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生存的青春書寫
——序“疫情時期，我們記錄中國”
楊克
在這個十數億人終日身處居室、憂心，焦慮，悲痛，眼觀疫情、心繫天下的春天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中心發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主題寫作活動。徵文以“疫情時期，我們記錄中國”為主題，面向包括港澳臺在內的全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大中小學生，統一以“疫情時期我在中國某地”為引題、非虛構敘述自己在居留地區的際遇見聞，對文體、篇幅、觀點、內容不拘一格；並且在公眾號發佈頁面上，以頗具儀式感、現場感的地圖標出寫作地點和天氣。據我所知，兼有這樣鮮明的非虛構導向和廣泛的地域代表性的文學記錄，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國內高校當屬首創。
誠然，這部非虛構選本最終面世的紙質版收錄作者不到一百人，只是國內超過3000萬在校大學生裡的滄海一粟，更不敢奢言足以代表數以億計的90後00後年齡段人口。但至少這個寫作計劃的策劃者，有著相當清醒的文學追求和史學抱負，大批學子敲鍵觸屏，在這數十個喧囂不安的日與夜，非虛構寫作既是他們整頓內心的沉浸式淨化，也是鑑別世道人心的文學表態。
儘管中國文學一直有介入重大歷史事件的傳統，近十幾年“非典”、“5•12汶川大地震”也催生過民間網絡詩歌，但這樣主題性、及時性、地域性的非虛構寫作得以出現，還是有賴於新經濟、新技術的成熟和新人口群組的成長。參與本次寫作的同學們及其同輩人，有著00後、95後的社會學代際命名，他們的出生和成長適逢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急劇轉型期，特別是互聯網技術取得的突破性進展，進一步助推青年人依託自媒體寫作、社交媒體傳播，自主加入到非虛構寫作陣營中。廣外近年開設的創意寫作中心在文學教育領域，頗有獨闢蹊徑、後來居上的朝氣，倡導崇尚真話、尊重常識的獨立思考和介入社會。這部文集尤其以大學生為創作主力，他們年齡處於準成年人的過渡期，一方面具備相對成熟獨立的身心認知、有著跨地域求學的社會閱歷，另一方面又尚未受到功利考量的束縛和繁文縟節的侵蝕。這次疫情波及面之廣、涉及社會問題之深可謂前所未有，正好是“睜眼看世界”的良機。他們每個人可能只是一滴水珠，折射出世界的一鱗半甲，但來自全國各地的涓涓溪流彙集起來，又儼然還原出五彩繽紛、五味雜陳的社會萬象。
他們第一時間以自述或轉述呈現民間現場的真實生活，如日記、家書、友敘一般，平實，客觀，剋制抒情，不渲染修飾，也不留待時過境遷再行追憶，讓讀者有親歷其事、身臨其境之感。首先衝擊我們內心的是來自疫區核心的現場實錄，《武漢，是我唯一的家！》由本土武漢女大學生邱敏娜講述一個月來如何堅守在市中心，見證著這座城市及其民眾在寒冷陰雨和寂靜中絕境求生。她如實記錄了疫情爆發初期經歷的黑暗：“記得是有一段最難熬的日子的，好多湖北人都因為微博裡的輿論和負面消息而卸載。每天看到官方披露的數據，報告的情況，醫療物資的短缺，確診的信息，不能被記入數據在家中死亡的人，醫院裡肉身撲火般的窘境……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我也不理解為什麼會這樣”。她以武漢人和外省人的雙重角度去換位思考面臨災害的真實人性：“我曾經想如果這次武漢不是疫區會怎麼樣。也許也就看看新聞，然後若無其事地落下兩滴或悲傷或感動的淚，再接著本能趨利避害地遠離疫區戶籍的人”；“在’武漢加油’的善意之外，也會存在著躲避疫區人民的潛意識。人雖然不知道活著的意義是什麼，卻如此害怕著死。當生的本能壓制其他一切情感的時候，人似乎比想象中還要逼仄和猙獰”。
