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張愛玲作為20世紀中國文壇上一位重要的女性作家, 其在作品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姿態各異, 在這些男性形象身上充分體現出了人性的劣根性, 虛偽、自私自利、遊戲人生。同時, 張愛玲還無情地嘲諷和否定了傳統男性的權威性和主體性地位, 將傳統男權的中心地位徹底消解, 由此反映了張愛玲具有強烈的女性主體意識。基於此, 分析張愛玲小說中對男性的書寫, 並具體論述張愛玲小說中對男性形象的分類。
在五四時期, 個性解放是啟蒙先驅們的根本意願, 而女性的覺醒作為個人覺醒的副產品也悄然臨世。張愛玲作為一位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都市女性, 她成長在男權文化家庭裡, 因此, 她經濟不獨立, 同時也沒有獨立的價值體系, 但是她又接受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洗禮。因此, 她更深刻地認識到女性的人生悲劇, 所以在她的小說裡總是在訴說一些發生在舊式家庭裡的瑣碎的婚戀小故事, 塑造出眾多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 並將她們真實的生存困境深刻地揭示出來。縱觀張愛玲的小說, 她為了突出女性主體地位這一主題, 她筆下的男性顛覆了傳統觀念中堅強、勇敢、剛毅的形象, 都是虛偽、自私、猥瑣的形象, 他們大多是身體殘缺或精神殘損, 或是在權威家庭中缺席, 或是在家庭和社會中處於劣勢狀態。儘管她在書寫男性形象方面帶有個人主觀色彩, 但目的並不是為表達個人哀怨。在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長期影響下, 大都市中的人難免會異化變質, 為了生存, 不惜出賣了尊嚴、人格、靈魂, 甚至出賣親情。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否定與消解了傳統男權的中心地位, 這樣的男性無法承擔起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進而也反映出張愛玲的女性主體意識非常強烈。
一、張愛玲小說中對男性的 書寫
對於中國來說,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最為黑暗的時期。在這一時期, 頻繁戰亂, 舊體制瓦解, 未建新秩序, 人們在混亂的時局中生存較為艱難, 這就嚴重影響了人的思想。人性在面對巨大的壓力時必然會變質, 將人性的惡充分地凸顯出來。男性在社會大變革過程中成了家庭支撐, 同時他們要承受很大壓力。在社會壓力面前, 男性的承受能力減弱, 由此也使他們的主體地位被動搖, 但是這一事實又是他們不願面對的, 所以心理出現了變形和扭曲。
張愛玲站在社會現實和人性的高度, 真實地刻畫了當時社會中的男性, 展露了男權社會中醜陋的男性面貌, 他們自私、腐朽、陰鬱。他們不再是傳統社會中的正直形象, 也無法承擔家庭責任和時代所賦予的重任, 狂熱地追求金錢與情慾, 將其醜陋的人性赤裸裸地展現在讀者面前。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 他們開始不擇手段, 拋棄人格和尊嚴, 甚至出賣親情。如:《琉璃瓦》中的姚先生為了自己能加官晉級, 雙手奉出自己如花的女兒;《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為成就其“好人”的名聲與地位, 不惜將真愛丟棄;《花凋》中的鄭先生不肯花冤枉錢為女兒看病, 寧願其病死[1]。這幾個人物都是通過經濟來掌控女性的命運, 將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女性推向了悲劇深淵。此外, 在作品《連環套》中, 雅赫雅在霓喜無法滿足其肉慾時, 將她和自己的親生骨肉狠心拋棄;而《金鎖記》中個性鮮活的七巧被姜家的男人們變成了可怕的惡魔等。在這些典型的男性形象身上, 張愛玲醜化書寫了他們的精神人格, 從而揭露了他們的靈魂畸形、猥瑣, 通過對男性的貶抑來閹割男性的權威。
