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代謝，終始回互，生與死的交接如焊點微凸，原是不容輕振的——譚嗣同有謂少時“受高菊詩，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鐙前'，觸其機括，哽噎不復成誦”，就中“機括”二字，蓋出此理。
我素來懼言死生，卻獨不怕清明，甚至可以說，即使在這個節日打上死生烙印後，我對它仍有幾分凌駕於畏意上的喜愛——這便或與清明設在春初有關。
正值棠梨點鬢、芳草襲裾的時令，無論隔碑對語，抑或追想書空，總在陽光流轉下多了幾分溫度——將時間的隔斷融入空間的念望，這是暖春獨有的能力。張岱寫越俗掃墓，稱“男女袨服靚妝，畫船簫鼓，如杭州人遊湖，厚人薄鬼，率以為常”，這樣歡鬧喧囂，較今日營奠的氛圍或差過之，但“厚人薄鬼”，卻未必不出節日初意。
我們與三百餘年前的越地男女，領略的想來當是同一程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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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祭掃，自有其舊俗，但如今北方的清明，實則已經將舊日除夕拜影、過年祭祖上供與清明的掃墓糅合入了一處，也便不必多作追溯。
按常規說法，天氣生魂，地氣生魄，一主思維，一主軀殼，兩廂自有分別。
人逝去後日散一魄，七七乃盡，而那三魂則一赴陰間轉生，一留祠堂神主，一守墳墓受奠——道家練氣衍出的三魂七魄之屬被安排得停停妥妥，絲毫不爽，頗證民間的傳演功力。
近世爾來，傳說漸虛，家局亦變，信力既消，便只留下了習俗——時移俗易，宗祠既沒，家譜不傳，亦無人肯長期在家中保留下先人的神主亡疏，過年的祭祖也便漸漸無處可憑了。無奈之下，許多人只得將親人的照片印貼碑上，以為存影，而依傳統來講，先人宗祠那一魂也從此便被遷入墳墓，與原本那一魂同居於是了。
——我先生祖籍在徽，我之前隨他返鄉，倒尚能見到些不肯委屈了二魂的折衷：他家老宅面水依山，屋子格局尚在。正堂間端端擺起幾位祖輩的照片，亦有牌位常年不收，雖不設神主龕加罩，當也能作守宅安人之望。
他家的宗祠早已毀於浩劫，因城鎮化演進，幾支後人亦俱入縣群住，但正因如此，老宅漸無人守，倒反推變出了家族祠堂的功用。
在照片（古時是畫像）中人溫穆的注視裡行禮、上供，雖隔代恩疏，卻也能升起幾分沉實的想望。我想民間傳說中定要留一魂在宗祠裡的畫影神牌上，或者便是為了這一分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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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春日少雨，又兼多霾，北京城中漸已不再允人燒紙了——雖然歲逢寒衣節或有零零斷斷的新喪時，我們仍能見到有人在馬路邊用粉筆畫個開口的圈子，在裡面悄悄焚些紙錢。
京中南城一些回遷的小區因居民原是村居，倒尚保存著在樓下搭靈棚，燒紙人紙馬的習慣。我路過時曾見到幾回：每逢白事，孝子於棚中守喪，還會僱些嗩吶隊高吹大唱，聽去不免令無關之人有些煩躁刺心——人世間的煩惱究竟並不相通。
在我不真切的印象裡，兒時隨家人去通州（當時的通州名謂通縣，在我的印象裡還是農村）也曾趕上過一回類似的白事。
逝者是爺爺奶奶的故人，因常年走得近了，便處成了親戚，我也就被安排跟在孝子隊伍裡，與一個不相熟的哥哥共託一個紙紮的童女，一路從家中的靈棚步行數里，延至墳前交人焚化。
一路嗩吶震天，哭聲撼地，也是頗具聲勢。我不曾識得那個爺爺，因此只是好奇，卻並不太難過——但許多年後，我倒依然記得那紙紮的模樣。