然而，正如《4個武漢青年的“小”事》裡講述除夕夜當地居民在住宅區自發喊起“武漢加油”，這一幕讓人屏息靜氣的場景清楚明白地表述恐懼不能毀滅生存、反而激發出更熾烈的愛與希望：就在喊出聲的一瞬間，一種異樣的激動盈滿了我的胸腔，就好像是在充斥著苦悶與酸澀的夜晚裡放了一把火，這一聲如點燃引線般擴散出去，如同寂靜天幕上綻開的第一朵煙火。過了一秒，兩秒，從近處傳來了應答，“武漢加油”，這一聲每個字都被拉得很長。隨即從四面八方開始湧入新的聲音，一開始是一聲接一聲的呼喊，然後是連成一片的合唱，逐漸辨不清聲音來自何方，只能聽見低沉有力的男聲和高揚的女聲，還有稚嫩尖銳的童聲一同響起，高低起伏、由近及遠。這一場喊樓久久沒有結束，伴著綿長的迴音，我深呼吸了一次，用最大的聲音又喊了一次。作者彷如紀錄片長鏡頭記錄現場，逼真傳真地還原了處於疫情暴風眼中心居民的精神呼喊。
也有同學講述了自己的住院、隔離觀察或者與確診患者接觸的經歷，《一位隔離區裡高三學生的小心願》裡寫道，自己在隔離病區住院，怕被傳染狼狽上廁所、樓下確診者整天嚎叫、值夜護士在空曠走廊裡播抖音舒緩氣氛，《我距離新冠肺炎是那麼近》寫了曾經惶恐得病，但身邊老婆婆獲知確診後只是“輕輕道了聲‘哦’，便隨著醫務人員去辦理治療手續”的細節，這些情調各異的場景疊加混雜，真實還原了處於疫情風暴眼中心的立體生活場景，或千愁萬緒，或歸結於平靜的複雜心理。來自日喀則的藏族同學米瑪次仁講述《我被隔離在雪域高原》，他因就讀於華中師大，春節返鄉需隔離觀察，文中具體描述了醫護人員在肢體動作和對話之中流露出的戒心，還詳細講述了自己隔離前與老人討論疫情、當地藏曆新年活動取消、看小侄子表演藏戲補償心願的幾個場景，拉近了我們與遙遠的藏族同胞的情感共鳴。
其他省份的同學也記錄了自己蝸居度日，逐漸適應了學業、行程、聚會等暫停的現實，想方設法從生活發掘出新意和生趣。比如《雲端上的青年跨國活動》可謂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網絡版，身處北京的作者，參加的中日韓青年創業大賽從線下活動改為線上會議，通過與日韓青年的文化交流，彼此鼓勁安慰；《我們家的“文藝抗疫”》作者除了自己發推文網上抗疫，還教會年過七旬仍活潑好動的奶奶使用抖音，與人們分享居家歌舞消遣；《我和媽媽上網課》的作者，和跟高三政治老師的母親一起，從零開始學習上網課和教網課；就連小學生作者也能把自己寫出第一篇英文科幻小說、運用課本知識配製醫用酒精的生活小景寫得饒有趣味，為黯淡日子添上亮色。
值得一提的是幾位港澳臺同學的來稿，為內地讀者提供了寶貴的視角，記錄了當地學校停課、但各行各業井然有序的社會場景。而《疫情時期我在歸國｜從意大利回到祖國》曲折的情節印證著疫情無國界，作為都靈大學交換生的廣東陽江張宸同學在2月上旬返國，經歷機票改簽、9小時的長途航程後終於回到廣東陽江家裡，不到半個月後國內和意大利疫情發生了驚人的反轉，思鄉的情感行為反而成為了救命的科學舉措。
