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80後網友在社交平臺上自嘲道：“我們過去看我們的父母，就像現在00後看我們。”
正在晉升為家長的80後群體，可能認為自己面對的育兒壓力和代際差異問題是前所未有的。其實，不然。
- 一位北京家長形容其孩子處理信息爆炸的方式：“現在的孩子懂很多東西，但我們這麼大的時候，什麼也不懂。我上中學時才第一次見到電視機。廣告上說了什麼，或者同班同學說了什麼，孩子就習慣性地想要獲得這樣東西。”
這段描述符合80後對00後的印象，但其實它是1995年一項人類學田野調查訪談材料裡的一段內容。
- 一項調查顯示，在受訪的1496戶北京城市家庭中，孩子決定了將近70%的家庭消費。與此相對，美國孩子對其家庭消費的影響率大約在40%。
這份調查報告可能也符合21世紀初北京城市家庭的情況。但其實，它的時間要追溯至1995年。
以上這些田野調查材料和報告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收集，所涉及的內容和數據如今已至少20年之隔，都出自《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 。該書英文版於2000年經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推出，之後陸續被160多名外國學者引用。於2017年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刊印中譯本。
書名提到的“小皇帝”指出生在中國計劃生育和經濟改革時期的獨生子女，更確切地講，還包括當時農民家的“金貴娃娃”。作者們並沒有粗暴地認定獨生子女必然會具有心理問題或固化的偏執行為習慣，而是專注研究另一個更具學術價值的議題：發生在一個特定時代的社會變遷是如何塑造出兒童消費者——“小皇帝”——如今的80後。
該書由9篇論文集組成，圍繞五個議題鋪開討論：一是改革開放後中國人的飲食營養，二是兒童食品產業在中國的興起，三是國家科學育兒話語，四是全球消費文化對中國家庭生活的滲透，五是飲食變遷伴隨的社會認同和價值觀變遷。
該書的形成源於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華琛教授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發起的一個“中國社會飲食消費格局”研究項目。9位作者分別是華琛教授本人，1位華琛教授的老同事，6位華琛教授的弟子。他們研究的領域涉及到人類學、經濟學、醫學健康、社會學，不僅卡司陣容強大，而且相互呼應的程度非常高。
在最後一章，資深人類學家華琛教授提及了《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的意義：本書在某種意義上是獨特的，它記錄了一個轉型期社會在對待孩子態度上的深刻變革。
本文將跟隨作者們的歷史視角，先介紹兒童及其家庭飲食理念的概況，並分析兒童消費者及代際飲食理念差異形成的原因（即社會變遷是如何影響兒童的飲食、家庭關係、社會價值觀），最後思考本書的啟示意義。
兒童及其家庭飲食理念的概況
城鄉家庭的飲食結構差異及營養健康問題
在197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了經濟和農業改革。這些改革舉措改變了城鄉居民的飲食結構。比起以前，中國人民享受到更加優質和豐富的食物。
在1991年，喬治婭古爾丹對四川成都市區和一個村莊的飲食結構進行了調查。她發現城市和農村家庭在食物消費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並把中國家庭的飲食結構總結為兩種模式。
一種是數量上較少的城市富裕家庭，他們日常的食物主要是從商店和市場購買的，主食以穀物類為主，其餘包含了蔬菜、油、肉類、家禽、魚類、蛋、水果。另一種是人口比重達70%的農村家庭，他們的日常食物主要是自己生產，主食一樣以穀物類為主，每月從市場購買一點蔬菜、米、油、副食，而不是像前者那樣每週定期採購。
由於城鄉居民飲食結構不同，引發的兒童健康問題也不同。農村兒童攝入的動物蛋白比例小，其成長速度比城市同齡人緩慢。城市兒童比農村同齡兒童攝入了較多脂肪，其身患肥胖和慢性疾病的機率更高。
代際之間的飲食理念差異