以紙為冥器，實則至晚到唐代也便有了（《知新錄》謂：“唐明皇瀆於鬼神，王璵以紙為幣，用紙馬以祀鬼神”）。古時常以“事死如事生”來抵禦對生死的恐懼，方之上古以生人為殉、秦漢用泥、瓷、陶、木作冥器，實則用紙還要文明便省些——至少一火焚罷，便能清晰辨看得祖先取用了多少。
現今城裡不許燒紙，紙紮該當是越來越少。但明清時期，作紙紮是一類頗有門檻的手藝。鄧雲鄉在《紅樓識小錄》裡說到“紙紮”時，曾專門提過北京的冥衣鋪子較他處最好。
——說同族老人作出的方相、開路判官等，不但身材高大、面目怕人，底座下還有輪子活盤等機關；糊出來的轎伕穿的皮襖甚至能辨出是骨種羊、紫羔皮，令人嘆為絕技。這種種精警，既有對死生的敬畏，或也有做給旁人，不得不為的周章。
只現如今是全都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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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掃墓的流程，在張岱的《揚州清明》裡我們大致能看到：“監門小戶亦攜餚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則席地飲胙”，大抵是行禮祭祀之後，大家便席地坐在墓前，按照家族座次，把祭酒和祭品分別飲下吃掉——祭祖之時應只是男人才能“飲胙”，但掃墓卻是不避男女的。
我姥姥是山西人，老家在夏縣中條山的張家峪。看她在回憶錄裡寫兒時作清明的景境，與張岱筆下又有些細微的差別。
“燒香、點紙、磕頭”是類似的，小孩子們頭上要插起柏樹葉和麥苗，保佑長命百歲，這也是常俗，倒另有一樁趣活兒叫“滾棗蛋”，我卻沒在別處見過。
棗蛋是包著雞蛋、豆芽和大棗的熟饅頭。家中的婦女往往要提前蒸好，給祭掃之人帶上山去。祭掃之後，孩子們會拿著棗蛋在墳頭滾動幾回：據姥姥的父親說，這是給祖先抓癢癢，要多滾幾下才能解癢。
這解釋我以為十分俏皮，或也只鄉野裡這般不拘泥品階的家庭才能想到——倒是更有事死如生的感覺。
棗蛋是兒童最愛的玩意兒。滾罷了一番，他們便可帶回家去，一個個掰開，互相比賽誰的棗蛋裡包的樣數多，笑鬧一回，也便都吃了：嚴格說來，這也算“飲胙”，只是鄉下活潑，便將祭品立體發揮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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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北京桎梏太多，作清明便已不再有那麼多講頭，但人們自行發揮，倒也各自有了定例。
我家掃墓素怕趕熱鬧，故而往往在節前兩三週作好。約好了日期，各家便會早早分工：有人買水果糕餅，有人買假花假藤，有人要先到公墓，押上證件借出水桶、刷子等物——有時需要描字了，便也要去取來毛筆和紅色、金色的顏料。
八寶山的墓一年多似一年，每番祭掃，總有變化。來到碑前，往往長輩們會在旁侯立，由小輩將上番的佈置卸掉，用水沖刷數次，再將新的藤蔓絹花牽繞碑上。淡粉明黃，自成疏密，勉算為親人治了個小園。
佈置好碑體，便要擺放祭品。我家的祭品已不是熟盤，也不具酒肉煙糖，只水果數盤、糕餅數盤而已——碑前侷促，單這幾樣囫圇擺起，小小的供桌便滿騰騰了。
不知旁人家如何，我家擇水果時總要單選一品草莓：二十餘年前太太臨去那幾日曾說很想吃新鮮草莓，但當時的北京運輸條件很差，跑了多處都買不到，最終只帶回一罐子草莓果醬，這成了家人們心中向來的憾事。此外，擇辦糕餅一節，我家也通常不會買超市新出的孝親餅，而會格外加一道稻香村的酥皮點心：這卻是二姑生前的最愛，奶奶至今還幫她記著，常提醒我們，在她碑前記得要多擺幾塊。
這些果餅我們通常也不吃，只臨走時要將水果去皮，把糕餅掰成數塊，佯如親人在時，晚輩伺食一般。過了清明，便自會有管理人員代為收走。