除了記錄自己生活，同學們也講述了家人和家庭的感人故事，通過對話、內心獨白、場景描繪、氣氛烘托等方式，記錄了親身承受的生存困境和情感波瀾。首先，醫護人員是疫情不可缺席的主角，《壯士出滇，我的軍醫父親在前線》講述的正是一位援鄂醫護人員的家庭故事。軍醫父親作為當地醫院唯一的馳援者，主動請戰孤身赴險，作者自己和母親憂心忡忡地關注前線報道，全家人還得幫忙，對遠在西安重病的奶奶隱瞞父親出征，當中不忘追溯了父親多次因公無法探望盼子心切的奶奶。《疫情將我們囚禁》作者的姨媽是湖北荊州的醫護人員，冒著風險救治病人，“醫院僅有兩套防護服，還是為領導視察時做樣子而預備的”，姨夫也參加房卡需在路邊帳篷過夜。人們可能會對主流媒體有關先進模範的報道，特別是對生硬拔高的道德宣教和違揹人倫的鼓吹犧牲有所保留，但是由一線逆行者的家人親口講述英雄的取義捨己、家人的擔憂、包容與祝福，則能夠讓高尚品德找到了人間煙火的落腳處，具有了親切可感的說服力，喚起讀者的敬意與讚美。
疫情期間，最無奈的莫過於家人的生離死別，當中一篇《返鄉記：疫情時期我在中國信陽》，最能令人唏噓不已。它講述一位絕症末期的老人選擇返鄉落葉歸根的故事。作者一家回到了十年未歸的河南老家，在破落不堪的舊屋度過了寒風呼嘯的夜晚。疫情消息傳來，考慮到節後復工，作者和母親為生計正猶豫是否要提前返粵，父親深知老人時日無多、非常不願意，反而是爺爺強作精神、勸慰子孫早日返程。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生活的場景，每個家庭角色的言行都浸透了中國底層民眾艱難生存的血淚，特別是天災面前，親情和貧窮之間的衝突顯得觸目驚心。但是作者沒有控訴或痛哭，反而冷靜地描寫著臨行的一場大雪：大年初二了。我推開門，漫天飛雪。雪落在屋簷上，黑白兩色，是我見過最好的景了。弟弟第一次看到雪，歡脫得像只猴子，地上的雪留下了他一串串的腳印。這是2020年信陽第一場雪，美得像一場夢，卻讓我擔心大雪封路，家不能回。我的思緒就像這雪，白茫茫一片。父親也急了，要我們早點走。無邊大地寧靜而素白，但生活悲涼，渾濁的火焰在作者和讀者內心燃燒，愧疚裹夾著憤懣一言難盡。文章的結尾顯出了剋制的留白：過了3天，父親打來電話。/“爸在交代後事了。”/“我們現在回去？”/“路都封了，你們不來也沒事，他沒叫你們。可爸非要見我妹，一直在喊。”/父親的妹妹，我的姑姑，她在丈夫家。/她的丈夫是武漢人。斷句分行的對話，彷如錘子敲打釘子，一陣陣心靈鈍痛，又始終把情緒壓制在引而不發的臨界點上。個體命運與時代背景如此慘淡地地結合，肉體縱然身不由己，幸而還有這個力透紙背的文本，讓捲入命運旋渦的凡人免除了在歷史塵埃裡灰飛煙滅的命運。
另外還有幾個家庭類似的境遇，比如姨丈腦血管破裂猝死，喪禮從簡，（《姨丈的葬禮》）；奶奶突發腦梗先後兩次就醫，偏偏又著涼感冒、疑似新冠、急救送院，自己驚魂未定、憂心忡忡；（《奶奶病了》）爺爺患憂鬱症，但疫情期間不方便前往探望。（《我用一首詩紀念李文亮》）生老病死本屬生命必然，但放置於春節和疫情的雙重放大鏡下，無論是突然永別，或是有病難就醫、分居難以探望，通過同學們筆觸將冷酷的現實和微暖帶酸的憶敘加以融合，突顯出平凡人的無奈。他們及親人的身體和心靈被蹂躪著，依然倔強地閃爍著人性的柔情，這些默默無聞的家庭在春天裡經歷著的一幕幕“活著”，通過真摯樸實的文學紀錄得以保存。
