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〇 九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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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鸣
止于至善
」
人 物 介 绍
何鸣，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新虹桥和诺医疗首席精神心理专家。国内第一位精神病学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博士后。国家卫健委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项目国家指导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精神卫生中心应急部副部长，世界中联内观专委会副会长，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专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教授。
采访笔记
“我是何医生，能帮您做点什么，大家都愿意帮您，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
2月14日，他成功干预了一起聚集隔离点情绪过激人员自残跳楼行为，是一次疫情期间典型的“心理急救”。上面那句话，是他见到当事人的第一句话。
说话的时候，他扶着当事人的胳膊，声音不大，但是很有力量，身体微微前倾，他要让当事人看清口罩后面，他的稳定的眼神。
“周围很嘈杂，但是我希望她可以很快平复情绪，我的肢体语言一定要让她意识到，我的确是在帮助她。”
就在采访之前，不少人告诉我，他很厉害，再暴烈、再顽固的患者，他都有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为什么呢，我希望能有答案。
我们没有负担地聊，聊四书五经，王阳明，聊国外生活，聊他的长处和短板，还有他的悲伤和哀愁。他语速不快，我想，他与病人一起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的语速。
“你需要慢慢讲，慢慢谈，然后跟病人做一个人和人之间的接触，激活他自身的力量。你要知道，眼前人是有很多能力的，有丰富的生活。只不过，在一个崩溃、绝望、耗竭的情况下，这些暂时忘记了。其实，稳定的情绪是会传染的，情绪稳定的心理医生，是慢慢帮他们找回对生活的控制权。接下来，你只要告诉他，那束光在哪里，让他朝着光走，而不是硬把他拉去看那一束光。”他说。
他经历过汶川，率队冲在一线的国家心理救助，见过最惨烈的万箭穿心与旷世悲凉。所以，我想他的心底是一片海，海的底色是“懂得”这两个字。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其实，这也是所有白衣人的底色。
他说自己很知足，当年最卑微的日子都过来了，往后余生，皆是天涯。
“得过且过，随遇而安，往好处想，跟形势走，这是有利心身的健康法则。”临别，他用颠覆了传统的成语送我。
我一想，嗯，真对。
1
知青生涯
何鸣的青年时代，过得并不美好。
当年，何鸣作为知青，落户到扬州市双桥公社园林大队时，刚满17岁。他从没想过，这以后的日子会是这样一幅场景。那时，大队的全劳力是10工分，何鸣这样新来的后生，第1年是5工分，看他岁数小，队里照顾他，让他“积肥”。
“积肥，就是把一家一户的粪便收集在粪车里，拉回生产队，倒在生产队的大粪坑里。积肥得进城，我家住在扬州东关街，跨过国庆路对面是彩衣街，那就是我们生产队承包的街道。我每天早晨，都要去挨家挨户倒马桶。”
天蒙蒙亮，何鸣打着哈欠，推着粪车在街上慢慢地走，“拎出来啦”，随着喊声，街坊邻居接二连三将马桶拎到自家门口，他走过去，一个一个拎起来，倒进粪车。在街头还有一个公共厕所，那里打扫完以后，把粪车拉回生产队，今天的这一项活儿就算干完了。
何鸣说，数十年以后再度回首，这个工作给他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放下了面子。“又脏又臭，别人躲之不及，而且就在我家门口，谁都看的见我。一起插队的知青，也有人倒马桶，他们会戴个破帽挡着脸，真正的破帽遮颜过闹市。但是，我并不感到委屈，坦坦然地走，有活干，就认真干。”
他细细数着自己每天的收入，心满意足，虽然微薄，但是足够他养活自己，还可以贴补父母。“其实没什么了不得。世界上还有比屎尿更脏的东西，能够洗干净的都不叫脏。最怕的就是洗不干净，心灵上的脏，才是真正的脏。”
1977年恢复高考，是何鸣生命的转折点。
可惜，第一年他因毫无准备而没有考上。看到旧邻居有人考上了大学，何鸣暗暗下了决心。“知识改变命运。可我根本没有书，正好城里废品公司“支援农业”，来大队部在回收旧物，我就在那里守着，谁来卖书，我就买来。也不管是什么书，中学教科书有一本就看一本。”
