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 〇
这是一次旷日持久的
寻医之旅
晔问
问尊严，问名声
问灵魂，问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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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艳玲
谁是最可爱的人
」
人 物 介 绍
葛艳玲，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副主任医师。上海市感染病学青年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感染病专科分会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结核病学专科分会委员。擅长小儿发热性疾病、出疹性疾病、呼吸道感染、 感染性腹泻、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皮肤感染、泌尿道感染、EB病毒感染和巨细胞病毒感染、儿童各类传染病的诊治。
采访笔记
采访那天，有人说，她很不容易，产假刚结束就投入了战疫，甚至谢绝了领导将她调离隔离病房的决定，因为，她是一名共产党员。
在采访时，其实她也是这么说的，党员就要起先锋模范的作用，而且，她还向党委申请、获批成立了抗疫前线临时党支部，两个多月后，由9名党员，扩大到22名，还有6人火线入党。她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
我听了激动，我虽然不是这个伟大光荣组织的一员，但是我至少知道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还有烈火中永生。不过，我总是在想，党性的背后是什么？
她说的一个细节让我沉思。
她进了病房，7个月大的新冠患儿在哇哇大哭，声嘶力竭。她早已把“危险，少和患儿接触”的叮嘱丢在脑后，一把抱起孩子，柔声柔气地哄着，“兜兜，兜兜”，她把孩子叫成了她自己孩子的名字，她的宝宝和患儿差不多大。说来奇怪，孩子不哭了，对着她笑。
听了这个细节，我有点明白，党性的背后，也许就是人性的善良，是人性的美丽，人性的光辉。
互加微信的时候，我发现，她的微信名字是“葛玲”。她笑道，特别喜欢那个与她谐音的姑娘，电视剧上映的那一年，她正在念高中，《人间指南》编辑部的戈玲，一下子成了她的偶像，智慧、善良、勇敢、直截了当，而且这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的确凉衬衫，淡紫色长裙，平底小皮鞋，瘦、高，动辄一欧美街拍范儿。
我唏嘘起来，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上映，围绕着《人间指南》，王朔、马未都、赵宝刚他们，把该说的全都说了。我告诉她，真的很感谢有这样一部电视剧，能够记录那个变革的时代，使我们不至于忘记。
她点头说，是的，承上启下的变革的时候，是最能反映社会本质的时候。因为新旧思想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个时候暴露无遗，而人性在这种矛盾下，优点和缺点都毫无保留的展现在人们面前。剧中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的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对比，也是对新生和新时代的憧憬。
“戈玲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知道了，就像葛优在半年后出演的一个广告中的调侃一样，东宝，想戈玲呢？戈玲是谁？”她笑道，不过没关系，现实生活也是一部《人间指南》，尤其疫情之下。“我可以成为《人间防疫指南》的戈玲。”
临走时，我找出一段音乐送给她：
接受我的关怀
期待你的笑容
人字的结构就是相互支撑
走进我的视野
从此不再陌生
人类的面孔就是爱的表情
告诉你一个发现
你和我都会感动
世界很小
是个家庭
这是《编辑部的故事》主题曲，一直藏在我的手机里，她听着听着，就走了神。
口述实录
1
打足十二分的精神
唐晔：葛主任，从1月19日这场战疫打响，您和您的战友们就坚持到现在，请问您在其间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呢？
葛艳玲：谢谢。我是病区主任，病房临床工作主要负责人。我们传染科曾玫主任是科室指挥员，有很多与院领导、院内院外的沟通协调工作，我就协助她做好病区临床的各项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两点：一、科学合理救治患儿、保证医疗安全，对每一位病人的病情做到心中有数二、关心保护年轻医护人员，督促她们规范防护，一定要保证医务人员零感染。疫情最严峻时期，雪片一样的文件上传下达，每一项都需要我去落实。
唐晔：在这期间，繁重的工作是不是很紧张？
葛艳玲：说实话，一开始是比较紧张，事起突然，一个新发的传染病，谁都没有充分准备，所以很多流程并不顺畅，需要不停完善，但是后来逐渐理顺了，有了明确的制度，信心也就升起来了。而且，对患儿的处理开始也没有经验，不知道会不会转成重症，所以，每一个患儿的病情都要密切的观测，警惕病情进展，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常常加班到很晚。
唐晔：这次遇到的疫情，是不是您遇过最重的一次疫情呢，有没有超过自己理解的范围？