當然，再灰暗的疫情也不能全部奪去生活和文學的光亮，同學們也記敘了自己疫情期間加速的身心成長、家庭角色的轉變，以及對社會事務的參與。《我在老家避難》寫到自己說服了老人戴口罩、為家裡採購消毒品與必需品、感到自己當起了家裡“話事人”，作者還想方設法在元宵節為家人和遠方打工的母親煮了湯圓，細膩地描繪了一家人吃湯圓、視頻團圓、看著村裡放煙花的溫馨場景，寄託了平凡大眾在困境中始終追求真善美的樸素心願。《我們從來不害怕苦難》則刻畫了自己經過了感知、情緒、理性、信念的漸悟過程，克服了因疫情而對人生和社會的負面情緒，重振了對人性的樂觀信任。《一個飯圈女孩眼中的溫暖與力量》展示了非常勵志的個案，一個湖北飯圈女孩，目睹身處的隨州小城市一線醫護的困難後，聯合網上小夥伴募集粉絲公益捐贈，幫助當地受到主流媒體重視並得到切實援助的歷程。而《故鄉的顏色》的侯奧慧同學的經歷更是一波三折，她先是自武漢返鄉自覺居家隔離仍遭受委屈，解禁後主動跟爺爺一起下沉農村當防疫志願者，駐村期間既有村民不配合、誤解的工作困難，也感受到村民的捐贈與無私的溫暖，堅定了對大地復甦的希望。此外還有同學在廣西來賓縣防疫指揮部辦公室裡當小秘書，在廣東韶關粵贛高速檢測口負責量體溫的等等。這些雖然不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但記錄了青年人經歷風雨洗禮，豐富了人生閱歷與社會經驗的動人記憶。正如《我們守住“0確診”的日子》所寫的，作者凝視著年幼的侄子小B、想起非典當年自己也是幼童，想象多年後下一代人眼中的新冠疫情。這種自然誘發的時空聯結，折射的也是這批非虛構文本的集體特質，作為屬於他們這一代的永遠難忘的“青春日記”，環環相扣地延續著社會記憶從非典一代人、新冠一代人再到未來一代人的代際傳承。
他們的許多作品都記錄下湖北和其他省份民眾在疫情進展裡的生活百態。各地民眾從不以為然、將信將疑過渡到服從指揮、減少社交，夾雜著惶恐、僥倖、自慰的情緒，磕磕碰碰地適應這段不舒暢的日子。一些作品寫到民眾出入受阻、互相提防、物資短缺、口罩難覓乃至網購被騙、2小時的封城令等情節，還記敘了親人、熟人和陌生人，自覺參與防控和援助工作，小區居民也自發組織團購生活物資和維持秩序，激發了社區自治自理的活力。
特別有價值的是，不少作品涉及了中國偏遠地區的抗疫，這是其他敘事文本較少涉獵的內容。《小城故事多》講述了甘肅天水的一個小縣城在疫情嚴峻、物質稀缺的情況下，兩位普通市民千方百計輾轉從印尼采購，經香港轉運、深圳快遞送抵當地醫療物資，向急需的單位和鄉村捐贈，平凡人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而在更加地廣人稀的青海少數民族聚居的農村裡，疫情確鑿消息傳遍後，土族民眾也馬上嚴查嚴控，取消走親訪友（《土族的春節》），而撒拉族的穆斯林教長還在關閉寺廟公眾聚會前呼籲信眾“愛國愛教”為武漢同胞捐款（《撒拉族的春節》）。哪怕帕米爾高原邊陲新疆喀什的漢族杜潔同學，也通過《 一位武漢返疆女大學生的隔離經歷》，講述了跨民族跨語言的人情交流。隔離點內不懂漢語的維族大媽送上自帶的饢，駐守的維族醫護姑娘每天兼送飯菜並以樂觀話語慰藉隔離者情緒，還有一大批24小時堅守崗位排查人口、為封閉小區每家每戶送菜、倒垃圾的社區幹部，正是他們的身體力行，逐漸將自己的憋屈、忐忑轉變為同舟共濟的溫暖包容。倘若這世界遺忘了逝者與英雄的名字，淡忘了大眾的堅守與忍受，任何道貌岸然的高歌猛進都只是過眼雲煙。
我們進一步會沉思，這些作品對於專業寫作者和成年人的意義又何在？客觀地說，好些旁觀喊加油的詩歌、新聞素材延伸的報告文學，跟民眾空前膨脹的求真求善需求存在相當差距。非虛構寫作反而有望開闢新路徑，以類似田野調查的觀察，避免了一言以蔽之的刻板思維，從平凡人、身邊事入手，發掘了宏大敘事下忽略的邊緣題材，修復文學與社會時代漸行漸遠的關係。