這裡的“飲食理念”是指影響人們飲食方式以及支撐其飲食習慣的理念。
在1995年，郭於華對北京和江蘇學齡兒童及其家庭進行了走訪研究調查。他發現中國家庭三代人的飲食理念存在差異，並對此作出了詳細的總結和比較。
祖輩認同傳統中醫裡的平衡飲食觀念，他們堅持表示“只要大人吃了沒事，小孩就可以吃” “多樣化食物和自然生長的食物會很有價值” “我們很難知道營養品裡到底有什麼，可是自然的食物能看得一目瞭然，吃得放心”。
父輩認為應該以西方醫學和現代營養科學為基礎來撫養孩子。他們專注孩子的健康飲食、食品安全和豐富的維他命補充，比如鼓勵孩子吃蔬菜、煮排骨促進鈣和鐵的吸收、把水煮蛋弄碎刺激孩子食慾、控制孩子用零花錢買零食的行為。他們通過書籍、雜誌、收音機和電視機等媒介瞭解食物信息，與同事探討烹飪方式、食物的好處、如何幫孩子建立正常飲食習慣等飲食問題。
學齡兒童輩則並不在乎食物的口味，關注的是食物的可玩性。他們經常為了集齊卡片買方便麵，取走卡片後，方便麵由家長消滅。他們熱衷於肯德基、麥當勞、必勝客等快餐店的氣氛和有趣玩具，希望父母能多帶他們去一些象徵時尚與流行的餐館和娛樂場合。
兒童消費者及代際飲食理念差異形成的原因
1. 代際童年經歷的不同及父輩的補償綜合徵
在第二章，伯娜丁徐介紹了她研究所發現的一個現象：很多父母把孩子的口味偏好看作餐桌上的頭等大事，把孩子的飲食看作是家庭經濟狀況改善的標誌以及表達父母之愛的特殊方式。
對此，她提到這些出生在文革年代的家長身上有著詹姆士克尼爾所謂的“補償綜合徵”的特徵——他們總想給孩子提供自己小時候不曾有過的物質財富。
像伯娜丁這樣站在歷史角度看待問題的學者，還有郭於華學者。在第四章，他從代際童年經歷的差別來分析造成代際飲食理念差異的原因。
祖父輩是1949年前經歷了抗日戰爭、經濟苦難的一代人。對他們來說，食物只是為了填飽肚子。父輩是經歷過農村饑荒、城市食物配給、食物短缺的一代人。他們學會了剋制物質慾望。
學齡兒童輩出生於經濟改革和計劃生育政策下，受消費文化擴張大環境的影響形成了消費型飲食理念。他們成為一種消費主體，指引並影響父母的購買決定。特別是，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裡，只有一個孩子的時候，孩子總能有各種方式和機會從父輩或祖輩那裡要到零花錢，用來買心愛的零食。
2.現代化生活觀念及兒童食品產業的興起
在第三章的開頭，馬麗思講述了她和一位穆斯林一次購物的經歷。當她看到愛鳳給一歲半的孫女買了各種各樣的零食，包括蜜餞、爆米花、巧克力、薯片、餅乾和硬糖等的時候，她腦子裡產生了困惑。
她的朋友愛鳳是一名非常虔誠的穆斯林，為什麼她會給她的孫女買非清真的零食呢？
原來，對大部分中國穆斯林來說，大眾化生產的西式食品既非清真亦非禁忌。因為他們看中的是生產環節，西式食品是機械化生產的，所以回民也可以吃。
在1994年-1997年，西安市內的超市、百貨商場和便利店都在銷售各式各樣的飲料和食品，如可口可樂、雪碧、果珍、雀巢牛奶、雀巢即食用咖啡、Snickers巧克力棒、M&M’s巧克力豆、McVitie消化餅乾…..
為了塑造自身現代化的形象，許多中國穆斯林願意消費西式零食。
而且，在30多歲的回民看來，這些西式食品的現代性和科學性對兒童更加重要。他們認為子女比自己有更多的社會閱歷，才能夠在現代社會競爭中取勝，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基於這個願景，他們讓兒童吃上工業化生產的西式食品。
可以說，對現代化先進生活的嚮往，打破了回民牢固的宗教禁忌。由此可見，食品工業化生產和現代化生活觀念的社會影響力。
在第六章裡，景軍的研究也能證實這一點。他指出，電視作為經濟市場文化權威的媒介，在反覆地向民眾灌輸一種觀念：購買一般生活消費品（工業生產的食品）代表童年幸福、健康。
他所採訪的對象是甘肅一個叫大川的村莊，那裡的兒童是家裡電視食品廣告的代言人。
一位母親抱怨說，她三歲的兒子寧願吃方便麵也不吃她做的麵條，但我又不能罵他。因為她的孩子看到人家的孩子吃康師傅，他也想吃。而且，從電視上來看，他認為所有的媽媽都為孩子買康師傅。
1997年，他採訪了大川12家小商店的店主。這些店主都認為兒童食品有利可圖，他們售賣以娃哈哈和娃娃素為主的18種兒童食品和兒童營養品。
景軍還通過這些店主瞭解到大川家庭購買力的實際情況，並總結道：大川村莊的兒童受其農村父母的購買力限制，大多數時候只能買到便宜的方便麵，偶爾才會買貴零食。而且，他們的零花錢沒有北京城市兒童多，他們想吃的和能吃到的食品之間有相當大的差距。