他白天拉粪车，晚上在牛棚里点灯看书，身边是三头牛，他背书的声音，这几头牛朝着他，低声鸣叫，瞥来冷冷的目光。偶尔听见生产队里有人冷嘲热讽，他也并不当一回事。“连生产队长都说，上大学怎么可能轮到何鸣？能招工进城就烧高香了。”
凭着这些支离破碎的教科书和内心的一团火，1978年高考放榜，何鸣踏进了南京医学院临床医学系。
三年半的知青生涯，让何鸣懂得了一些人间世的道理，关于汗水和命运。
“第一，人如果不流汗，庄稼就长不出，所以要想有结果，必须先出大汗，别讲价钱；第二，有时候，人的命运由不得自己，但是，在大命之下，如果你努力了，是可以激流勇进的，只管往好里做就是了。”
2逐渐成长
大学毕业后，何鸣按照父亲的意思回到家乡扬州工作。这一批回去的大学生共有10人，一同在卫生局等待分配。
何鸣起初很想成为一名心血管医生，但命运之手，将他推进了扬州第二人民医院的精神科。
“我对精神科、精神病人其实并不陌生。”何鸣说，母亲是扬州五台山医院的护士，小时候去医院找母亲，常常见到那里收治的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而且，我的岳父也是精神科医生，他对我说过，精神科玄妙无比，精神、感觉、思维、情感、意志、行为、人格、自制力……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生物、心理、社会等不同的层次，值得一生探索与钻研。”
于是，何鸣成为了一名精神科医生，这是他从业的开始。
在扬州二院，何鸣待了5年，这五年对他来说，是真正认识到精神科的临床，体验到各色人等因罹患精神疾病，饱经痛苦的阶段。“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家破人亡。我也看到了很多精神疾病背后的原因，这是一张巨大的网。”而他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此时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能够产生莫大的成就感。”
因为感受到专业知识的不足，1987年，何鸣报考了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去长沙学习深造，导师是著名的精神病学教授杨德森。那时候，全国精神科才招4个硕士生，包括北京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和湖南医科大学，而且，都不招博士生。
杨德森教授是我国行为医学事业的创立者和倡导者，也是中国精神卫生学科新标准建立的牵头人之一，是我国精神医学界著名精神病学临床学家、教育家、行为医学开创者，以及应激、成瘾相关研究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精神卫生事业培养了众多的优秀人才。在他的推动下，使我国行为医学的临床与研究水平与国际水平同步。在1970年代肆虐全国的极左思潮侵袭医学界，噤若寒蝉的年代，他敢于直言，撰文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剖析谬论。
在硕士阶段，何鸣主要研读行为医学。“行为医学讲的是社会心理因素对人的影响。实际上，行为医学是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涉及的是与人的异常行为有关的内容，比如，应激障碍、反应性精神病、反应性人格改变，社会越轨行为等等。”
在其中，何鸣特别关注应激障碍。1988年，扬州发生了一起大巴翻车重大事故，有人幸存，也有人当场罹难。恰好在学习假期回到家乡的何鸣，开始了对幸存者以及死者家属的跟踪调研、心理疏导。同时，他记录下他们的心路历程——从开始的急性应激障碍，到之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做足了功课，发表了论文，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界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论文。
“那个时候，医学界、心理学界对于应激反应的研究非常少，精神科医生大都致力于满足心理疾病的基本需求，重点关注重型精神病，对于中度、轻度的焦虑症、强迫症等都顾不上。更何况是应激反应。”
硕士生毕业，何鸣又回到了扬州第二人民医院。
1992年，在一次全国心理学会议上，何鸣又遇到了杨德森教授，教授告诉他，开始招收博士生了。何鸣心念一动，经过艰难的考试，他成为了杨德森教授的第一批博士生。
“博士生的考题我现在还记得，只有一道题，试评论高危行为的机理。8开的大纸，我足足写了三张。考完以后我问导师，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老师说，我也不知道，你是做博士的，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
何鸣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毒品依赖。跟杨德森教授在一起的六年，何鸣说，老师给他的最大影响是执着。