更為重要的是，雖然不少同學都在城市裡成長，但春節返鄉滯留的耳聞目染，促使他們關注、“再發現”、書寫了消費主義、娛樂文化盛行之下被疏離、被矮化的鄉土中國。文集中寫農村和寫城市的作品比例相近，極大地彌補了當前疫情新聞的偏頗。如果非要把疫情比作戰爭，那麼主流媒體的聚光燈幾乎都集中到武漢、湖北以及北上廣杭等大城市的主戰場，記錄非凡的物質動員力量如何轉化為公共衛生的強大後援，然而，作為大後方的小城市、縣鎮乃至更為遼闊的農村和棲息於此的超過6億鄉村民眾，他們聲音微弱且極易被淹沒，甚至根本就被遺忘。返鄉的學子們遭遇疫情於中國人無比重視的春節，意外促使他們充當了深入田野的臨時社會學家，在與久違鄉親鄰里的朝夕相處中，觀察到城市人所忽略的原生態場域，描繪出一幅幅斑斕粗獷的鄉村圖景。當中一篇《一箇中國鄉村的三次“防疫封路”實錄》尤其值得品味，記錄了重慶雲陽一個距離重災區並不遙遠的山村為了防疫，先後三次嘗試以大車、鐵索和小車封閉村莊對外通道均不成功的故事。作者以一個歸鄉者冷靜而客觀的目光，深刻觀察到了農村封閉式的本能求存，農民既善良又自私、堅韌而麻木、狡黠而粗鄙的真實境況。文章結尾詳細描繪了已失聰多年、對疫情一無所知的大外婆獨自盯著鐵索疑惑不解的表情和肢體動作，隱喻了農村和城市、傳統和現代之間仍存在複雜的隔膜。
此外一些作品也以溫情而客觀的眼光，重新端詳鄉村生活的簡樸和厚實，《一位文科碩士生的返鄉日記》寫了村裡既有用宣傳車架著喇叭宣講防疫的熱鬧，也有一家人難得整天相聚圍著火爐吃飯閒聊的安逸。《我家住在黃土高坡》素描般刻畫了父母在家勞作的場景，作為“那種最最常見的陝北漢子”父親在院子裡剝玉米堆成小山丘、母親則一直坐在炕腳穿針引線。此時此刻，對於習慣了鋼筋森林和數碼電玩的青年人，農村、農民、泥土不再是空洞的集體概念，而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值得留戀和關愛的生命。而哪怕對於鄉村裡看似不理性的、城市人慣於以愚昧去理解的言行，站到泥土和農民之間的年輕人也有了新的洞察。《大年初二的囤米風波》裡提到村民囤積糧食時，不侷限於就謠論謠，而是從歷史深處一語點破：對於村裡的人們來說，買米就好像是求生本能驅動而發出的行為。雖然新聞每天都在播疫情的相關信息，但小村裡的人們還看不到病毒的威脅，病毒於他們而言是遙遠的。但大米有可能斷供的消息，卻是實實在在地激發了他們的生存危機，因為他們是從飢餓走過來的，斷糧的威脅於他們而言比病毒更近更深刻。而《我們村的“閒話中心”》提及村裡老人冒風險堅持在空地聚集聊家常，作者意識到其深層心理：村子裡的莊稼人，大多都沒有多少文化，更談不上有什麼高雅的情趣來打發他們賦閒在家的時間，即使是那些精明能幹的、在外做生意的人。他們的生計，都是靠著龜裂勤勞的雙手經營，面對的不是鋼筋混凝土，就是黃土田地。他們的生活中，雖然有新媒體娛樂的調劑，可終究還是枯燥無味的。應當說，作者穿透了短暫的疫情表象，看出了人類兩種基本慾望——求生存和求意義——之間的膠著糾纏與妥協，如何在農民身上得到體現，並公允地以文字展示。
事實上，鄉村、田地、親情，作為生命與自然、個體與群體的恆久紐帶，永遠不會喪失其精神意義，反而特殊的春節和生離死別使它顯得彌足珍貴，甚至是避難躲災的最後退路。《我在老家避難》就說到“我們在討論是否該回到深圳的時候，還是被那裡一連串冰冷的病例數字壓倒了最後一絲希望，選擇繼續留在這個連手機信號都沒有的小村子，依賴於這種本土的傳統方式生存”。而在《龍津村》裡，作者看到人們重新回到久違的自耕地裡忙活不亦樂乎的場景，深受觸動“如今，卻正是這些我曾以為‘不中用’”的‘舊’”， 在這特殊時期，展現出驚人的適應力，如同風暴之中的船錨，將一個小家，一條小村，穩穩當當的定在了安全的港灣。