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抵達伊朗的飛機上都舉行著日復一日的“頭巾儀式”。
當飛機降落，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旅客會根據廣播提示，紛紛用頭巾遮住秀髮，懷著新奇或無奈完成步入伊朗的必修課。
沒人想找麻煩。畢竟在今天，伊朗仍然被描繪為女性權利最受限制的國度之一。
僅在2018年年初，就有至少29個女孩因為在街頭摘下頭巾被宗教警察逮捕。
人們很難想象，就在40年前，伊朗還是個洋溢著自由之風的世俗化國家。
回到那時，隨便在號稱“中東小巴黎”的德黑蘭走一圈兒就會發現，頂著燙過的時髦髮型、穿迷你裙才是酷女孩兒的標配，酒精派對、搖滾樂、學託福才是城市新青年的常態。
圖為上世紀70年代的德黑蘭街道，看上去跟正常國家無異
在伊朗女作家阿扎爾·納菲西的回憶中：
“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我們把上學、開派對、讀書、看電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見證了女性在各個領域發揮作用。”
隨後這樣的氣象戛然而止。
當納菲西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後出生，祖母和母親那個年代被廢除的法律，重新進入了人們的生活。
小女孩在一年級就被迫戴面紗。
如果頭髮在公共場合露出來，就要受到懲罰。
從上世紀30年代強制不戴頭巾，到伊斯蘭革命後強制遮住頭髮，伊朗女性的頭巾摘了又戴，戴了又摘，成了國家每一次跌宕的最佳見證。
伊斯蘭革命後，姑娘們穿著希賈布（包裹頭髮的頭巾）和查爾德（從頭裹到腳的黑袍），俯瞰大城市的燈火
請叫我波斯 “瑪麗蓮·夢露”
1925年，巴列維王朝靠軍事政變建立了君主制國家。
為了鞏固政權，兩代國王都實行去伊斯蘭化政策，建立現代化國家。
反映在服裝上，迷你裙成為正義，罩袍才是弊病。
原來的伊朗的宗教法律支持一夫多妻制，規定女孩子9歲就能結婚，女人幾乎不被允許出門，如果要出門，就得穿從頭裹到腳的罩袍，還要有長輩同行。
一夜之間，國王禁止女性佩戴頭巾，並禁止男性穿傳統服飾，改穿現代衣裝。
當時的法令規定，政府僱員如果讓妻子蒙面紗上街就會被解僱，最極端的時候，老國王甚至讓警察當街扯掉女子的罩袍。
伊朗夫妻和12個孩子的全家福裡，只有母親戴著頭巾，女兒則梳著高高盤起的髮型，家族的裝扮已經與西方差別很小，Ramin Rouhi/攝
在服飾改革的背後，是源源不斷湧入的石油美元，和國王不斷膨脹的雄心。
經濟學有個“裙邊理論”，指出女性裙子長短和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經濟增速快時，女性買得起漂亮絲襪，所以更願意穿短裙。
在伊朗，脫掉頭巾、穿西方服飾則成為了上流階層的符號，彷彿成為“波斯瑪麗蓮·夢露”才能彰顯女性解放和經濟增長的自豪。
1971年德黑蘭大學，女學生穿著迷你裙看書
到上世紀50年代，小巴列維掌權時期，伊朗石油產量大增。
世界許多地區還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時候，伊朗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九大富國。
60年代初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用石油美元堆出了最繁華的城市文明，建起了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修築了鳥巢一般大小的體育場，插頭也按照歐洲標準嚴格打造。
1971年，德黑蘭維裡阿瑟廣場
伊朗成了世界上率先購買波音飛機的國家之一，全國建設了14個機場，乘坐伊朗航空公司的直達航線，從紐約飛往德黑蘭只要11小時15分鐘。
這些現代化建設讓伊朗到今天也受用。
在伊朗工作的中國企業員工開車進入德黑蘭北部山區時，忍不住驚歎：“沒想到伊朗的山路修得這麼好！
伊朗航空的空姐在飛機前合影
上世紀60和70年代，伊朗女性的權利進一步提高，女性獲得了跟男人一樣的離婚權，女孩合法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一夫多妻制受到限制。
同時出現的還有伊朗第一位女律師、女法官，甚至女內閣大臣。
到1979年，大學畢業生中女性比例已經達到三分之一。
1960年代，德黑蘭大學醫學院課堂上，男生和女生在一個教室聽講
在市民生活領域，娛樂受到鼓勵，人們擁有了縱情聲色的自由，隨之而來的是蓬勃發展的派對、酒吧、賭場、夜總會和電影業。
此時的德黑蘭街景常令美國遊客有些恍惚，因為眼前的景象和美國加州看起來太過相似。
1972年，一個洛杉磯人到伊朗自駕遊，看著路邊的大草坪和無暇的路面，不禁感嘆像是行駛在好萊塢比利佛山莊。
1970年代， 德黑蘭的繁華路口
德黑蘭大街上，人們穿著體面的西裝
高檔酒店成為思想開放的上流青年的遊樂場。
曾在德黑蘭的洲際酒店當泳池救生員的老人回憶：
“那時金髮碧眼的姑娘們圍著我們，夜裡也不回房間，讓我帶她們到城裡去逛。
通宵達旦，快活得很。”