“老师喜欢郑板桥的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做人做事要执着和坚持。另外，老师还引进了行为医学的概念并应用于临床。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对于轻的精神障碍、一般的社会适应不良，都成了我们的服务对象——以前我们只是用药物治疗，但当行为医学引进以后，有各种各样行为治疗，包括脱敏治疗，渐进放松等等。”
1995年，博士生毕业的何鸣，来到北京沈渔邨院士的博士后站点工作。事实上，他成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第一个博士后。
沈渔邨，浙江杭州市人，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她长期致力于探索精神病防治方法，首创并建立农村精神病家庭社区防治模式。1974年到1977年，她带领大家完成了海淀区11个公社、19万农村人口中建立精神病人家庭防治网的工作，郊区精神卫生保健模式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0年代，沈渔邨引进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先进方法，组织中国国内六大行政区的12个单位，进行了中国首次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于1985年获卫生部乙级科技成果奖。在沈教授的指导下，何鸣在业务上又一次得到了提升和飞越。
“老师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毕业的，同年留学苏联，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并得到斯坦汉塔夫奖，她的照片还登在了苏联《火箭》杂志的封面上。老师业务精通，为人直截了当，学术研究上认真而严厉。”
何鸣坦言，学到后来，心理学的诱惑如一个深邃的黑洞，欲罢不能，此时，西方国家心理学的实践与思潮涌入国内，他要出去看世界。
2年后，何鸣去美国国立研究院药物依赖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进行药物依赖的研究，3年后，他又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从事精神科病人社区治疗和研究。他在欧美国家，一共待了8年。
在国外，何鸣接触了最高水平的临床科研，不管是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是研究手段，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但何鸣总是归心似箭，想快点回到中国。
“眼界的确大开，研究是需要创意和思想的，不仅仅是勤奋就能完成。但是，把研究结果变成了临床所用，其路漫长遥远。而我还是想做一名医生，可以更直接地为社会服务。”
何鸣认为，在心理学运用上，国内外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社区服务体系的建立和成效。“国外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把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结合在一起。服务也更多考虑到人文的需求，更加人性化，细致到位，更贴近受众群体的需求。”
为了回国后能完善地建立起心理干预社区体系，何鸣想出了“偷师”一招。他在社区服务队工作，开着车到患者家中提供服务和治疗，回来后总结工作情况，写报告、评估，留下服务记录，直到对整个工作程序了如指掌。这个“卧底”，何鸣当了两年。
3身体力行
2004年，何鸣回到中国，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归宿。
他在杭州第七人民医院任职，担任精神卫生技术顾问，负责刚建立的杭州市心理卫生中心的危机干预中心，负责热线电话心理咨询、危机干预和社区健康卫生。就在当年，他完美地技术指导并参与实施了“云纳”台风的心理危机干预处理。
“台风肆虐，人心惶恐，我们兵分三路，一路到医院处理伤员，一路下农村村庄，还有一路面对广泛群众。我们进行评估、挑选、甄别、筛查，发现严重的患者，就进行个别干预。时间虽然只有二十几天，但意义就在于，这是一个机构服务的雏形，代表一半的政府层面。那个时候，由政府牵头的心理干预，十分罕见。”
从2004年迄今已有16年，何鸣参与了2008年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新疆7.5事件、“桑美”台风、临安中学生“集体癔症样发作”等等多个重大事件心理救援、危机干预和心理重建等干预工作的组织、计划和实施。危机干预中心志愿者，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老师、警察等等。这支危机干预队伍，还为社区精神疾病防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参与到浙江省多个示范区有关社区精神病防治的计划制定和具体操作。