……疫情之下，那些平時看不見的，摸不著的，有人稱之為‘感情’，或是有人稱之為‘羈絆’的東西，此刻正如一張無形的網，真實而強烈地，把每一顆不斷跳動的心臟緊密地牽掛在一起”。這個情境並非發生在內陸省份，而是在珠三角佛山一條保存尚好的鄉村，不禁使我想起自己若干年前在東莞意味深長地端詳過的“一小塊稻田”。時代鉅變中，祖輩父輩的鄉村已經、正在、還將要發生深刻的劇烈變化，經歷艱難的蛻變重生，但永遠是我們與自然界的忠實紐帶，是親屬體系和傳統文化的基本載體。青年人通過親臨其境的自述寫作，復活了作品的生活質感和生命氣息，呈現出了一個質地寬厚的鄉土中國，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城鄉差異和代際隔膜的消融。
可以說，這些非虛構作品充滿強烈的人文關懷和深切的現實意識，已從文學範疇延伸至社會學、歷史學層面，保存了一部活生生的民生民情百科全書。它們引領我們穿梭於東部西部、南方北方、沿海內陸、一二三線城市至縣鎮農村，從神州大地從河西走廊至雪域高原、東北冰城至濱海小鎮、跨越南中國海直至港澳臺。武漢、黃岡、襄陽、荊州、信陽、重慶、乃至北京、天津、上海、廣州、溫州、南京、太原、榆林、天水、西寧、包頭、哈爾濱、普洱、日喀則、喀什乃至香港、澳門、新竹等一連串的地名，每一篇文章的標題和公眾號頁面，都在提醒我們，地圖上延綿擴張的座標不僅是一個地理符號，而是無數人曾經世代生息繁衍、疫情期間頑強守護的一方水土，理應對他們和它們致敬。這些地圖和地名使我聯想起每天新聞裡出現的標紅疫區的中國地圖和世界地圖，但與其產生“世界是平的”的錯覺，反而內心更應該重構一張山川起伏縱橫的立體地圖。
處於冰山水面之下的14億國民的絕大多數，他們也是這次公共危機的承受者、見證人。這個歷史事件當中， 99%的人生存境遇，並不是主流傳媒就能全面記錄的。同學們的作品，真實地記錄了一幕幕民情民生。遭遇同一場疫情的生存挑戰，各地人們所呈現的應激性和生存狀況千差萬別。學子及其各種身份的親戚朋友，連同他們遭遇的周圍人群，患者、醫護、學生、技術工、個體戶、農民、基層幹部、志願者、警察、保安、快遞員，既有富裕的中產小康，也有為溫飽躊躇的工薪階層，既有云端教育、社交的新潮流，也有據守僻遠鄉村避瘟的舊法寶。人們在疫情期間千姿百態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言行，就是中國社會芸芸眾生的縮影，也正是中國地理、文化、社會多樣性淋漓盡致的反映。
正如憑非虛構寫作榮獲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白俄羅斯女作家阿列克謝耶維奇說道：“我決心去收集來自大街小巷的聲音，撿拾散落在身邊的素材，正是這樣，每個人都說出了屬於自己的片段”，“我寫出的形象來自於我們同時代的人，我希望我的書是幾代人的編年史，是幾代人的百科全書……”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歷史記憶，往往是真相的雙面，缺一不可，民眾的現場實錄更加是我們理應珍惜的集體記憶。
