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很迷信智商，以為考入名牌大學的人靠的是高智商。其實，智商一般的人只要有很強的自學能力，一樣會取得好成績。
智商本身不代表什麼。
施一公說：最不重要的素質就是你的智商。無論什麼學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認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不要以為你可以耍小聰明，世界上沒有免費的晚宴，這是亙古不變的道理。所以有時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說我的成功完全是機遇，這一定是瞎掰。當然現在一般這樣說是為了謙虛，但這種謙虛會誤了很多學生。我不信有任何一個成功的科學家沒有極大的付出。任何人不付出時間，一定不會有成功。
我們通常認為，一個人的學習成績好，那是因為他的智力好。學習成績不好，智力多半不好。成績不好的學生因此而自卑，成績好的學生因此而自負。理查德·保羅（《批判性思維工具》）指出：對於學齡兒童，我們經常會認為那些問題回答得最快、考試卷子交得最早、測試題做得最快的學生是最“聰明”的學生，他們也因此獲得更好的印象，這往往使得這些學生視自己的智力為驕傲的資本。相反，那些看起來反應相對慢的學生常常認為自己是不重要的、無能的，從而輕易地放棄了學習，他們不明白龜兔賽跑的道理。
這種自負和自卑都隱含了一種錯誤的認知，就是認為智力是先天而不變的東西。
對於智力，專家們有種種不同的定義，說到底，思維是智力的核心。智力是一系列能夠幫助個體達到目標的心理技能，是運用知識和技能來克服障礙的一種能力。[1]這種心理技能受到環境、社會經濟因素、家庭因素和教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們並不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環境中，我們的多樣性是由自然因素，比如個人、職業、教育、社會和文化環境所決定的。一個兒童的智力與其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正相關。一個兒童的智力越高，其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在特權階級環境中長大的兒童比起在被剝削階級環境中的同齡人有更高分數。富裕和有教養的家庭比起貧困家庭可能能夠為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質環境，並有更多的資源發展兒童的智力潛能。中產階級的父母一般都有足夠的資源來刺激孩子在家時的學習體驗。[2]
一些諸如教育激勵、教育質量和師生交流的背景可能也影響測驗分數，特殊訓練項目和額外的指導能力也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智力測驗成績的好壞。很多心理功能的獲得依賴於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在個體生存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認知技能可能比其他技能發展得更早。例如，在狩獵和採集社會中的兒童空間推理技能的發展早於他們在農業社會中的同伴。但是在農業文化中的兒童對一些概念的理解比如質量、重量和體積的守恆——農業活動必需的知識——的獲得要比遊牧群體的兒童快得多。[3]
智力是不斷髮展變化的。有智力相當不錯的人，因為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導致思維偏激而走火入魔，變成所謂的腦殘。甚至我們看到很多智力高出於平均水平的人，包括名牌大學的博士和碩士們，最後並不成功，有的去做和尚，甚至自殺。這是因為他們對於世界的認知出了問題。相反，也有很多在兒童時期智力平常而最後在適宜的環境中不斷成長走向成功的例子。其中最為著名的是達爾文和愛恩斯坦。
看一看達爾文( F.Darwin，1958)是如何描述他在學習中的掙扎的：
我很難清晰準確地表達我自己的觀點，這浪費了我大量的時間；但是這也有好處，這種缺陷強迫我專心思考每一句話，因此我可以發現自己推理、觀察以及其他方面出現的錯誤。
在解答思維問題的時候，達爾文依靠的是勤奮和不斷的反思，而不是驚人的記憶和快速的反應。他說：
我沒有快速的理解力和過人的智力……我理解冗長抽象的思維過程的能力有限……我的記憶量很大，但是卻很模糊……我的記憶很差，我對日期或者一句詩的記憶以來沒有超過幾天……我的創造力一般，至少不比別人好……我想我只是擅長注意到別人常常忽視的東西，並能夠認真地觀察他們……我有耐心花幾年的時間來思考一個未解的難題。
著名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說他“熱愛科學”，具有“對任何問題作長時期思考的堅韌的耐力”，他能“竭盡全力觀察，收集事實”，“能發現那些容易被忽視的事物，善於對它們作細緻的觀察”。他說：“我總是努力保持思想自由，我不能不對一切問題作出假設，只要我感到這種假設與事實相矛盾，無論它對我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也會放棄這種假設。”“我的思維既不敏捷又不機智……所以我是一個不高明的評論家，”“我在追蹤一連串純抽象的思想方面的能力很有限，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在哲學和數學上取得成就。”“我很難簡明扼要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我的智力生來就有某種致命的缺陷，它使我第一次敘述我的主張和假設時，總是詞不達意，或者是意思模糊不清，令人費解。”③
愛恩斯坦1879年出生，兩歲半時妹妹出生，愛恩斯坦才開始講話，消除了家人的擔心。可是愛恩斯坦記憶力並不好，不擅長記單詞、背課文，解題也總比別人慢，他遇到問題，不得不從基本概念出發，一路推演到答案。愛恩斯坦在學校相當吃力，又不討老師喜歡，1894年輟學，沒有獲得中學畢業文憑。
愛因斯坦( Clark，1984)在學校中表現很糟糕，當他的父親詢問班主任“孩子將來應該從事什麼職業”的時候，老師回答說：“無所謂，因為在任何領域他都不會取得成功。”他沒有在任何方面表現出過人的天分。成為科學家後，他也否認自己的智力超常：“我沒有任何特殊的天分，我只是好奇心比較強”。（《批判性思維工具》）