葛艳玲：我个人认为，对于新冠肺炎的疾病严重程度，就儿童病例来说，可能并不是最重的一次。因为虽然这个病毒的传然性很强，但就目前而言，儿童病例绝大多数都是轻症或普通肺炎，儿童病死率极低。但是2008年以后数年的手足口病爆发、2015年的麻疹爆发、近几年的流感流行等等，每年都有不少儿童死亡病例，这些事件，我们传染科医生都经历过，每一回都在超负荷运转，我们对传染病并不恐惧。区别在于，这次疫情由未知的病毒引起，因为不了解、所以才会恐惧；更何况这次疫情是举国上下、全民参战，因此我们更要打足十二分的精神，保证顺利治愈每一例患儿、医务人员零感染。
唐晔：战疫两个多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葛艳玲：战友之间，越发情深似海（笑）。其实，我跟科室同事已经相处十多年了，平时关系都特别好，像姐妹一样，但是经过这一次疫情，多了一种并肩作战、同命运共生死的战友情，我想，在几十年之后，这种感情依旧醇厚如昨，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与恐惧。
坦率说，武汉刚开始爆发疫情，疫情汹涌，那么多医务人员感染、并有人去世，我们虽然是传染病医生，面对一个未知的病毒，一点不害怕也是不合常理的。事实上，没有一个同事临阵脱逃——这是本职工作，战疫任务来了，传染科医生必须第一个上，曾主任、夏护士长都身先士卒，护士们尽管年轻，甚至还有90后，但只要一上战场，就完全克服了恐惧。我想，最主要的的原因，其一是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其二，毕竟是传染科的医护人员，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只要防疫设备充足，对自己的防护是有信心的；第三，也是非常关键的，有战友在一起战斗，相互鼓励，无所畏惧。疫情之下，谁不说医务人员是最可爱的人呢？
2临时党支部
唐晔：战疫中，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
葛艳玲：在治疗方面，我觉得还不是最困难的——作为定点医院，儿科医院的新冠患儿，绝大部分都不是重症。难点在于：一、要解决大龄患儿内心的焦虑。比如，有个十一岁的女孩，每次给她采完样都会问——阿姨，我是阴性还是阳性，我什么时候能回家？父母不能陪在身边，她显得特别敏感，情绪低落，常常流泪，经常会因为结果持续阳性而出现一些暗示性的不适“头痛、咽痛、口干等等”——面对这样的患儿，我们就会尽量做心理疏导，用她能听懂的话宽慰她：比如，病毒阳性指标只是排毒时间长一点而已，其他指标表现都很好，不用担心的。我们还试着把孩子的注意力分散到其他方面，比如陪她上网课、盯着她写作业等等，女孩的情绪明显开朗起来。
二、要解决患儿家长的焦虑。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比如七个月的、一周岁多的宝宝住院以后，家长不让陪护，所以特别焦虑，有的甚至一天会打来数次电话。我们除了照顾好宝宝，还要兼顾家长的担心，与家长做好及时的沟通，取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其实，只要你把付出的所有努力告诉家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家长也是通情达理的，能服从我们的规定。让我欣慰的是，几乎每一个治愈出院的患儿和家长，都会对我们真心地说一句，谢谢，你们辛苦了。现在病房里的输入性病例中有好几例外籍患儿，有些外籍家长对于患儿在医院隔离数周不能理解，通过手机不停地质问我们。我们也只好用英语给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直至他们接受和理解国家的规定。
唐晔：孩子会焦虑，家长会焦虑，那么，一场持久战下来，您会焦虑吗？
葛艳玲：有人说，最该焦虑的人是我（笑），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宝宝才5个多月——其实，真的还好，没有太大的焦虑。我是1月3日休完产假来上班，刚进入工作状态，就遇到了疫情。1月17日全院动员大会的时候，曾主任悄悄对我说，战斗可能就要打响了，你还在哺乳期，要么调你去门诊吧，门诊也需要经验丰富的传染病医生。我明白她的用心良苦，我说，我要和大家在一起，不用给我任何照顾，作为一个资深的传染病医生，我完全相信我们的防护，相信会把自己保护好。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也犹豫了片刻，我也怕病毒带给宝宝，或者传给70多岁的父母，但是，我是党员，科室的支部书记，关键时刻不能够做“逃兵”，更不能“特殊化”，只要做好防护，病毒也没那么可怕，有主任在，有护士长在，有战友们在，院领导和兄弟科室都在支持着我们，怕什么呢。
回去后，我把决定告诉了家人，我丈夫和父母是支持我的，妈妈说“你好好工作，把病给人治好，孩子交给我们，你不要分心，保护好自己”。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的压力也减轻了许多。我没有与他们完全隔离，但每天回家前，我会洗澡、洗头，甚至连鼻孔、手机都要消毒，每天到医院以后，就把穿来的衣服、鞋子全换掉，回家的时候再换上，我觉得，这些措施能够把病毒防范住。
唐晔：您刚刚提到了党员这个身份，疫情期间的党建工作是您负责吗？
葛艳玲：对。我们成立了一个抗疫前线临时党支部，越是困难的时候，党员干部越是应该起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最开始，临时党支部只有医护人员9个人，后来随着战疫发展，病房需要大量增补人手，医院采用“二至四周调岗制”，很多其他科室的同事主动报名，我们党支部的队伍就扩大了，现在一共有22名党员，还有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甚是壮观，抗疫前线一片鲜红。