張愛玲在書寫像《怨女》中的姚二爺、《金鎖記》中的姜二爺等一群身體殘疾的男性形象時, 直接通過矮化其身體使傳統的男性形象徹底被顛覆, 男性主體地位被削弱, 由此凸顯出創作主題———女性主體意識。除此之外, 張愛玲還從角色、地位、性情等幾個方面對比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 主要運用的書寫策略就是兩性參差對照, 通過大量的對比醜化了男性, 並將他們置放於小說的文本邊緣, 男性主體地位從根本上被削弱, 突出其在失去男性權威的環境中所裸露的醜陋與畸形, 最終徹底顛覆男權社會中的男性霸權, 同時達到了突出女性主體意識的目的。
二、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分類
1. 一無所能、精神殘障、神行猥瑣的男性
從張愛玲的小說中, 我們能發現有死亡氣息充斥其中, 在逐漸走向死亡的國度。在骯髒、陰沉的死亡國度裡, 有這樣一群舊文化背景下的遺老遺少存在:他們不僅精神殘障、形體殘缺、昏庸儒弱, 還一無所能、靠祖宗遺產吃飯, 這類男性形象也是張愛玲以後的小說創作中最樂於塑造的。這些男人們在舊社會“垂死掙扎”, 身體殘疾的同時, 還吃喝嫖賭一應俱全。他們喜歡用女人的錢, 從來不靠自己養活自己[2]。例如:《花凋》中的鄭先生就是個“哄錢用的一等好手”;《金鎖記》中的姜季澤就是一個無恥之徒, 為了騙取錢財揮霍, 不惜用虛偽的愛情去哄騙極度缺乏情慾而被黃金枷鎖捆綁的嫂子。除此之外, 《多少恨》中的虞先生, 《創世紀》中的匡霆谷也都是典型的此類人物。
2. 專制家庭擠壓下的病態男性
張愛玲的小說裡有這樣一種男性:他們生活在新時代, 接受的教育是新式教育。但是因專制家庭對他們進行擠壓, 使他們在心理上變得弱小甚至是病態的, 這一形象的典型代表就是《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雖然是二十上下的人, 但是眼角眉梢卻帶有“老態”, 再加上為人怪僻、猥瑣, 他的父親還將對他生母的憎恨遷怒到他身上, 他的後母又待他非常鄙薄。聶傳慶生在一個不幸的家庭, 這樣的家庭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肉體和精神, 父親將他的耳朵打聾了, 還罵他“賊頭賊腦的, 一點丈夫氣也沒有”……長期處於這種環境中, 導致了他變態的性格和病態的心理, 整日做“白日夢”。聶傳慶因自身的病態而總是沉默寡言、懦弱又敏感, 在父母、同學面前感覺渺小、自卑, 這是他的病態人格、病態心理直接導致他的變態心理。言丹珠同學是真正關心他的, 但是他卻對她充滿了嫉妒和懷疑, 嫉妒她開朗、活潑, 嫉妒她的健康, 嫉妒她有很多朋友, 就像是“寒天裡, 人凍得木木的倒也罷了, 一點點的微溫, 便使他覺得冷的徹骨酸心”。他對於別人給予的關懷不但不領情, 還懷恨在心, 嫉妒的增加, 便成了恨。他幻想可以支配她, 將她當作是報復的希望, 可以對她進行種種絕密的精神虐待。他為了報復, 甚至將愛情當作手段, 在愛的過程中對她言行相欺, 還不斷地打擊別人。
張愛玲在指責這類男性的同時, 也夾雜著些許的同情, 通過塑造這類男性形象使她的小說更加豐富。如:在她的作品《金鎖記》中, 姜長白受到母親曹七巧的壓制, 導致了人生沒有自我, 也毫無生存希望。因此, 造就了這樣一群受大家族的排斥和小家庭的擠壓下的人, 只能在生存的夾縫中才能獲得喘息的機會。張愛玲將處於中國傳統社會中, 並具有絕對權威地位的男性崇高、偉岸的形象徹底消解, 對其進行層層剝蝕, 具有批判色彩和嘲諷意味。
