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君↑，本文經過編者裁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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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之所以要拍機器人，可能是由於人類中已經沒有“他者”了。這在正樹的故事上尤其可以體現出來。正樹面臨的問題，與其說是機器人不說話了，不如說是他與父親的關係。但是，正樹卻始終沒有與父親溝通，而是通過解決機器人說話的問題替代性地滿足了與父親交流的渴望。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強迫症：由於現代社會強迫性地將家庭設置為一個相親相愛的人生活的場所，因此家庭問題就不能被當作家庭內部的問題解決（與父親的溝通），而必須投射到外部問題上（與機器人的溝通），通過後者的解決獲得替代性滿足。這種滿足又反過來支持了暫時取消了問題的“病態家庭”的延續，進一步證實了“家庭是一個相親相愛的人生活的場所”這一社會設置。同樣的，由於人類被越來越多的普世觀念設置為一個同質群體，人類內部產生的問題也越來越需要外部的想象性滿足，我們有多麼確證“人類”這一觀念，我們就有多麼需要機器人。
換句話說，我們有多麼喜歡空氣系，我們就有多麼需要到機器人動畫（不是蘿蔔機戰片意義上，而是異於人類的那種機器人；筆者當然不是在說空氣系愛好者理應喜歡蘿蔔）中尋找“他者”。筆者說的“多麼喜歡”是指一種流行趨勢，“需要”則是結構上的補足，即當人類在流行的空氣系中被設置為一個享有共通體驗的生命整體後，那麼“他者”就只能被設置到機器人還有怪異、神話等“非人”的故事中了。
他者就是“存在主義焦慮”。筆者之所以認為空氣系無他者，是因為空氣系中已經沒有了關於存在的根本性鬥爭，夏娃的時間中人與機器人的主奴鬥爭，再怎麼劣化，也是主奴鬥爭。從空間尺度上說，空氣系描繪的就是“周圍世界”的人，即使是天降少女，天降後也是和我一起每天吃飯、上學、打遊戲，大家的生命經驗是共通的，不存在理解的根本性障礙，矛盾也是局部的、容易化解的。生活不需要過度的思考，僅僅憑藉各種默示知識，如此才是日常，日常就是自動機。這裡的“同質化”
不是說類型的同質化，而是生命經驗的同質化，同質化只是說日常系不在故事內部繼續用角色分割差異，在某一部作品中角色的生命經驗是共通的，構成了一個“我們”、一個作為整體的“空氣”，但具體作品之間的空氣還是不同的。世界系則是仍在作品內部通過角色建立他者。
如果依據作品有能力上的區別，再加上意圖的不同，應當可以構成一個“（和平保衛戰）-世界系-空氣系-異世界系”的四象限，區分“（和平保衛戰）-世界系”和“空氣系-異世界系”的是同質化，區分“（和平保衛戰）-空氣系”和“世界系-異世界系”的是程式化。最開始存在真實的他者，之後是他者被抽象化、變成一種他者衝動（所謂的“假他者”），再之後是日常系的真實的他人，到異世界系連他人都沒有了（程式化地生產）。
和平保衛戰與世界系的聯繫集中體現在誠哥的星之聲上，星之聲各方面的設置都和和平保衛戰一樣，但和平保衛戰的最終狀態是戰爭在日常中的“永久居留”，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日常的緊急狀態總是在我們的目擊之中。而星之聲講述的則是戰爭與日常的“擦肩而過”，真實的他者已經消失了，但曾經的瞬間顯現仍遺留下了一種衝動，星之聲描繪的女主肯定是程式化的“假他者”，這可以說是誠哥的能力不足，但如果過度解釋一下，把女主的經歷都看作地球上男主的想象，也可以說是男主暴露了自己無法捕捉真實他者的內在貧乏。從“假他者”的角度來說，星之聲和夏娃的時間一樣沒有價值，僅僅是在作品內部重複了作者無力將自己的他者衝動具象化這一點上，具有症候上的價值。而世界系作為一股具有過渡性質的潮流，其空洞化也可能與空氣系逐漸“封閉”起日常有關，背後是同一種現實驅力。從空氣繫到異世界系也存在類似的劣化，到異世界系中作者就用各種acg設定數據庫一波、程式化地生產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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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世界”與“情感世界”，誰支持誰？咖啡店“夏娃的時間”的存在將世界劃分為了“工作世界”與“情感世界”兩個空間：咖啡店外是機器人以理性化、無情感、服從紀律的方式為人類勞動的“工作世界”，咖啡店內則是機器人於工作的閒暇獲得人類生活的“情感世界”。我們暫且不討論這種對機器人的刻畫多麼無意識地切中了現代社會勞動者的生存現狀，作品對兩個空間的分割相當程度上暴露了它們的交換關係：絕大多數機器人來到咖啡店的原因都是為了學習如何與主人（人類）相處，不是工作世界中的勞動轉化為了情感世界的人性的生活（這是工業社會對人性的承諾），而是情感世界的人性的生活轉化為了工作世界中服務主人的“情感勞動”（這是新馬視角下資本主義對人類心靈的剝削）。
吉浦康裕本意是要講幾個人性的小故事，卻相當諷刺性地切開了資本主義人性化管理的假象。無論是霍赫希爾德意義上的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還是哈特意義上的emotional labor，所暴露出的都是工作世界對情感世界的“殖民化”。
總體上說，《夏娃的時間》很難說是一部硬科幻作品，與其說它討論了“什麼是機器人”，不如說只是講述了“是這樣的機器人喲”，本質上是披著sf皮的現代社會中與他者相遇的故事。但是，這不代表不可以將作品放在現代性背景下作為一種症候去理解，無論是它帶有的“人類凝視”還是試圖創造的咖啡店“夏娃的時間”這一“情感聖域”。既然這種日常沒有以日常的方式被敘述，那麼就可能存在“另一種日常”的擠壓：或許不是吉浦康裕沒有能力想象機器人，而是沒有能力在日常中書寫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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