即便如此，由於農村人口占比70%，他們貢獻的消費總量比例仍然龐大。
除了西安穆斯林和甘肅大川村莊外，這種科學的象徵意義和現代化的觀念，也影響了中國都市女性育嬰方式的選擇。
在第7章，高素珊對北京一批年輕媽媽進行了採訪。部分媽媽認為，現代化生活對她們來說非常重要。其中一個媽媽明確表示：“外國奶粉是現代性和科學的產物。”同樣的，由心理學家創辦的幼兒園也被她認為是更現代化的、更科學的育兒方式。
我們一定要看看，這位媽媽的原話是如何說的。
我想用最現代、最科學的方法來撫養我的兒子。中國發展得很快，變得越來越現代化，我想我的兒子也能從中受益。傳統的撫養方式並不好。等孩子再長達一點，我計劃把他送到一個心理學家創辦的幼兒園。雖然那裡收費很貴，這意味著我要更努力工作，賺更多的錢，但我還是不想讓我媽媽或者婆婆用傳統的方式來帶小孩。
同樣的，外國奶粉雖然很貴，但中國的奶粉企業根本靠不住，誰能管得了它們？外國的奶粉企業有它們開發的國際標準，它們更科學。所以我覺得外國產品更安全，營養更好。有些奶粉甚至比母乳營養更豐富。
總的來說，為了將自身的現代生活方式與傳統生活方式區開來，中國家庭選擇消費象徵科學和現代性的食品、運用科學的育兒方法。
3. 國家科學育兒話語權的干預
在第六章，為了說明國家科學育兒話語權的意圖，景軍解釋了斯塔爾的“文化權威”。
具有無需憑藉規範或命令就可以塑造和改變人們的觀念和態度的潛能，其影響力是建立在說服和自願遵從基礎之上。這種意義上的文化權威可能無需經過行使命令就能為人們所接受。
通常，國家希望通過文化權威的方式來解決分歧。先由醫學家、醫藥公司、政府和新聞媒體發佈大量關於營養和健康的信息，然後由群體或機構掌握並運用專業知識。
198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為了確保計劃生育、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素質等政策的有效實施，開始嘗試建立以科學育兒為基礎的文化權威。
一些國家組織機構在全國範圍內舉行徵文比賽，涉及的健康課題範圍非常廣，獲獎文章出版成書並印發。文章內容包含了大量兒童健康問題，還明確提出“農村迫切需要優生優育的科學方法”。通過引起大眾的焦慮，提醒那些對政府科學育兒宣傳漠不關心的民眾，這些問題和他們有關。
另外一些下屬組織也推進了關於促進兒童健康的項目，比如兒童吃鈣片和疫苗運動。同時，央視在電視上開立“衛生與健康”欄目，學校在六一國際兒童節舉辦健康兒童競賽和父母健康教育活動。
總的來說，那些注重飲食營養與健康的父母輩，恰好是被國家科學育兒文化權威說服了，並自願開始改變家庭飲食。
4.全球化消費的滲透
在第五章中，羅立波詳細地分析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個跨國組織：美國肯德基。
為了實現以孩子為中心打造娛樂餐飲之地的市場目標，肯德基實施了一系列本土化策略迎合中國兒童。最有意思的是，當中國兒童表示討厭“白鬍子爺爺”，肯德基特意為中國兒童發明了奇奇的卡通形象。
為了迎合中國兒童的胃口，肯德基總部沒有規定中國市場賣炸雞的標準。為了能夠快速處理本土肯德基餐廳和中國政府的關係，集團內部推行非常分散的組織結構，從而讓地方管理者掌握更多的自主權。
正因如此，肯德基的地方管理者能夠實施更靈活的市場營銷方式。他們通過實行兒童自助點餐、分發竹蜻蜓玩具、卡通玩具盒、漂亮的兒童椅和唱生日歌的方式吸引本土兒童光顧。
羅立波進一步總結道：“在劃分不同類型孩子的童年經歷上，肯德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兒童帶著家長來肯德基吃快餐，品嚐現代生活的味道並尋找快樂，是童年經歷的一部分。肯德基的管理者還把他們的消費者描述為“有抱負的消費者”。
不僅如此，1987年肯德基來到中國後，建立了本土社會對現代快餐廳的印象：安全、可靠、標準。市民及兒童一致認為，消費快餐廳的行為和能力是其步入現代性的標誌。
除了肯德基、麥當勞、吉野家等快餐店，北京還有其他眾多希望吸引兒童消費者的商品店，如世嘉世界遊戲機店、賣迪斯尼商品的“米奇的一角”，四層樓全是賣兒童玩具和兒童用品的商場。
1997年的市場數據顯示，中國兒童消費者影響了69%的購買決定，並通過零用錢、家長、祖父母送禮物等等方式掌握了每年超過50億的商業營業額的直接控制權。