3. 新派男性或新派與舊派兼雜的男性
這些男性基本都是受過高等教育或有著出國留學的經歷, 都有一份非常體面的上流社會的工作, 並且總在“好人”與“真人”的兩面人格中游走。他們一方面為了成為他人眼中的“好人”, 對社會規則是亦步亦趨地遵守著;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對自己懦弱虛偽的“真人”進行內心的極力隱藏。張愛玲在《傾城之戀》中, 塑造的範柳原是以風流自持的, 他是英國長大的廣東生意人, 他新派, 十足的西化洋化, 33歲還玩世不恭。他精明而工於心計, 遊戲於情感與女人之間, 得心應手, 能左右逢源。在新舊雜糅與交替的時代裡, 他似乎能代表一種“新”的趨向。他將自己陳舊的靈魂包裹在他的洋裝裡, 張愛玲看透了一切, 她也洞悉了這些新派人物的內心深處籠罩著一片荒涼。在他們頹廢的生活方式下有著脆弱的感情和生命隱藏其中, 還有不安和恐慌。
範柳原是個自私、頹敗的男子, 他不願負家庭的責任。雖然他和白流蘇很要好, 但從未打算和她結婚。他一邊對流蘇說著“死生契闊———與子相悅”的承諾, 一邊與薩黑夷妮整日廝混著。結婚是虔誠的, 但是範柳原並不虔誠。他需要娼妓, 需要女友, 只是不需要妻子, 因為範柳原永遠是個公子哥。在淺水灣一邊山的高牆下, 範柳原對流蘇說:“這堵牆, 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 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 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塌完了, 也許還剩下這堵牆。流蘇, 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 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 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傾城”就這樣成全了白流蘇, 她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名正言順地做了範柳原的妻, 也算是一段平凡的塵世姻緣終得圓滿了[3]。
相對範柳原來說, 那些高級別的花花公子顯得更為務實。表面上看, 他們事業成有、成熟穩健, 有男人魅力。在明媒正娶“白玫瑰”後, 又在背地裡不動聲色地招惹“紅玫瑰”。他們不會因為紅玫瑰而去打破原有的生活秩序, 他們懂得在情感調劑的同時該如何保全自己。張愛玲筆下的男人們都是很無情的, 他們的人生信條就是“及時行樂”, 男人們玩著愛情遊戲, 甚至將婚姻視為裝飾, 是一件必不可少的擺設。所以, 在張愛玲筆下“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如《紅玫瑰與白玫瑰》中的佟振保, 他長期受到傳統價值觀的薰陶, 所以他內心深處有恐懼感, 他對這樣糜爛的生活充滿了鄙視。《沉香屑:第一爐香》中喬琪要了葛薇龍, 其目的就是為了滿足“高級調情”的需要。從這些男性身上, 可以發現張愛玲筆下寫的多是些無愛婚姻, 男人有的是花心與假心, 妄想將婚姻當作枷鎖去鎖住愛情是不現實的, 婚姻不是愛能成就的, 有愛的婚姻帶來的只有痛苦, 最終只能是毀了自己。
4. 從舊式大家庭中走向沒落的男性
