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為何非虛構作品總是比虛構文學更精彩和荒誕。 這兩個月來，為何大家都愛看方方的日記，儘管她是用一種安全的方式在講述身邊的故事，但我們還是願意從這條縫隙裡窺知一二。既不想觸及心裡的防線，也不想忽略事實歌頌太平，這還是一種有序可控、沒有完全潰敗的生活。
在這個時代，事實本身並不重要，怎麼解釋事實才更重要，所以才有那麼多關於冠狀病毒來源的爭論，一會兒是海鮮市場、一會兒是病毒所，昨天微信群有人煞有其事的說它最早發生在國外，有可能是美國投毒。並且說的有板有眼，在大國博弈、貿易戰期間，國家間的競爭也會像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搞一點陰謀詭計，這就是中國人在判斷大事上的一種個人心理投射，甚至一些公眾號也加入這樣的合唱中，說什麼我的鍋厲害，巴基斯坦出現蝗災，浙江出動10萬隻鴨子去滅蝗。這就是中國永遠可以把悲劇當喜劇看的“阿Q”心態，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國家的人比中國慘，我們就是勝利，歐也！
01
“中國現實太荒唐，我妒忌現實！
所以，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我們反而失去了言說的能力，就在於人們習慣於選擇性失明，我想起了幾年前採訪餘華的話，“中國現實太荒唐，你永遠趕不上它，我妒忌現實！我們老說文學高於現實，那是騙人的，根本不可能的。”
這兩天再次把他的《第七天》拿出來看，我不得不佩服他是一個先知式作家。《第七天》又何曾不是今天的現實描寫。
《第七天》
昨天官方新聞報道，有40臺焚化爐正在運往武漢，老向產生聯想：不會是焚化屍體吧！我安慰他，不會的，只是焚燒醫療垃圾。
02
《第七天》開啟亡靈的敘事
《第七天》小說出來評論兩極分化，就在於讀者已經習慣了餘華的小說敘事模式。《第七天》是反小說的“新聞報道”，讓亡靈出來說話，這些冤死的魂靈他們被賦予了“存在的意義”。
這是餘華的先見，對於很多“死無葬身之地”的人來說，如果沒有靈魂，像無神論所認為的人死了什麼都沒有了，那這些死去的人真的就像醫療垃圾一樣被焚化、處理掉，那這樣的存在的確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當新聞缺席的時候，小說卻在試圖填補這一空缺，《第七天》就是非常簡單純粹的、人死後七天的故事。他們活著的時候沒有言說的空間、也沒有言說的自由，但在他們死後，靈魂去往陰間的“居中之地”，他們可以自由行動。這是一種抽象的，詩意的轉化。
當時有網友質疑它是新聞串燒，也有人說它不是文學，搜狐總編劉春在微博中說：“這是哲學還是小說？文學可以這樣寫嗎？《第七天》讀後讓人感受到普遍的絕望。”
無論是爭議還是質疑，在我看來都是對一個作家的肯定，因為目前還沒有一個作家的作品一出來就引起這麼大的關注。
在我看來，餘華開啟的是以“死靈”為主角的敘事，這也是他在向魔幻現實主義鼻祖胡安·魯爾福致敬，加入他的“亡靈”陣容。如果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連靈魂也被否定掉，靈魂也沒有存在空間，那才是悲慘。
03
匯入他們的河流
1998年，餘華獲得意大利卡佛文學獎，在臨行之前，他到《中國圖書商報》接受我對他的專訪。這是我剛參加工作不久，對他的書讀的還不多。當時張藝謀根據《活著》改編的電影獲獎，《活著》也由此成為暢銷書。
《活著》是餘華的轉型之作，他從先鋒寫作開始轉向現實主義，《活著》系中篇，1995年就推向了市場，但反響並不是特別大。
在採訪中，餘華談到了他的寫作、糾結，他如何擺脫“絕望、黑暗”向著溫暖而去，這主要是他的人生髮生了改變，有了穩定的婚姻、孩子。
餘華
《活著》寫出了一個遭遇時代變遷、家庭變故、親人相繼離去的一個老人的生命韌性，他用“活著”來對抗一切的苦難和人生變局，這是融合了中國式生存邏輯和俗世生命觀的一部作品，餘華說他寫出了眼淚的深厚和寬廣。