对于何鸣来说，2008年汶川地震的心理救助工作，是他生命中最难忘的场景。当时，他带领的心理干预的医疗队只有寥寥数人，面对几万人的灾民，他们感到渺小而无力，而他们又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够做好工作。
“工作规模大，而且复杂。难点在于，第一，我们专业人员的服务能力跟服务的需求不匹配。第二，不同观念之间的碰撞，专业人员的理念跟行政官员的理念有时候并不一致。第三，灾民们对痛苦的归因，认为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天灾人祸！这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复杂的局面。”
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当天，何鸣彻夜赶写了“地震灾区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行动方案”，发给中国CDC精神卫生中心。此件经讨论修改后，作为卫生部文件下发。5月14日，他被卫生部任命为地震灾害心理干预专家组成员和全国联合医疗队前方支持组副组长。参与灾区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人员培训安排，对灾区群众、儿童、居丧者干预要点和宣传材料的准备。5月17日，他作为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副队长，带领医疗队到达四川省绵阳市。
在绵阳九州体育馆，他搭起卫生部医疗队工作站，与绵阳第三医院一起，广泛吸纳各地心理咨询师，联合组成“希望九州”志愿者组织。
“九州体育馆容纳灾民数万人。我们广泛宣传灾后心理保健知识，宣传心理助人者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对媒体的一些不适当行为进行教育，对危机干预中出现的不专业现象给予批评、引导。美国NBC电视台、英国卫报等国外媒体对中国政府组织心理救灾行动不了解，我们给予教育，现身说法，提高政府和中国精神科专业医师的国际声誉。”
在何鸣看来，心理危机干预并不仅仅是心理疏导，是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这不是一种程序化的心理治疗，而是一种心理服务。它必须与社会工作服务等支持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2017年，何鸣担任了上海新虹桥和诺医学中心国际精神科首席专家。在何鸣心里，把这里当成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节华章。
“这里有明显的地理优势、区位优势、交通优势，我们正在开展焦虑症、强迫症等神经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科常见疾病的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并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不良行为矫正、婚姻与家庭问题干预等专业服务。我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躯体健康资源和心理健康资源整合在一起，为患者提供全人、全周期服务。从生物、心理、社会这几个层面提供服务。”
如今，何鸣已过耳顺之年，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支撑着他走过生命的黑暗和不平整，滋养他的生命底蕴和力量。何鸣也更多地把它传播给患者，教授给学生。比如王阳明的心学，格物致知；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实，西方心理学的理念和逻辑理论，与中国的古典哲学相结合，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何鸣常推荐他的学生读经典，四书中的《论语》是他津津乐道的。“它能推进人品的成长。人品，一是人性，二是品味。人性决定了人生的方向，而品味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人生的高度，在何鸣更为推崇的《大学》中早已透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一直做到善的极致。
口述实录
唐晔
何教授，最初在扬州二院做精神科医生，有没有让您印象至今很深的病例？
何鸣