逝者饗用供品的說法早已失了當年的虔信，如今家祭，也渾沒了過繼、兼祧，誰先誰後等複雜的算法，只備時祭時能引來一些回憶的絮語，也便不枉這一番置辦了。
祭品放罷，便是祀禮。我們這邊早已不興磕頭，只絮念一番，告以家事，隨後全家鞠躬便罷。通常只逝者後一輩需行禮——譬如奶奶只需要向太太鞠躬就好，給爺爺和姑姑便不用。
近年來，奶奶已日漸不願表達情緒，來掃墓時往往也只是怔怔凝眉不語。但我在旁留神看著，面對墓碑時，她的態度也有細微差別：對爺爺的碑，她只扶碑側，如把臂；對二姑的碑，她會摸摸碑的上端，如摩頂；而對太太的碑，她行禮之後會雙手搭在供桌兩側，便如伏膝。
雖然一語未發，我在旁看著卻反要哽咽：一座座等身高的墓碑，實則也是我們記憶裡親人一個個可觸的投影。這樣的實鑿感，或者是尋常的影像無法替代的。
昔年姥姥姥爺在時，曾主張不留骨灰。記得姥姥說：“我去八寶山看了，太擠，再遠了也折騰你們。心裡有就是了。”但最終他們辭世後，我們還是在革命公墓為他倆闢了一角清靜的念想。他們的碑上兩端分鐫著一聯：“事以趨艱為可望，生從偕老信相知”——這是家人在我擬的若干聯語中選定的，也算對二老平生的一種概論。
如今不似往昔，需遍尋名流分題墓表、墓誌銘、墓揭等，也早不必待人“點主”（依舊俗，神主牌位的“主”字通常留上端一點不描，要尋有名望者親來點紅）。土地緊張，大多數碑墓都不再有空留以擺佈一篇韻文，也只得草草如是。
傳統斷層，許多名流之後已不再具有用韻語概述生平的能力，為圖方便，大多便採用了公墓管理處提供的一些制式的句子，譬如“磊落一生，忠愛一世”之類綴落兩邊——革命公墓中放眼望去，不免處處雷同，只姓名照片有異而已。
說及碑上文字，我印象比較深的倒是人民公墓中一座偶然經過的墓碑背後的句子：“
媽媽說的：想喝熱水，就快去拾柴。”平凡質樸，但讀之一過，逝者音容便如見目前，也算得是很好的紀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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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寶山周遭種滿了玉蘭。今年掃墓我們去得早了，便正趕上了花期。玉蘭花形容高舉，遍開天幕，雖不可觸，但芳訊傳溫，花氣微聞，令人神會。這一點點高度的差異，便分明是時間的沉降——相望不能相語，正似生死之隔。
回家後，我獨為此寫了一首《掃墓見玉蘭花》：“三月古山春，遊人散如絮。拂衣向山來，日月尋西去。瘞光塵蛻在，隔墳乃容語。歲徂語遂疏，碑字摹空據。絹花分綾藤，兩繞即栩栩。果餅漫虛陳，兒童已垂覷。禮畢自分攜，不辨花聲翥。瑩瑩月初腴，漠漠鴻交羽。眥溫事一接，疊香愁未罟。背寒山莫隨，獨揖玉蘭樹。”
無外是散亂記行，而“背寒山莫隨，獨揖玉蘭樹”，實則倒也是我對掃墓的態度。
祭掃不過是個標點，而這一場儀式，原也只是生者的一場團聚和慰藉——我們對逝去親人的牽絆，實則並非完全要黏著在墓碑上。
我會在德國吃到第一口意麵時想起爺爺為我做的西紅柿醬；會在走過某家小區聞到散零炊味時，心頭忽然浮起姥爺帶著山西口音的“豉番嘍（吃飯了）”，隨即自己小聲學著姥姥應一句“哦？”；擦木地板時，我常會想到管我叫小墩布的二姑父；而每每經過滕公柵欄，我也恍惚覺得自己還拉著二姑的手。
我隨先生去安徽掃墓之後，曾有一句“草草歧言封遁跡，零零夢雨幻初衣”：人們得以藉由祭掃暫時棲入時間的渡口，而祀告結束後，那些遁念便須重行自理。
日子不停，人也不必沉耽，且便揹負著思念向前走——一些退修初服的念頭，終究是清明一場夢雨裡的幻術。
傷感而不沉耽，追念不止於清明。這，或者才是這個春氣初生裡的節日最真實的意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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