1976年，安迪·沃霍爾受伊朗大使邀請去伊朗訪問，下榻在希爾頓酒店，整日享受客房服務送來的魚子醬，很快愛上了伊朗的生活。
伊朗國家石油賓館的大型游泳池
青年男女在一起曬太陽
1978年，
伊斯蘭革命前的最後一場伊朗小姐比賽
比普通人生活更奢華的是皇室的生活方式，國王一家始終是世俗化改革的標杆。
小巴列維國王的第三任妻子法拉赫曾在巴黎學習建築，在伊朗大使館與國王一見鍾情，幾個月後就舉辦了堪稱當時最豪華的皇室婚禮。
在加冕典禮上，她穿著一件貂皮長袍，皇冠比在童話書中看到的任何一個都大，重達1600克，上面有1469顆鑽石，36塊純綠寶石，36粒美玉和105串珍珠。
巴列維國王和法拉赫皇后
1971年10月，國王為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週年整了個大排場，希望以此傳達出“我們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削弱伊斯蘭教的影響力。
慶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馬克西姆餐廳供應。
菜餚食品的烹製和遞送全由巴黎來的165位廚師、麵包師和侍者來承擔，所用的松露、鵝肝醬、江鱈、小牛肉等佳餚全從法國運來。
壯麗的表演和慶祝會的花費估計約為兩億美元。
《時代》雜誌稱之為“整個歷史上最盛大的狂歡會之一”。
1971年10月，慶祝波斯帝國建國2500週年盛會
出乎國王的意料，極樂盛宴的八年後，表象穩固的巴列維政權就像“雪堆一樣開始融化”。
而他自己，則帶著破碎的現代化夢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於政治腐敗和財富分配不均，城市享樂只是少數人的特權，佔國家人口70%的農村人口並沒有跟上改革步伐。
白色革命中，大量農民工進城討活路，看見了“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享樂生活，卻只能蝸居在大片貧民窟中。
為了消滅文盲，國王也曾讓軍人組成掃盲隊，到農村教大家認字。
然而在宗教勢力頑固的鄉村，下層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為保守的父親覺得讓女兒和男生一起上課難以接受。他們說：
“一個男的來教我們的女孩，休想！”
1978年，當一名記者問一個戴著面紗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
“像美國婦女一樣嗎？別人告訴我，她們有各種自由，但她們並不快樂，她們都要看心理醫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著查爾德罩袍上街抗議
伊斯蘭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國人已經達到4萬名，還建起了當時美國本土外人數最多的美國學校，引來保守派對“殖民主義”和“全盤西化”的擔憂。
對外國人的優待同樣惹惱了城市工人。
美國人的薪水要高於為同一家公司做同樣工作的伊朗人。
在阿巴丹的石油項目中，只有美國人宿舍有空調，伊朗技術人員卻要單獨住在炎熱的小屋。
1963年，兩個美國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眾圍觀
1965年，德黑蘭美國學校，學生們春遊後回到學校。在1977年關停前，這裡已經成為了美國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國學校，William S Boom攝
此外，秘密警察組織對左翼分子的打壓讓知識分子慢慢感到，娛樂盛行的目的就是為那些對政治和社會極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種醉生夢死的辦法，獨裁者希望這類西方文化商品能培養愚民，讓人不問政治。
幾乎每個人都有理由對國王不滿。按照學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餓鼠吞噬一塊肥肉一樣”。
當各種變革訴求以一種混亂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縫合起來，一個近乎被遺忘的宗教領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揮了反抗運動，讓一個三千萬人口的國家戲劇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紀傳統。
1979年，伊斯蘭革命爆發。
巴列維國王聽從美國大使的建議逃到海外。連伊朗報紙頭條都用大字標題歡呼：“國王逃走了！”
1978年，焚燒國王畫像的抗議者隨處可見
令人吃驚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
除了來自傳統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對她們來說，參與革命與宗教無關，只是為了呼籲民主改革。
