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四万亿后，投资+建设模式逐渐登上舞台。这些年，投建结合的具体操作模式换了许多种，不过内核始终是带资建设。但深究起来，建筑业属于成熟行业，既无超额利润，也无募资优势；是谁把建筑企业推到了风口浪尖？这样的模式真的可持续吗？
一、行业竞争激烈，将投资作为业务优势
虽然建筑业有资质管理，但相比其他行业的壁垒，建筑业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加上市场规模庞大，无论是企业还是从业者，都感受到了竞争的激烈。
在过度的竞争中，许多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焦头烂额，而在这过程中一部分企业意识到了新的机会，地方政府项目的付款是有保障的，完全可以垫资施工。因此，一部分企业逐渐将投融资作为了自身的业务优势，凭借垫资施工、与金融机构的合作组成投建联合体等形式快速拿下一批政府政府项目，就此开启了投建模式的序幕。
二、适逢杠杆扩张，投建迎来机遇
原本投建模式并不是主流，但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积累，以及金融杠杆的扩张，投建模式逐渐迎来了新的机遇——2015年开始的财政体系改革，地方政府举债受到严格限制，短期财政资金较为紧张，政府债务逐渐隐性化，越来越多的政府项目需要投资+建设的共同进行。
原本投建模式是少部分企业竞争的“优势”，但在此模式全面推开后却让企业们笑不起来，尤其是民营企业。央企凭借自己更强的资信、更低的融资成本在投建模式中大行其道，拿下了绝大部分的好项目、大项目；即使采取同样的模式，民企也只能在央企竞争的缝隙中“捡漏”，否则就只能给央企“打工”。
从本质上来说，这轮杠杆扩张是将许多政府债务转移为企业债务，因此投建模式的流行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金融机构的配资、明股实债等手段也为投建一体化推波助澜；但随着政府债务的去化，风险的焦点已从政府债务转移为了企业债务，在企业、金融业共同去杠杆、防风险的趋势下，投建模式的历史使命已然终结。
三、投建项目下隐藏的重重风险
随着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逐渐扩张，中央再次针对违规举债问题进行了整治，但地方举债建设的需求仍在，投建模式依然有较大的惯性，即使在2019年《政府投资条例》出台后，带资建设仍未停止，转为更隐蔽的方式实施，但其中蕴含的风险真正逐渐发酵。
当整治地方隐性债务进入攻坚阶段，企业们发现两个问题，一是预算法的界限逐渐严格，许多政策不再模糊不清，地方财政可用于挪腾的空间正在压缩，违规操作的风险进一步加大；二是在融资平台的规范、整治下，许多非标债务无法借新还旧，平台兑付的压力激增，并且无论从什么角度上来说，平台总会优先保障公开债务，至于非标债务、隐性债务，自然出现了重重问题。
除少部分外，绝大多数的投建项目的本质依然是隐性债务，如今隐性债务大体走到尽头，投建模式的消亡指日可待。
四、去杠杆、防风险；投建逐渐分离
在解决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后，国有资本的隐性债务问题就成了新的焦点，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了要控制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此后央企大幅度停下了自己凭借投建模式扩张的步伐；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也开始推进整治，建筑企业依靠杠杆扩张的路就此终结。
另一方面，金融业的监管也正在持续，企业融资依然困难，在去杠杆、防风险的思路下，投建结合逐渐走向了投建分离，建筑业也开始正本清源，回归主业；有句话叫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建筑企业在建设上是专业的，但对他们来说，投融资始终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不用说还要承担原本不属于这些企业的风险。
在2019-2020年地方专项债大量发行的过程中，地方项目的建设已经脱离了融资属性，建筑企业又回到了总承包的道路之上，毕竟建筑企业真正要比的，还是建造本身的服务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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