採訪完畢，我約餘華給我們寫一篇書評，他推薦的就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這是我第一次看墨西哥作家的作品，非常震撼。這是一部中篇小說，在國內翻譯版本很少，我特意從出版社要了一本。
《佩德羅·巴拉莫》是沒有邊界的寫作，這部小說也影響了加西亞·馬爾克斯。餘華說這就是馬爾克斯為什麼可以將《佩德羅·巴拉莫》背誦下來的原因，就像胡安·魯爾福的寫作沒有完成一樣，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閱讀在每一次結束之後也同樣沒有完成，如同他自己的寫作。這就是一個作家與另一個作家的相遇。
當加西亞·馬爾克斯才思枯竭時遇到了魯爾福，由此，加西亞·馬爾克斯續接了拉丁美洲偉大的魔幻現實主義傳統，他們終於匯入到一條偉大的河流。
我想，他們的河流就是作家的河流。在這條河流裡，儘管現實是殘酷的並充滿各種禁錮，但人的想象力卻是沒有邊界的。他們的相遇，終將衝破文化的阻隔並拓展文學的邊界。
2013年，《第七天》讓我們看到了胡安·魯爾福無邊界的寫作對餘華的影響，死亡、超現實、荒誕……這些現實的荒謬與超現實世界的荒誕，都被餘華巧妙而不留痕跡地嫁接在了一起。
04
文學不可能高於現實
用怪誕的方式處理小說並不是指向超現實的怪誕世界，在餘華看來這些是為了更快地抵達現實，這是他沒有重寫實的原因，“怪誕小說和寫實小說最大的區別是，它們和現實的關係，寫實小說走的是康莊大道，怪誕小說是抄近路的，怪誕小說也好，荒誕小說也好，是為了更快地抵達現實，而不是慢慢地抵達現實，否則我沒有必要用荒誕的方式，我完全可以用十九世紀前輩的方式來寫。當然怪誕小說肯定會遭到很多非議，因為修了很多大道，一定要行得很安全，邊上有車，還有警察，你不會遇到劫匪，你如果抄近路的話可能會有劫匪，遇到的風險大一點，但是這樣寫更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他“輕現實”的寫作在某些讀者看來是“新聞播放”，其實我們往往混同了社會熱點和生活常態的關係，拆遷、上訪、虐殺嬰兒、賣腎等等，其實早已成為生活常態而不僅僅是新聞中的個例，我們往往以為新聞可以揭示事件真相，恰恰在我們這個社會現實中它是缺位的。有時候我與做藝術的朋友開玩笑，說我們做新聞的是在做作品，而你們做藝術的反而在揭示事實真相。
餘華說文學不可能高於生活，“八十年代末的時候我寫過關於威廉·福克納的文章，我說威廉·福克納證明文學高於現實是不可能的，在威廉·福克納的時代作家就已經這麼證明，我們老說文學高於現實，那是騙人的，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少數比較平靜的國家以外，生活在今天這樣一箇中國，你想做到文學高於現實，在福克納的時代就不可能，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就更不可能。”
05
活下來就是生命的理由嗎？
《第七天》完全改變了餘華小說的敘述風格，他並沒有遵從人物內心的變化、心理去推動故事，而是將生活的現象作為敘述的主角，這個現象就是一群死無“葬身之地”的人，他們共同的名字叫“死亡”，這是一群在現實生活中無力的人，如同魯迅小說中的“影子人”，社會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作家需要在生與死的邊界地帶給他們找到安身之地。
因為地質塌陷，這些買不起墓地，也就是得不到安息、在俗世受盡欺凌與苦難的人，他們一個個從太平間會聚到“死靈地帶”，淨身，洗去塵世的汙垢、享受葬禮的肅穆，然後到達永生之地，那裡沒有官吏、稅吏、惡霸，只有祥和與安寧，這無疑是餘華為這群卑微之人找到了文學上和宗教上的意義，而使小說有了終極價值從而超越和顛覆了俗世的“活著”。
所以，活下來並不是“活著”的本質，怎麼“活著”、有尊嚴地活著，這才是生命被造的目的，一切人為剝奪我們生存的空間都是僭越和遮蔽，而文學正是要去揭示這種遮蔽，讓光照進我們心靈的縫隙，從而認識永恆，不然，人活著也與死了沒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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