1895年沒有通過蘇黎世瑞士聯邦理工學院的入學考試，比好接受預科學校補習，所以愛恩斯坦是個復讀生。1900年，愛恩斯坦從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畢業，畢業兩年都沒有找到穩定的工作，1902年才在父親的好友的關照下，在瑞士聯邦專利局謀得一份工作。1905年，這位公務員發表的幾篇論文徹底顛覆了物理界。
張五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在中小學的學習並不好，用他自己的話說，一敗塗地，連升級也有困難。23歲上大學才算認真開始讀書，7年之後就獲得長堤大學的最佳教授獎。“但在23歲之前，沒有誰會說我是讀書的材料。不要以為我是個例外。我起碼見過4箇中學時讀書不成的學生，到了大學突飛猛進，變得神乎其技！我的一個姨甥，在香港的中學讀得還不錯，但進不了香港的大學，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國跟我一起，教了它一點法門，只6年就拿到了博士，現在是國際知名的學者了。也不要以為美國的大學容易讀，比不上香港的。香港與美國學術水平之差別，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來腦子有缺陷的青年——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問題的不說外，我們實在不能對任何一個青年下什麼讀書前途的定論。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響，社會某種氣氛的感染，老師的墨守成規，考試的心理威脅，學校的教育制度——這一切，對學生往往起決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學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數之不盡的天才被抹殺了。但要求學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著什麼天才的。智商高低與學問深淺的關係不大明顯，而除了量度低能兒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麼。”
“能獨自思想，有好奇心，腦子靈活，有自信——就算不識字，其求學根基似乎比中學考第一的強多了。我先到多倫多去補修一些大學預科，其實主要是學英文。語言不能速成，無話可說。一旦語言足可應付，整個中學的什麼歷史呀，地理呀，數學呀，一發勁，只不過是幾個星期的功夫。”
智力只是思維的基礎
英國著名心理學家德波諾認為，思維並不是活動狀態中的智力。智力與思維的關係好比汽車與司機之間的關係。引擎決定了汽車的先天能力，但汽車的性能無論如何也無法保證司機的駕車技術就一定高明。汽車的性能相當於一個人的智力，司機的駕車技能則相當於思維。所謂思維，就是“智力在憑藉經驗去運作時(為了某種目的)所使用的操作技巧”。將“為了某種目的”加括號，是由於並不是所有思維都帶有強烈的目的意識。在生活中，經常有這種情況，車子越差勁，司機的駕車技術倒是越高明。駕車的技術是可以學習、練習和提高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經常看到，有些人智力平平，但說話做事則表現出不凡的見識來。
德波諾認為，將智力等同於思維水平，將衍生出兩個推論:第一，如果你具有很高的智力，你就用不著作任何努力來提高你的思維水平了；第二，如果你自覺智力遲鈍，那麼你就無法提高你的思維水平了。這樣兩個推論直接導致一個後果，那就是，對於直接開發思維技能，我們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事實上，智力高超的人也許反倒是相當拙劣的思想家。他們只是擅長於反應性思維(如解決迷題，整理資料等)，而不能思考需要有廣闊見識的問題。在進行反應性思維時，總是先有大量的材料擺在面前，然後需要作出反應。然而，現實中的思維是開放的和思辯的。沒有人會像小學數學應用題那樣將事先組織好的條件和問題都呈現在眼前。思維者需要創造背景、觀念和目標。這意味著，智力高的人有可能表現出聰明(clever)，但不是睿智(wisdom)。
理性比智力更重要
門薩俱樂部是世界上最古老、規模最大的高智商人群社團。幾年前，加拿大門薩俱樂部的一份調查表明，俱樂部成員中有44%的人相信占星術、51%的人相信生命節奏、56%的人相信有外星訪客。據說門薩俱樂部成員的平均智商有148，1965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理查德·費曼教授的智商也不過只有120。
我們已經知道智力約有一半源自遺傳（由基因決定），另一半源自環境；我們知道智力對於人生成就起著重要作用（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成為人生贏家）。但是，人的命運軌跡又不是完全由智力決定的。
如果把人比喻成一輛汽車，智商好比是汽車的行駛速度，而理性則決定了行駛的方向。速度與方向，孰重孰輕？在錯誤的方向上急速飛馳，最終只會距離目的地漸行漸遠。然而，深入人心的智力測驗全然沒有對理性進行評估，高智商並不等於高理性，所以“聰明人”做蠢事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
想要過上更好的生活，達成人生的目標，擁有高智力還不夠，還要擁有高理性。個體如果出現理性障礙，直接實際後果就是生活不如意，錯失本應取得的人生成就。智力測驗並沒有測量理性，這就是聰明人會做蠢事的原因：所謂的“聰明”僅僅是高智力，而非高理性。
[1]埃裡克·B·希雷 (Eric B.Shiraev)：《跨文化心理學:批判性思維和當代的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頁。
[2]埃裡克·B·希雷 (Eric B.Shiraev)：《跨文化心理學:批判性思維和當代的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3頁。
[3]埃裡克·B·希雷 (Eric B.Shiraev)：《跨文化心理學:批判性思維和當代的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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