一些中產階級女性甚至把自己從頭到腳裹起來，以表達與下層女性的團結，共同對抗國王。
1979年12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門口，小女孩身上掛著霍梅尼照片，手裡拿著玩具槍
女性革命者持槍站在德黑蘭街頭
就連在國外留學的女性也不例外。
納菲斯革命前在美國大學學習英國文學。
就像上世紀70年代的許多其他知識分子一樣，她參加了越戰之後校園裡的反美示威遊行，並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維的統治。
薩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對國王的一員，據她回憶：
“霍梅尼回到德黑蘭，我的父母高興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紐約和歐洲的飛機上，充滿了伊朗學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蘭教徒，他們都唱著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對這個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
“當他們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時，我的母親說，左派分子跪下並親吻了停機坪，而伊斯蘭教徒則歡呼安拉和霍梅尼。”她說。
1979年，被認定是伊朗王支持者的女子遭到革命人群圍攻
伊朗伊斯蘭革命成功後的短暫時間裡，整個國家陷入勝利的狂喜。
一時間，人人都說自己參與過革命，人人都曾對抗過國王。
人們在街頭焚燒國王畫像，學生們撕掉教科書上的皇家照片，等待迎接一個民主國家的到來。
期待很快變成幻滅。
隨著神權國家的建立，強制戴頭巾命令來了。
就在三八婦女節的前一天。
女性組織正準備要好好慶祝一下婦女節，而慶祝活動很快變成了大規模抗議。
年老的和年輕的，窮人和富人、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人都來了。
正如各階層女性曾遊行支持霍梅尼的革命，如今她們走上街頭爭取女性權利，反對他的政策。
1979年3月8日，德黑蘭，伊朗女人上街抗議帶頭巾的法令
據攝影師回憶，“當時的氣氛很歡樂，各行各業的女人們都出來了，微笑著，舉起雙手來抗議。足足有上萬人。那時大家很有信心，相信遊行能帶來改變，Hengameh Golestan/攝
女性抗議者，和支持她們的丈夫
一位女性後悔莫及：“我記得霍梅尼回伊朗那天，我是那麼激動。
我從沒把穿罩袍當成是社會運動，而僅僅是表達對體制的不滿。我沉浸於理想，卻忘了提防伊斯蘭勢力。”
另一位“革命女將”薩拉在革命後逃到歐洲生活，她回憶道：
“革命發生時我還很年輕......我們認為，如果我們擺脫君主專制，一個新政權就會來，帶來民主，但我們都錯了。”
反抗是無力的，原教旨主義統治者迅速掃除了所有不夠“清真”的元素。1980年以後，任何不戴頭巾上街的女性一經發現，就會面臨最長達一年的刑期。
按學校老師的說法，面紗和自由是同義詞，良家婦女都戴面紗躲避男人的注視，不戴面紗如罪犯死後下地獄。
用霍梅尼的話來說，伊斯蘭革命最偉大的成就就是恢復了面紗——如果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成就，對革命也就足夠了。
伊斯蘭革命後，女孩子從9歲起就要戴上頭巾，9歲也是她們的最低結婚年齡
即使在最炎熱的夏季，武裝男青年也會在街上巡邏，尋找與男性走在一起的婦女，面紗下露出一縷頭髮的人，或是手提包中有化妝品的人。
女性遭到鞭打，面臨監禁，嚴重時甚至會被處以石刑。
“感受風”的權利
就像中國90後流行曬爸媽在80年代的寫真，一些伊朗孩子也在家翻出了爸媽年輕時的照片，驚為天人一番，然後翻牆上傳到社交網絡顯擺。
在這些零星信息中，許多人拼湊出了對革命前生活的美好想象。
圖為伊朗網友分享的媽媽在60年代的生活照
在全球化浪潮下，經濟裹挾著一切，席捲而來，即使在伊朗，沒有主流的西方經濟參與，那些看不見的流行都會悄然蔓延——越是禁忌，越會成為現實。在面紗之下，反抗從未停止。
隨著受教育水平提高，和衛星電視和互聯網的“地下發展”，年輕人眼中強迫戴頭巾的反人類指數也越來越高。結果是頭巾越戴越低，女性按照心意，把指甲、頭髮、鼻子、妝容都當成藝術品來打造。
女性沙龍里，姑娘們正在嘗試最新的妝容
有些年輕姑娘表面上戴著頭巾，一進屋子便脫下黑袍。
一名女子一針見血地表示：
“不是我們喜歡暴露，而是因為限制太嚴了，心情不免苦悶，所以，藉著這種無奈的方式和管道進行消極的發洩。”
2018年，女孩們穿男裝混入體育場看球賽
在Facebook“我的隱秘自由”頁面，越來越多的女性冒著被逮捕的危險，發佈了摘掉頭巾的照片，以捍衛平等權利。
嚮往正常生活從來不需要什麼複雜的理由。
如一個姑娘發佈摘頭巾照片後留言：
“我只是想要感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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