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感慨我们当下生活中“附近的消失”。但要清楚，“附近”更应该是一种空间的概念，即任何人都能彼此面对面有互动交往的那种空间，是跟时间配合起来的一种时空坐落。
原文 ：《何处找寻曾经的乡土格局》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 赵旭东
图片 |网络
“附近”的变化
传统上，我们都希望生活在那样一个空间之中，也就是我们近乎可以触摸到的时间和空间，相互是不应该脱离开的。
人们早晨一起来就能看见邻家燃起了炊烟，夜幕降临之时，每家每户便熄灯入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生活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过，这被人们称之为“乡土”，或者一种共同体中的生活。这种共同体生活根本就是一种空间化了的生活安排，彼此之间必是能够相互看见，相互间还可以近距离地问候寒暄一番。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最忌讳频繁流动，甚至会用“颠沛流离”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变动不居生活的悲惨。在这样的社会中，“父母在，不远游”，谁在这个文化里，都会接受一种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情感教育。
然而，在由西方人最先挑起的现代世界构建中，各地人们的生活格局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日益从一种有限性的时空坐落中跳跃出来，走向了一种超越时空界限的生存状态。这个变化或许就来自于西方人对世界边界的不断探险和再发现。
具体来说，即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从此“大航海时代”的观念将整个世界东西南北都连接在了一起。此前分散而有“附近”存在的世界，日益演变成远去移民和征服占领的新业缘关系世界。西方数百年的殖民主义由此创造了一种新式世界空间构造与安排的格局想象模式。
由此，也才有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化了的东西方之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空间的主导性格局为西方所支配，我们所理解的空间也变成一种空间占有意义上的空间。在这样的一种空间里，需要有附近的存在，而附近的一切必然都要经过一种重新的、服务于殖民化生活的细密安排。
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附近有人的出现，要有聚集的生活，殖民城市之中要有市政厅、邮局、医院以及大的购物中心或贸易市场比邻存在。市政厅不仅收税，也给予那里的人民以种种保护和保障，邮局成为了跟外部世界进行联系的信息中转纽带，医院诊所保障了生命的健康，购物中心或贸易市场则满足了人们对各种生活消费品的欲求和现代生活欲望。而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种空间上的附近成为了一种新的殖民空间意义上的附近。
传统上的那种真正血缘纽带维系的附近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可以说，早期的那种血缘关系意义上的附近可能从来都是不存在的，或者在一种血缘亲缘关系之下，附近就是家中，而不是相互的比邻，比邻不过是某个家庭空间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大而已。因此，已经消失的附近，显然不再是那种现代都市安排下的家户和附近的邻居意识了。
这一切，根本上又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对各种虚拟作出各种真实的反应时，人们的生活也似乎不必再有那种真实存在的、异己性的、少有往来的附近了，而是转入一种虚拟网络之上的、随时随地的彼此相连互动以及朋友圈的交往。只要你手触屏幕，附近便会随时现身，它并不被要求具体在哪一个地方，恰恰就是此刻的虚拟空间之中的一种真实存在而已。因此，也就不必再有旧时代的市政厅、邮局、医院和购物中心之类鳞次栉比的附近和附近的设施，一切都在网络之中，相互之间虽不见人，却可知彼此的存在，且能虚拟而真实地看见彼此。
观念中的“附近”
由此，一种新的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精神氛围在所谓全球范围内酝酿成熟了，这着实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殖民，或者心态上的新殖民。
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有关中国场景故事的功夫电影在非洲大地上得到了热播，那些看着成龙功夫电影长大的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成为了有一张典型亚洲面孔的人的粉丝，不管技术能力、不管距离远近，这些人变成了网络意义上彼此的附近。但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人们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存在，只能通过想象力的发挥和视频呈现获得彼此共在的知晓。
我们日益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去消费可口可乐或者麦当劳这些美国品牌的世界性快餐，但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空间上被殖民了。现在谁还能说当下的印度共和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呢？但确确实实地，英国的国际电信业务大部分要经过那些廉价的印度接线员的中转而获得彼此的联通。
至于在欧美世界中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商品标签，使在那里的中国游客或者华裔似乎感觉到了“中国”就在他们附近，这不再是一种地理空间意义上的“附近”，而是一种观念中的“附近”。
对现代世界的生成而言，构建起一种空间意义上的“附近”之后，其存在便是一种不用反思的殖民，而面对它的消失，也不要太过失望或担忧，它必然不过就是一种新的殖民历程的替代，说到底，也不过就是一种经历过现代之后的人们在心态上的一种“后殖民”罢了。我们因此反倒是再也回不去那种没有真正附近或邻里，而只是有一种家的不分彼此的那种生活氛围了。可以稍微想象一下，现代都市如“北上广”的那些比邻而居、就在身边的陌生邻里见面时的冷漠和匆忙，也就不难理解跟一种更为隐蔽的后殖民相连接的现代“附近”观念的源头究竟在哪里了。
曾经理想中的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却可做到“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可能才是原原本本的生活本身，可能才是无需附近也能持久生活下去的共同体的根本。
而这样一种曾经的乡土格局的生活又应该到哪里去找寻呢？
在公元1500年这个分水岭之后，在五百多年的世界历史中，我们不过就是从一种“附近”转换到了另外一种“附近”，我们似乎没有真正能够摆脱心态上的隔离、冷漠，在比邻而居的个体追求“附近”的怀旧之时，我们似乎可能彻彻底底忘记了一种曾经可能存在的“相濡以沫”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家户互助了。我们今天所能讨论到的“附近”，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全部都还是一种无可抗拒的新旧“殖民”意义上的附近而已。换言之，不论有怎样的遮盖或掩饰，旧的心态转换了一种方式，又可能从新的孔道中以各种怀旧的表述冒了出来罢了。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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