年，國民軍佔領景山，《清室優待條件》修正，溥儀也被逐出紫禁城。很快，北洋政府就下令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身為委員之一的易培基負責的就是籌備、整頓紫禁城，在這期間，易培基著手清點了故宮內的所有文物，並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將紫禁城正式更名為“故宮博物院”，而他本人也順理成章地成為首任院長。
任職期間，易培基的遠見卓識使故宮博物院發展到了鼎盛時期。他將故宮分為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和秘書、總務兩處，完善了工作機制。此外，他還主持創辦了多種期刊，讓故宮走進了大眾的視野，喚起了國人保護古典文物的意識。
但是好景不長，很快國家就陷入了戰亂。可能是預感全面抗戰的爆發，易培基早就以“修建庫房”為理由，對部分故宮文物進行裝箱。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軍又隨後佔領了山海關，眼看著硝煙就要瀰漫到北平，面對著故宮博物院裡的大批瑰寶，易培基心裡很清楚：一旦北平淪陷，那麼這些文物必定會落入賊手；國土可以收復，文物一旦流失海外，想要尋找回來可就比登天還難了。
在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再三提議下，北平政府最終批准了文物南遷計劃。消息一傳出，輿論譁然，南遷之事一下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不光是平民百姓不同意，就連魯迅、胡適等社會名流也持反對態度。
對此，徐志摩曾用犀利的語言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言論質疑文物南遷計劃；以周肇翔為首的民眾代表也在太和門前集會，聲稱要與文物“共存亡”。
南遷受阻，張學良出面解圍
1933年2月5日，西山碧雲寺別墅。
易培基和張學良商討了一整天，最後敲定了文物南遷的詳細方案：為了掩人耳目，於當天晚上對第一批文物進行轉移，將2118箱文物從太和門運出，經過午門送往北平前門火車站，連夜發往南京。
按理來說整個計劃是絕密的，但依然走漏了風聲。當晚，抗議文物南遷的學生將北平火車站圍了個水洩不通，學生紛紛聲討易培基、馬衡等南遷派成員，並反對文物轉移。一些情緒激動的學生甚至趴在鐵軌上，阻止火車前行。而護送文物的警方也和學生髮生了衝突，甚至有警衛員開槍恐嚇學生，兩派爭執得不可開交。
眼看著矛盾不斷深化，這時張學良及時趕到現場，先是安撫了在場的學生，又用自己的人格擔保，一旦北平安定下來，就把文物遷回故宮博物院。顧及到張學良的威望，學生們只好妥協，抗議一事也不了了之。就這樣，文物成功躲避了戰火，一路南下。
被扣帽子，易培基含冤而亡
文物南遷計劃照常進行，時年5月，正當最後一批文物裝箱起運時，有人控告易培基利用職權對故宮珠寶進行調包。輿論再次譁然，南運戛然而止。
檢舉人叫崔振華，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成員張繼的妻子。對此，易培基一點也不意外：在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有人曾提議任命張繼為副院長，卻被易培基駁回了。原來，崔振華是出了名的“母老虎”，對丈夫管教極嚴，易培基認為張繼聽從妻子支配，不能擔當大任。後來這件事傳到了崔振華耳中，她一直懷恨在心。
1935年5月，地方法院邀請著名書畫家黃賓虹對故宮裝箱文物進行鑑定，最終查出贗品偽作共計62箱。
但凡有點文物常識的都知道，僅僅憑藉黃賓虹粗糙的鑑定方法，根本無法斷定文物的真偽。清朝坊間的贗品製造技術足以達到以假亂真的地步，就連資深的古董玩家乾隆也時常看走眼，更別說黃賓虹一個行外人。
但偏偏是這樣一個莫須有的罪名扣在了易培基的頭上，而他本人也在病痛折磨和心理壓力的雙重打擊下於1937年9月含冤而亡。直到解放後，“故宮盜寶案”才真相大白，易培基先生的罪名得以洗脫。
據說，當年日軍侵佔南京後，不僅將庫房中的寶物洗劫一空，還將正殿屋脊上的裝飾品拆了下來，其貪婪可見一斑。如果不是易培基頂著巨大的輿論壓力，堅持將文物轉移，那麼故宮博物院裡的大部分瑰寶可能現在都下落不明瞭。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能有幸目睹這些奇珍瑰寶，真的多虧了這些老一輩的文物大師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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