我們進一步可以從兩位歷史學巨擘的史學著作得到啟示。法國年鑑學派領軍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帶領西方史學界將研究重心從傳統的政治史、領袖英雄史拓展至以平民為主體的社會生活史。他的三卷本著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的第一卷，從基層民眾的日記、書信、賬簿、票據、契約等不起眼的史料入手，還原了當時人口、食衣住行、能源技術、貨幣金融、城市建設等民眾生活情況，重建了15至18世紀期間涵蓋各個主要文明區域的全圖景。而“全球史學”觀的倡導者、美國史學家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全球史》通史的基礎上，以專著《瘟疫與人》詳細闡述了普羅大眾與流行病之間如何互動編織起一張巨大的社會網絡，進而影響著國家和文明的演進。
兩位史學大家的智慧，啟發我們應該通過對平凡人生活場景的積累、發掘和提煉，注重基層社會，自下而上地看待重大事件，打通微觀的史料和宏大歷史的任督二脈，才能更好地記敘我們民族這次空前的公共衛生危機。尤其是，我國在40多年加速走過西方社會耗費400年尚且未完成的現代化進程，並且當中還深受中華文明種種根深蒂固的特性所制約，種種深層矛盾在本次疫情得到極其複雜甚至匪夷所思的展露，沒有單個全知全能的視角足以勝任完整地加以反映和評價。數十年乃至幾個世紀後，人類應該還將記得公元2020年這場危機，而我們尚未有、也難以預測未來能否誕生阿列克謝耶維奇般的非虛構寫作者，更勿論有無布羅代爾、麥克尼爾式的史學大師，將這段特殊的歷史記憶永存後世。但至少“未有天才之前”，我們甘當“泥土”，從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少年的非功利、第一手的自述和口述，力所能及搶救和保存足夠數量、有代表性和客觀真實的現場記憶檔案。
正如這部非虛構文集所觀察記錄的社會生活，中國社會是匯聚前現代鄉村社會、現代工業社會和後現代信息社會的混合型社會，人心和人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和不均衡。但從整部文集的共性和主題而言，我們又奇蹟般發現，身處同一時代、擁有相同家國文化淵源和相同的生存慾望，學子們、身邊人以及他們眼中的大千世界，跨越民族、語言和信仰的差異，千絲萬縷地匯合成一張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社會網絡，殊途同歸地上演著一幕幕相似的求存、求真、求善、求樂的時代場景，豐富著也重塑著中華民族的博大精神。
讀罷全書，我要再次向這群可愛可敬的同學們致敬，感謝你們在特殊時期以真誠觀察和自由抒寫，記錄了雖經受磨難而頑強求生的眾生有情。初涉人世的你們，真實記錄了專業傳媒和文學家掛一漏萬的各地生活景象，記錄了草根大眾在疫情時期的生死離合、喜怒哀樂。經由你們真誠而善良的眼睛、心和手而誕生的這批璞玉般的作品，正是有識之士和子孫後世需要的珍貴文本，當中滿載了懷著切膚之痛去書寫和捍衛的“生存”二字應有尊嚴，從而讓真實、豐富而鮮活的時代記憶長存人間。（本文系作者授權發佈）
作者簡介：楊克，獲英國“劍橋徐志摩詩歌獎“、羅馬尼亞出版版權總公司“傑出詩人獎“，廣東魯迅文藝獎、首屆雙年十佳詩人獎等外國、中國大陸和臺灣文學獎十多種。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作品》文學期刊社長，北京大學詩歌研究院研究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創意寫作中心雲山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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