一項對北京和天津1496名幼兒園與小學生的調查顯示，中國城市兒童對其家庭購買力的平均影響力遠超美國兒童，而且很可能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孩子。
大量調查數據表明，以兒童為消費主體的消費模式正在形成。“兒童消費者”這個名詞開始成為商業市場的主流名詞。
關於“餵養小皇帝”帶給80後的啟示意義
在過去，大人吃什麼就給孩子吃什麼，並沒有孩子專門的食物。由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現代化兒童食品產業的興起、國家科學育兒話語權的干預、全球化消費的滲透等綜合因素，市場出現了專門針對兒童的食品。
父母開始關心“如何讓孩子吃得更好”的問題。從此，父母以讓兒童吃得更健康更營養為飲食目標。所以，家裡的兒童和大人吃的食物並不一樣。這種食物上的區別對待和特殊化，體現了兒童在家庭地位上的提高。
然而，兒童更在乎的是拿到更多零花錢去消費時尚的零食。
城市兒童以邀請父母和同學一起到肯德基慶祝兒童節和生日會為驕傲。農村父母則頻繁地為兒童舉辦滿月宴席、週歲宴席、十週歲宴、升學酒席，老一輩的壽宴卻成為了家庭過去時。
家庭集會的主角由老人變成了小孩，這一現象又預示著代際之間權利的轉移。在經濟市場上，由兒童食品、兒童玩具、遊戲、動畫片及其文化產品等組成的“歡樂天地”商業娛樂中心正在興起，這種發展變化也加速了代際之間權利的轉移。
商家利用電視節目和明星廣告，不斷宣傳和鼓勵兒童追求一個輕鬆、愉快的現代化童年。在西式快餐廳裡，祖輩要向黃毛小二學習如何點餐、落座和進食。所以，在吃喝玩樂學習方面，兒童表現得比他們的長輩更精明、更自信。
總體來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計劃生育政策和經濟改革政策，提升了兒童在家庭和社會的地位和關注度。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變遷促使“小皇帝”掌握了飲食權利和消費權利。“小皇帝”不僅是家庭小皇帝，也是社會的小皇帝。
《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最後一個章節的標題是“食物如鏡：中國家庭生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然而，當局者迷。大部分家庭以一種被動的形式參與社會的變遷，無法感知到代際之間權利轉移的事實，無法預測兒童消費文化與未來的關係。
當然，《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裡面也有一部分北京家長具備一種前沿的理智的思想觀念，他們把孩子的飲食問題當做是教育問題，而不是一種享樂方式。
這部分家長比較重視學業和前途。他們通過訓練孩子健康的物質觀，避免了孩子陷在與同輩攀比的壓力中，引導孩子專注學業。值得慶幸的是，這些家庭的孩子並沒有用語言或者行動來抵抗，而是順從父母的權威。
回到今日社會，昔日的“小皇帝”已經成為父皇母后，他們更加懂得關注“新小皇帝”的學業，併為此爭奪教育資源。或許，我們應該樂觀地看待當今的育兒壓力、代際權利轉移和代際差異等問題。隨著科學育兒經成為當下互聯網知識共享時代的風尚，父皇母后們貌似更加懂得如何與“新小皇帝”溝通，如何幫助孩子在社會變遷中學習和成長。
另外一方面，在《餵養中國小皇帝：食物、兒童和社會變遷》的結尾部分，資深人類學家華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預測。
事實上，未來中國的工薪階層將不得不在孩子的需求和老人的期望之間做出選擇。如果未來不同代際的消費者權力再次變化，老人們重新獲得家庭當中的支配地位，那麼三十年後本書的續篇將被命名為《奉養中國的退休皇帝》。
人類學家所說的“三十年後”，已經過去二十年，兒童依然是消費的主體。如果人口老齡化問題持續加劇，並且中國政府推行的二胎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難以攻克養老福利這個難題，那麼太上皇和皇太后的市場需求——養老院和私人護理，一定會使得關於“不同代際的消費者權力再次變化”的預言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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