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很迷信智商，以为考入名牌大学的人靠的是高智商。其实，智商一般的人只要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一样会取得好成绩。
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施一公说：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学习成绩好，那是因为他的智力好。学习成绩不好，智力多半不好。成绩不好的学生因此而自卑，成绩好的学生因此而自负。理查德·保罗（《批判性思维工具》）指出：对于学龄儿童，我们经常会认为那些问题回答得最快、考试卷子交得最早、测试题做得最快的学生是最“聪明”的学生，他们也因此获得更好的印象，这往往使得这些学生视自己的智力为骄傲的资本。相反，那些看起来反应相对慢的学生常常认为自己是不重要的、无能的，从而轻易地放弃了学习，他们不明白龟兔赛跑的道理。
这种自负和自卑都隐含了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认为智力是先天而不变的东西。
对于智力，专家们有种种不同的定义，说到底，思维是智力的核心。智力是一系列能够帮助个体达到目标的心理技能，是运用知识和技能来克服障碍的一种能力。[1]这种心理技能受到环境、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和教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并不生活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我们的多样性是由自然因素，比如个人、职业、教育、社会和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一个儿童的智力与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正相关。一个儿童的智力越高，其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反之亦然。在特权阶级环境中长大的儿童比起在被剥削阶级环境中的同龄人有更高分数。富裕和有教养的家庭比起贫困家庭可能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环境，并有更多的资源发展儿童的智力潜能。中产阶级的父母一般都有足够的资源来刺激孩子在家时的学习体验。[2]
一些诸如教育激励、教育质量和师生交流的背景可能也影响测验分数，特殊训练项目和额外的指导能力也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智力测验成绩的好坏。很多心理功能的获得依赖于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个体生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认知技能可能比其他技能发展得更早。例如，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的儿童空间推理技能的发展早于他们在农业社会中的同伴。但是在农业文化中的儿童对一些概念的理解比如质量、重量和体积的守恒——农业活动必需的知识——的获得要比游牧群体的儿童快得多。[3]
智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智力相当不错的人，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思维偏激而走火入魔，变成所谓的脑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智力高出于平均水平的人，包括名牌大学的博士和硕士们，最后并不成功，有的去做和尚，甚至自杀。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出了问题。相反，也有很多在儿童时期智力平常而最后在适宜的环境中不断成长走向成功的例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达尔文和爱恩斯坦。
看一看达尔文( F.Darwin，1958)是如何描述他在学习中的挣扎的：
我很难清晰准确地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这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但是这也有好处，这种缺陷强迫我专心思考每一句话，因此我可以发现自己推理、观察以及其他方面出现的错误。
在解答思维问题的时候，达尔文依靠的是勤奋和不断的反思，而不是惊人的记忆和快速的反应。他说：
我没有快速的理解力和过人的智力……我理解冗长抽象的思维过程的能力有限……我的记忆量很大，但是却很模糊……我的记忆很差，我对日期或者一句诗的记忆以来没有超过几天……我的创造力一般，至少不比别人好……我想我只是擅长注意到别人常常忽视的东西，并能够认真地观察他们……我有耐心花几年的时间来思考一个未解的难题。
著名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说他“热爱科学”，具有“对任何问题作长时期思考的坚韧的耐力”，他能“竭尽全力观察，收集事实”，“能发现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事物，善于对它们作细致的观察”。他说：“我总是努力保持思想自由，我不能不对一切问题作出假设，只要我感到这种假设与事实相矛盾，无论它对我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也会放弃这种假设。”“我的思维既不敏捷又不机智……所以我是一个不高明的评论家，”“我在追踪一连串纯抽象的思想方面的能力很有限，因此我根本不可能在哲学和数学上取得成就。”“我很难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的智力生来就有某种致命的缺陷，它使我第一次叙述我的主张和假设时，总是词不达意，或者是意思模糊不清，令人费解。”③
爱恩斯坦1879年出生，两岁半时妹妹出生，爱恩斯坦才开始讲话，消除了家人的担心。可是爱恩斯坦记忆力并不好，不擅长记单词、背课文，解题也总比别人慢，他遇到问题，不得不从基本概念出发，一路推演到答案。爱恩斯坦在学校相当吃力，又不讨老师喜欢，1894年辍学，没有获得中学毕业文凭。
爱因斯坦( Clark，1984)在学校中表现很糟糕，当他的父亲询问班主任“孩子将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老师回答说：“无所谓，因为在任何领域他都不会取得成功。”他没有在任何方面表现出过人的天分。成为科学家后，他也否认自己的智力超常：“我没有任何特殊的天分，我只是好奇心比较强”。（《批判性思维工具》）
