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一类哲学命题，其真实答案在逻辑上是“不可说”的
哲学中存在着一类命题，在逻辑上存在着所谓的“不可说”问题。
之所以“不可说”并非仅仅是这类命题具有形而上的先验乃至神秘成分，更关键的是，“不可说”恰恰是解锁这类问题的方法。如果理解“不可说”恰恰是问题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其神秘与先验也就瓦解了，会变为是可经验的。
我们常常会将这类问题称为“玄学”，当然，在如今“玄学”这两个字往往已经称为蔑称。所以，对老子《道德经》开篇之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们往往不能予以恰当理解，反而将这类问题从反逻辑、反理性的角度进行神秘主义体验阐释。实际上，恰恰相反，这类问题其玄其神秘其实只是逻辑幽微而已。
我们不妨来读一下《道德经》首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此章明确指出，所谓“玄”是指“有”、“无”概念上的“同”，若用西方哲学的术语，即“有”、“无”的共相，请问这“共相”应当如何表达？
恐怕确实只能勉强王顾左右而托之于“玄”。
我们要注意，“有”、“无”共相并非不存在，是真实存在的。否则便不会有《道德经》第二章所指出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
因此，不可道的“常道”，并非是所谓的出于“不可言传”，更不是一种“糊涂”，而是超越于一切相对性的言语。
现在有些佛教学者在谈论《华严经》中一再出现的“不可说”与“不可思议”时，也往往将其简单庸俗化地理解为不可言传只可意会，恐怕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是人的语言能力没有办法讲清楚的问题，超越类似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美存在，但是不可言说”的语言表达问题。当然海德格尔的说法已经很深刻。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老子所说的“非常道”性质的，类似禅宗所言的应当“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形而上的大道问题，理解最深刻的莫过于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曾经就读于英国剑桥，是著名哲学家罗素最得意的学生，连罗素都崇拜他，自愧不如。时至今日，维特根斯坦薄薄的一本《逻辑哲学论》依然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渴望参透的大作。
西方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这里摘录《逻辑哲学论》结束部分的最后四则：
6.522 “确实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
6.53 哲学中正确的方法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而且人一旦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时，立刻就向他只指明，他没有给他的命题中的某些记号以指谓。虽然有人不会满意这种方法——他不觉得我们是在教他哲学——但是这却是唯一严格正确的方法。
6.54 我的命题应当是以如下方式来起阐明作用的：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为梯级而超越了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
7. 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到达高处时，便已不在梯上
熟读《金刚经》的人会发现，维特根斯坦上述所论，与《金刚经》说法的高度相似性。譬如“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指出，言说之“法”有如“船”，要上岸时必须弃船。而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是“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那么什么是“扔掉”呢？也就是在逻辑上理解，在实际上做到“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离船才能登岸
《金刚经》中谈到，“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又言及“须菩提！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著其事。”
佛教中观学说的“离四句，绝百非”提供了一套领悟“不可说”逻辑的办法
老子、佛和维特根斯坦在关于“不可说”上的相似性，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恐怕这其中的问题，绝非可以简单的以神秘的宗教体验来了之，实质的问题其实是在“道”或者“实相”或者西方哲学语境下的主要“形而上”问题，真正理性的答案是“不可说”，即放弃言说才是合乎逻辑的。因此才会有禅宗公案问答里常出现的“开口即错”的棒喝。
而佛教中观学说的“离四句，绝百非”，也是在论证形而上本体在逻辑上的“不可说”。所谓四句，比如以“空、有”这一对范畴举例论，便有四句：空句、有句、亦空亦有句、非空非有句。这四句判断，都有其问题，并不真正合乎实相，实相其实是离此“四句”基础上的所有组合判断。
再比如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问题，便有四句：人性本善、人性本恶、人性亦善亦恶、人性非善非恶。这四种判断，若究竟以“因明”（佛教术语，即“逻辑”）来质证，都是可“破”之句。然而，这四句在逻辑上，已经囊括了一切言语表达。于是其实只剩下“不可说”句，得放弃言说的指向。也即人性之本质，其实应是超越“善恶”范畴的，只要在“善恶”范畴上论，就一定会有逻辑问题。
先秦时，孟子论性善，同时代的告子与其论辩的立论是“不善不恶“，而后来荀子则持性恶论批判孟子；我们若客观看三人持论，会发现三者皆有其是，但也都有可破而无法自圆之处。
形而上的“不可说”其实是逻辑上的范畴超越
所以，“不可说”的本质其实是因为实相具有超越言语范畴指称的特性。因此，只要试图在言语上论究竟实相，反而在理性上犯了逻辑错误。实相存在，但是非所指，亦非能指。最恰当的办法就是放弃指向。这也是《金刚经》所说“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真意。因为，实相并非在色、声、香、味、触、法六处，只能放弃，若不舍离反成妄想。
也就是说，这类问题恰恰是在放弃言说，接受其本质确实为“不可说”时，反而就契合了真实。
所以《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有如下一段：
于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我等各自说已，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善哉!善哉!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
正因如此，《金刚经》中才有“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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