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COVID-19）对全球人类的肆虐，仍没能阻止美国挥舞制裁，令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取得必要的医疗物资与食品。
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与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相继痛斥美国的制裁，后者还自嘲道「凡事落到古巴头上总会变得无比艰难。即使是在大流行时期也不允许古巴人得以喘息」，显露对美国打压的无奈与不屈。伊朗总统鲁哈尼亦多次谴责美国举措，并于2020年4月6日要求友好国家应向美国施压以解除对伊朗「残酷且单方面」的制裁。
经济制裁是美国惯用的打击手段，但起初用得并不顺手。当拿破仑崛起时，英国与欧陆诸国间的封锁与反封锁波及中立的美国，船只不停遭英法俘虏，海员更是被英国强征。彼时弱势的美国为了避免开战，遂于1807年12月通过《禁运法案》，宣布禁止所有美国商船驶往外国港口，除非船主缴纳等同货物价值两倍的债券才准许贸易，且货物必须运往美国领土。
美国总统杰斐逊
拟定法案的美国总统杰斐逊，原本以为此举能促使英法在缺少美国产品后会软化，没想到英国通过与其他殖民地的贸易弥补损失，拿破仑也藉由剥削意大利缓和压力。反倒是美国自身损失惨重，自1807年至1808年，出口额从1.08亿美元骤降至2,243.1万美元，进口额则从1.385亿美元跌至5,699万美元，纽约有超过120家商行破产，全美数万名水手与工人失业，农产品价格也因无法外销而暴跌，连杰斐逊自己的庄园也因法案而负债2.5万美元，联邦政府更几无关税可抽。显然，美国推出的这项法案狠狠砸了自己一脚，遂不得不于1809年3月下令撤销。
《禁运法案》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美国未认清自身的实力。马克思于《资本论》里形容道：「合众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大工业的产物，在它现在的形式上，它必须看作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因此美国亟欲摆脱这种附属地位。而《禁运法案》的唯一好处，便是刺激美国发展自己的工业。杰斐逊也说道：「我们的禁运法案产生了一个值得庆幸的效果。它已使我们大家从事国内的各种制造业」。
若没有发达自主的农工业，美国的经济命脉将会如同第三世界一样被强权掐紧，更无法推出有任何威吓性的制裁政策。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米尔顿早在1791年就向国会递交《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点明「不仅仅是财富，而且一国的独立与安全也和制造业的繁荣有着重要的联系」。因此尽管美国自1790至1875年间对外贸易几乎都是逆差，但仍孜孜不矻地发展工业与拓展外贸，就是要在国际秩序里抢下足够的话语权，令各国既需要又忌惮美国的经济实力，不再重演1807年的窘境。
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项目标在一战后基本实现，在二战后又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议定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从此使美国不但可动用充沛的农工业资源制裁敌对国家，更能直接打击敌方的金融根本，实行更彻底的经济封锁。所以冷战时期，美国利用一连串国内法，以及敦促盟友组成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与其他共产国家采取禁运，这让美国对苏出口从1948年的2,700多万美元很快鋭减至1952年的1.5万美元，苏联外贸亦因此处于极低水平。据统计，1988年苏联外贸仅占比全球外贸额5％左右，这既使苏联外汇奇缺，更严重阻滞经济与科技进步。
当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制裁大棒非但未收起，反而更肆无忌惮地朝各国挥去。 1914年至1990年间，全球仅实施了116次经济制裁，单单美国就占了77次；接着美国又于1993年至1996年间片面出台61项新法案与行政命令实施制裁，若再计入美国各州单独推出的制裁法，这项制裁名单将会更长。且制裁理由愈加五花八门，举凡宗教、民主、劳工权益等等，全成了美国削弱对手的「正当理由」。
如为颠覆古巴政权的《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为打击伊朗与利比亚「恐怖主义」的《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甚至连中国兴建三峡大坝，美国国会也要以「人权」与「环保」为由，于1996年禁止美国进出口银行替投资大坝工程的美商提供信贷担保。
最讽刺的是，引发2007年全球金融海啸的美国，竟以违反制裁禁令和助长次贷危机为由多次惩罚德意志银行，2016年美国司法部更开出14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纵使德国忿忿不平，但最后仍同意缴纳72亿美元。反观被指控欺诈的罪魁祸首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仅仅支付50亿美元而已。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这些制裁虽影响古巴等国的民生，但美国自己也蒙受相当损失，同时也没令「极权国家」们垮台。依据估算，1993年至1996年间，美国针对35个国家发动制裁，起码使美国损失了23亿消费者与7,900亿美元的潜在市场；对古巴的制裁也让多达61％的美国企业受损。不过美国依恃美元霸权，可将成本全转嫁到外国与底层人民身上，因此根本不惧这种两败俱伤的行径。
从美国的制裁变迁史，也能让世人看清几个现象：
一，美国欲确保全球霸权的欲望，决不会因天灾或疫情有丝毫动摇，其「人道主义」的口号不过是种宣传。
二，不管是发起制裁或应对制裁的一方，都必须有健全又自主的产业结构才能发挥效果，因此国小民贫或经济发展畸形的海地、南联盟在美国制裁下很快便无力招架。
三，美元做为国际货币的风险，使得各国既要替美国经济埋单，又容易在制裁下被剥夺外贸主权。
而这回新冠肺炎的大流行，让这些矛盾更形激化，这实是各国在疫情结束后应费心改革的问题。同时，人们也应趁此机会认清，在强国压力和语境下，受到跨境资本宰制的发展中国家人民，想要拥有真正的「人权」与「平等」无疑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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