1895年没有通过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比好接受预科学校补习，所以爱恩斯坦是个复读生。1900年，爱恩斯坦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毕业两年都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1902年才在父亲的好友的关照下，在瑞士联邦专利局谋得一份工作。1905年，这位公务员发表的几篇论文彻底颠覆了物理界。
张五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中小学的学习并不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败涂地，连升级也有困难。23岁上大学才算认真开始读书，7年之后就获得长堤大学的最佳教授奖。“但在23岁之前，没有谁会说我是读书的材料。不要以为我是个例外。我起码见过4个中学时读书不成的学生，到了大学突飞猛进，变得神乎其技！我的一个姨甥，在香港的中学读得还不错，但进不了香港的大学，心灰意冷地跑到美国跟我一起，教了它一点法门，只6年就拿到了博士，现在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了。也不要以为美国的大学容易读，比不上香港的。香港与美国学术水平之差别，是毋庸置疑的。”
“除了一些天生下来脑子有缺陷的青年——这些人少之又少，或是那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不说外，我们实在不能对任何一个青年下什么读书前途的定论。父母的家教，朋友的影响，社会某种气氛的感染，老师的墨守成规，考试的心理威胁，学校的教育制度——这一切，对学生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其作用比学生本身的往往不知大多少倍）。数之不尽的天才被抹杀了。但要求学有所成——甚至有大成——是用不着什么天才的。智商高低与学问深浅的关系不大明显，而除了量度低能儿童外，智商本身不代表什么。”
“能独自思想，有好奇心，脑子灵活，有自信——就算不识字，其求学根基似乎比中学考第一的强多了。我先到多伦多去补修一些大学预科，其实主要是学英文。语言不能速成，无话可说。一旦语言足可应付，整个中学的什么历史呀，地理呀，数学呀，一发劲，只不过是几个星期的功夫。”
智力只是思维的基础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德波诺认为，思维并不是活动状态中的智力。智力与思维的关系好比汽车与司机之间的关系。引擎决定了汽车的先天能力，但汽车的性能无论如何也无法保证司机的驾车技术就一定高明。汽车的性能相当于一个人的智力，司机的驾车技能则相当于思维。所谓思维，就是“智力在凭借经验去运作时(为了某种目的)所使用的操作技巧”。将“为了某种目的”加括号，是由于并不是所有思维都带有强烈的目的意识。在生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车子越差劲，司机的驾车技术倒是越高明。驾车的技术是可以学习、练习和提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有些人智力平平，但说话做事则表现出不凡的见识来。
德波诺认为，将智力等同于思维水平，将衍生出两个推论:第一，如果你具有很高的智力，你就用不着作任何努力来提高你的思维水平了；第二，如果你自觉智力迟钝，那么你就无法提高你的思维水平了。这样两个推论直接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对于直接开发思维技能，我们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事实上，智力高超的人也许反倒是相当拙劣的思想家。他们只是擅长于反应性思维(如解决迷题，整理资料等)，而不能思考需要有广阔见识的问题。在进行反应性思维时，总是先有大量的材料摆在面前，然后需要作出反应。然而，现实中的思维是开放的和思辩的。没有人会像小学数学应用题那样将事先组织好的条件和问题都呈现在眼前。思维者需要创造背景、观念和目标。这意味着，智力高的人有可能表现出聪明(clever)，但不是睿智(wisdom)。
理性比智力更重要
门萨俱乐部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的高智商人群社团。几年前，加拿大门萨俱乐部的一份调查表明，俱乐部成员中有44%的人相信占星术、51%的人相信生命节奏、56%的人相信有外星访客。据说门萨俱乐部成员的平均智商有148，196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理查德·费曼教授的智商也不过只有120。
我们已经知道智力约有一半源自遗传（由基因决定），另一半源自环境；我们知道智力对于人生成就起着重要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成为人生赢家）。但是，人的命运轨迹又不是完全由智力决定的。
如果把人比喻成一辆汽车，智商好比是汽车的行驶速度，而理性则决定了行驶的方向。速度与方向，孰重孰轻？在错误的方向上急速飞驰，最终只会距离目的地渐行渐远。然而，深入人心的智力测验全然没有对理性进行评估，高智商并不等于高理性，所以“聪明人”做蠢事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
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达成人生的目标，拥有高智力还不够，还要拥有高理性。个体如果出现理性障碍，直接实际后果就是生活不如意，错失本应取得的人生成就。智力测验并没有测量理性，这就是聪明人会做蠢事的原因：所谓的“聪明”仅仅是高智力，而非高理性。
[1]埃里克·B·希雷 (Eric B.Shiraev)：《跨文化心理学:批判性思维和当代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2]埃里克·B·希雷 (Eric B.Shiraev)：《跨文化心理学:批判性思维和当代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3页。
[3]埃里克·B·希雷 (Eric B.Shiraev)：《跨文化心理学:批判性思维和当代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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