這一男性形象的主要代表人物為鄭先生, 鄭先生是個遺少, 他不承認民國, 所以從民國紀元起他就沒長過歲數。他有一顆孩子心, 但又知道醇酒、鴉片和婦人。當鄭先生們不再信奉傳統文化體系, 並且對新興現代文明的衝擊也無法接受時, 便不可避免地誕生了一群徹底的棄兒, 其精神世界脆弱得不堪一擊。他們為了尋求解脫, 逐漸在煙霧升騰中迷失了自己。鄭先生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將女兒們的婚姻當作是財富來源。鄭先生看到川嫦, 便看到金龜婿的希望, 不能浪費了這麼好的一筆交易。川嫦對於父親是心存幻想的, 但是這個站在她面前的父親已經病入膏肓了, 儘管如此卻還能調笑:“不怪章雲藩要看中一個胖些的, 他看病人實在看膩了!”鄭先生是一個走慣了風月場的人, 他也知道川嫦內心的煎熬, 但他已經無法忍受女兒浪費家裡的錢財, 還不如在她走上黃泉路的時候, 輕輕地一推, 能讓她早點離開。“他們得了一筆錢之後, 小小的修飾了川嫦的墓”。像鄭先生這樣為時代所碾壓, 為社會所拋棄, 最終自我拋棄的“舊男性”著實讓人脊背生寒。
從舊式大家庭中走向沒落的男性生活在舊社會體系瀕臨崩潰時期, 他們早就喪失了以往的光環, 又懦弱又無能。《茉莉香片》中的聶傳慶父親躲藏到鴉片煙的陰影裡, 只能靠吞雲吐霧來麻醉肉體從而得到滿足;《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紈絝子弟喬其喬整日遊手好閒、混跡情場等都是這一類人物。他們感覺到社會地位的變更所產生的落差, 又無法得到社會性慾望的滿足, 也無法在群體中得到自足。他們極力張揚自身的動物性, 通過玩弄妓女來發洩性慾, 或者是通過吞雲吐霧來尋求一些安慰, 而最終的結果是導致沉淪。他們始終是處於一種矛盾的狀態, 一邊對家財肆意的揮霍, 一邊又貪吝金錢, 對金錢有著極強的佔有慾。他們的目的是以最大限度來滿足其物慾和肉慾的動物性需求, 體現了內在動物性的貪婪膨脹和外在社會性的猥瑣昏庸。這些舊男性在經濟日益窘迫以及社會地位崩潰的現實背後, 思想意識徹底幻滅。幾千年來, 男性思想經過儒家思想的一次又一次洗滌和改造, 成功地構築了一個以男性為核心地位的社會思想和道德價值觀的體系。然而在新思想、新思潮的沖刷下, 這個體系是岌岌可危的, 這時就使這一群人賴以支撐的思想支柱也轟然倒塌[4]。
5. 生活在香港、上海的外國男性
我們也發現張愛玲的小說中存在這樣一批人:他們一般在廣東、香港、上海等地生活, 大多數都是英國人、俄國人、印度人, 有少數外國人不明國籍。他們雖然很早就離開了自己的國家, 在中國生活的時間很長, 但是卻沒有真正地融入到中國文化中。對於這類人來說, 他們多是慾望與冒險交雜的性格, 他們也是一個尷尬的群體, 在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感方面, 他們既不是本國人, 也不是外國人。該外國群體的代表男性有:《創世紀》中聰明狡猾的老闆格林白;《桂花蒸———阿小悲秋》裡不清楚國籍, “比十個女人還要小奸小壞”的放浪吝嗇的哥兒達等。
結束語
在張愛玲的小說創作中, 塑造的男性形象都展現出了各自的醜惡嘴臉, 小說也不再將男權作為中心視角。男性的光輝形象在張愛玲的文字調侃中被徹底剝去, 男性退隱到次要地位, 用她的筆觸來喚醒更多人的女權意識和女性意識。
參考文獻：
[1] 劉真.論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形象[J].湖南師範大學學報, 2016 (6) . [2] 許佳.自身客觀存在的認識價值———論張愛玲小說中男性形象的類型[J].泉州師範學院學報, 2014 (2) . [3] 王惠.張愛玲筆下的男性形象分析[J].忻州師範學院學報, 2015 (3) . [4] 莊超穎.時代的負荷者———再談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形象[J].泉州師範學院學報, 2017 (3) .
李雪芳.張愛玲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分析[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9,38(02):121-123.
閱讀更多 中盟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