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女孩，脸上是一条一条新的划伤。据她母亲说，此病来得蹊跷，外面打雷，姑娘受了惊吓，就拿刮胡刀划自己的脸，在街道医院看了很久不见起色。我问女孩，何以如此。她说，“这不是我的脸，是别人装在我脸上的，所以要把它毁掉。我没病，不要住院。”这个病例让我深有感触，第一，患者父母的陈述，大多数时候只能姑妄听之；第二，对于精神病的识别，基层医疗机构是不够的；第三，病人的感知觉出现了障碍，思维方式也出现了混乱，已经是严重的精神疾病了，必须先要足够剂量的抗精神病的药物治疗。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这样的病例治疗成功，对年轻医生来说，是极为提振信心的。
唐晔
从2004年回国至今，您主导了很多起心理危机干预，分享一下？
何鸣
有一所小学。那天，学生们在教室里吃午饭，有个学生发生了食物中毒反应，送去医院了。后来，发生食物中毒反应的孩子越来越多，最后送到医院的一共有100多个。送到医院的孩子，挂水补液、然后查体，但是并没有发现生理异样。此时氛围紧张，老师们都默不作声，忐忑不安。教育局领导说，请心理专家来看看，我就赶去了。评估之后发现，这不是一起食物中毒事件，而是心理暗示起的作用。于是，我建议停止医疗治疗，代之以一些协助性的行为疗法——唱歌、游戏等，化解掉紧张的氛围，再找出原因，原来是孩子们对下午即将到来的测验，有恐惧心理，第一个孩子是在家吃了不洁食物，到校后，在午饭时肠胃炎发作，其他孩子在对测验恐惧心理的暗示下，纷纷模仿，演出了一场闹剧。
后来，我们了解到，这所学校在教育理念上是有所偏差的，重分数、轻育人，于是，我们给出学校校长的建议是，建立一个教书育人，身心健康的氛围，让学生之间的氛围正常化。给孩子们上心理卫生课，多做促进心理健康的活动。还要听孩子们的心声，打开合理的情感表达的通道。我们这样的干预，和社会心理、文化、价值观等都有关系，心理危机干预，必须把这些都考虑在内。
唐晔
2008汶川地震，您担任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副队长，有没有至今难忘印象呢？
何鸣
扫棚，这是最难忘的。心理创伤严重的人，一般都不愿出门，会选择呆在自己家里。那天灾区有个香港女明星来慰问，有个老太太死活不肯出去看看，独自面壁垂泪。她说，吃的还有，只是家里人都死光了，那种无助、绝望的孤独感，极度深寒。我发现，像这样失去亲人的老人，还有很多。于是，我把他们组成一个群体叫养生会，一起交流，互相帮助，端午节的时候，请志愿者买了粽叶和糯米，和他们一起包粽子。他们看起来还算正常，有时候也开开玩笑，参加活动也挺踊跃，但是我明白，一旦我们离开，留给他们的无尽的黑夜。所以，灾区心理援助是一项持久的，需要付出极大耐心的工程。
唐晔
作为一位国内知名的心理医生，您自己的治疗特点是什么？
何鸣
在生物学的治疗上，循证实践，把现有的中外公认有效的治疗手段相结合。
而在心理治疗上，我是拿来主义。凡是能解决问题、促进健康、促进社会适应的方法，我都用。基本上，我是用治疗方法来贴近病人，而不是固定思维。所以，精神分析、脱敏、催眠这些五花八门的流派技术，我都尝试过。
除了流派，其实我更青睐于中国明朝伟大的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这是有渊源的。我的祖上，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父亲平时跟我们说话，口中虽不提心学二字，却处处都带有心学的意味——从低层次来说，是现实适应，从高层次说，是自我实现。心学用于心理学，在帮助他人的同时，自己也获得成长。
唐晔
当了几十年心理医生，您有没有对自己最满意的地方？
何鸣
最满意的就是做了一个精神科医生（笑）。其实，在行医过程中最大的受益人是我自己，我以前小气又自私，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心中又有恨，通过给病人做心理咨询和治疗，慢慢化解自己。方方说，哪怕是一粒灰尘落到普通人头上，也会变成一座大山，这些话真是觉得对。
唐晔
如果读书的话，您推荐什么书？
何鸣
四书，我可以背得滚瓜烂熟。首先要读《论语》。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滋养是很深的，中国文化早就告诉人们，怎么来应对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魑魅魍魉，所有的悲欢离合。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中庸》《大学》每一本书都会告诉你一个人间的至理。缺乏这方面的滋养，就像一棵幼苗营养不良，不会真正长大。
唐晔
您觉得，人该怎么活着呢？
何鸣
要有目标，也要有方式，在努力的过程中感受快乐。我治疗病人，是希望见到他成长、成才、成功，顺便化解掉困扰他的身心症状。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我经常对病人说，我只是你的拐杖，我们是合作伙伴，真正站起来的，还是得靠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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