这次有6名同志火线入党——主任和护士长，还有几位年轻的骨干医生和护士，这一点让我最感动，她们确实表现得非常英勇顽强，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尽心尽力救治患儿，奋不顾身保护同事，完全达到了火线入党的条件。当然，其他年轻的医生护士都很优秀，他们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都让我十分感动。
3“最美逆行者”
唐晔：您对自己的评价怎么样，可以打几分呢？
葛艳玲：打8分，我没有退缩，很好地完成了医疗工作、协调沟通工作；还有2分的缺陷，可能是没有写出非常高分的文章，有点小遗憾，但科室其他人做到了就够了，因为我也是科室一员嘛（笑）。
唐晔：这次疫情中，有流过眼泪吗？
葛艳玲：我流过两次泪。第一次流泪，是那天接到通知，新冠患儿不允许家长陪护。那么，24小时的照料压力，就全在我们的护士身上，在密切接触之间的感染风险，无疑是巨大的。我向护士长传达通知的时候，她一下子崩溃了，我也淌了眼泪。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防护服只有40套。当然，后来防护设备在全院的努力下，顺利解决了。当时，护士长对她的姑娘们说，尽量少接触患儿，但是怎能做到，谁又能真的做到——我进了病房也会把危险忘记得干干净净。拿那个7个月的孩子来说，跟我的宝宝差不多大，看他在那里哇哇哭，我就特别心疼——当了母亲以后，就会母爱泛滥（笑），进病房以后我就不由自主抱着他，“兜兜，兜兜”把他叫成我儿子的名字，说来也怪吗，我抱起他，就不哭了，还冲着我笑。冥冥中真是巧合，后来知道，这个孩子小名也叫兜兜（笑）。
第二次流泪，是第一阶段最后两例患儿出院。一个是妹妹，一岁多，一个是哥哥，十岁了。他们住了将近四周，两个孩子特别可爱，尤其是妹妹，我们特别舍不得，每天到病房，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门边，看看妹妹今天穿了什么好看的衣服，给她拍照片、拍视频，妹妹特别爱美，我们医务人员最宠爱她，而哥哥住院期间，也在照顾和保护自己的小妹妹，特别了不起。他们出院的时候，我们都哭了，一个同事哭湿了三个口罩，还有一个同事跑到洗手间哭了半天才回来，我想，大家一是舍不得这对兄妹，二是这两个月日夜奋战，如今接近胜利了，都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情绪。不过，激动没多久，我们又投入了战斗，第二阶段的输入性病例又来了。
唐晔：这次您被评为“最美逆行者”，您怎么看呢？
葛艳玲：我觉得，这个称呼对我来讲，有点过于赞誉（笑）。我觉得，最美逆行者，是去武汉、尤其在ICU治疗重症的医务人员，他们更是可敬、可佩、可爱。我只是完成了一个医务人员的本职工作，我从小就想当医生，让我重新选择其他职业的话，我真的想不出来。每次看到救治的病人痊愈了，真诚地对我们表示感谢，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人生价值也得到了体现，从事其他工作，也许没有这么大的满足感。
4传染病与人类的博弈
唐晔：这次疫情，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思考？
葛艳玲：珍惜眼前、珍惜当下、珍惜家人。人生短暂，命运无常，不知道意外何时就会临，这次切切实实发生在身边。我在武汉实习过，所以特别心疼那里的人，他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真的太不容易。
唐晔：对于传染病医生来说，传染病总是出现反反复复，它和人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葛艳玲：可以说是博弈，疾病其实与人类共生共存的，有些疾病的出现，正是因为人类漠视自然规律，或者觉得疾病已经消失了，不重视的时候。坦率说，疫苗是最伟大发明之一，疫苗对感染性疾病的防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如果不尊重科学，拒绝疫苗——欧美有些国家还有反疫苗协会，宣传不打疫苗，那么最终病毒就会给予人类疯狂的反击。作为传染科医生，我建议一类、二类疫苗都要接种，尤其二类疫苗里水痘、防止重症手足口病的EV71疫苗、流感疫苗等都建议接种。有些家长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有怀疑的态度，我觉得在上海不存在这个问题，正规的医院接种是没有问题的。
唐晔：疫情还没有结束，病房里还在继续治疗输入性病例，您如何调整自己的压力或情绪呢？
葛艳玲：现在情绪并不焦虑，但不知道何时可以真正结束——病房一直在收治新冠病人，其他的工作就不能够开展，但是没有办法，肯定是要服从国家和医院的安排。至于我的内心，其实已经比较平淡了，治好每一例患儿、做好每一次防护。
唐晔：疫情结束以后，您会做些什么呢？
葛艳玲：挺想出去旅游放松一下的，但有个娃娃就哪里也去不了（笑），那就在家好好带孩子，让父母休息一下，这几个月，他们帮我带娃，累坏了。
唐晔：您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医生呢？
葛艳玲：除了过硬的专业技术，首先心中有爱。爱这份职业、爱病人、爱工作、爱生活。其次要善良，还要有责任心、要有同理心。尤其是同理心，要站在家长角度多考虑，让家长信任并接受你的想法和治疗措施，这种交流对于一个成熟的医生来讲，是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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