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淪陷時期，苦禪先生在西城區柳樹井衚衕2號小院（地工情報站）
人人皆知家父苦禪先生是國畫大師，卻極少有人知道，在抗戰時期，他在敵佔區從事秘密地下情報工作。由於任務的特殊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同樣嚴格遵守組織紀律，保守組織和個人工作身份和秘密。這段特殊的經歷直到前年才正式披露出來。
掩護愛國學生
家父最早接觸共產主義是1919年。當時，社會各界都在探討怎樣 才能救國，家父在藝專的同學方伯務是李大釗的追隨者，他在藝專宣傳共產大同（那時還不叫共產主義），家父聽了李大釗、陳獨秀的報告，認為他們說的這條道路是正確的，當時就產生了革命的義氣。此後，共產黨的進步活動他都支持。
1930年，家父受聘到杭州藝專擔任教授，租住在岳廟後面的小樓上。他多稱岳飛為“武穆將軍”，每日清晨，他必先繞到岳廟前門，至嶽將軍父子墓前肅立片刻，旋即轉身至奸臣秦檜跪像前唾罵漢奸，然後再去上課。他經常以岳飛事蹟向學生言及人格第一，要義在於 “愛國”二字。
杭州藝專很特殊，那是國民黨CC派（陳果夫和陳立夫領導的國民黨主要派系）的勢力範圍，但共產黨的“左聯”系統和一些左派革命文藝機構影響也挺大，所以教員和學生裡，左中右各派都有，學生中還隱藏有“三青團” (國民黨下屬的青年組織）成員。
父親那時候有300大洋的薪金，那年頭2塊大洋就能買一袋加拿大洋麵。父親用這些錢都資助了革命學生和困難學生。學生李霖燦因交不起學費要被開除，父親替他交了，他知道後千恩萬謝，父親說，你謝我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績。此人後來到了臺灣，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院長22年之久。而父親資助的革命學生中相當一部分後來到了延安。
“九一八”事變後，激起了全國愛國學生的救國革命活動。父親總是站在愛國學生一邊，因此被稱為“赤色教授”。如有學生相聚開會，通知的暗號是“今晚到李老師家喝茶”。父親的學生郝麗春（即著名版畫家力群）與一些左翼同學籌劃成立“木鈴木刻社”，父親為了掩護學生們，讓他們在自己的教室秘密開會，父親則近窗佯作講課狀。就這樣，“木鈴木刻社”秘密宣告成立。
張仃（貫成）和凌子風在北京被捕並押送南京，後又改押蘇州反省院，父親知道後一路從南京追至蘇州，以名畫家名教授的身份做保人，與反省院交涉說：“他們是我的學生。”那時是父親最有錢的時候，他託關係使了很多銀子，前後折騰了將近一年，總算把這兩個人保出來了。此事驚動了杭州藝專校長林風眠的一位“秘書”（國民黨員），1934年，父親終因他以教授身份屢次支持、掩護愛國學生們的革命活動，被校方停聘。父親憤然離開杭州，輾轉於南京等地，後又回到北平。
參加“一二·九”運動
回到北平後，父親開始在北平北華美專任教。黃奇南、張啟仁當時均曾在北平的北華美專學習。由此他與學生張啟仁、黃奇南（按：張、黃二人皆是中共黨員。張啟仁後任中央美院副院長，黃奇南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建立起特殊的長達一生的相互絕對信任的關係。
1935年日寇調集大批軍隊入關，威脅平津。漢奸王揖唐等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實為代表日本將華北變相“自治”的機構。
1935年12月8日，張啟仁找到父親和王森然等老師，告訴他們，由燕京大學召集的各校代表會決定，到東長安街的外交大樓即冀察政務委員會預定成立的地點示威遊行。父親熱情激奮，表示堅決參加到學生們的遊行洪流之中。
12月9日清晨，寒風剌骨，是北平入冬後最冷的一天。父親和他的學生們肩並肩手挽手，高呼“反對華北自治”“收復東北失地”“反對內戰，一致抗日”“打倒帝國主義走狗”的口號，愛國歌聲震撼天地。在行進到東長安街時，軍警用高壓水龍頭噴射遊行隊伍，但大家沒有被冰冷的水柱和警棍驅散，反而對軍警們展開了強大的攻勢。後來這一事件成為了載入史冊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
柳樹井衚衕2號聯絡站
盧溝橋事變後，北平淪陷。漢奸組織“新民會”想拉父親出來給他們撐門面，並揚言父親的教書飯碗也是他們給的，父親一聽第二天就辭去了教職，靠賣畫為生。
當時父親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樹井衚衕2號家裡還藏著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須儘快轉移。他是國民黨第29軍軍官袁祥峰。北平淪陷時，他未及跟上部隊南下. 輾轉躲到了我家裡。當時他與父親約定的暗號是：如門關著，就是“家裡沒人，不必叩門”；如門開著，迎門影壁角下放一把破掃帚，就是“有可疑情況，不可進門”；如沒有掃帚，就是“沒事，可以進來”。北平淪陷後，日本憲兵貼出佈告：窩藏舊軍人者同罪。風聲越來越緊，袁祥峰怕連累父親，幾次提出要走，父親每次都堅定地說：“你哪兒也別去！就是走，也得等我給你找好地方再走。”
與袁祥峰朝夕相處一段時間後，父親覺得他確實是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應該送他到抗日前線殺鬼子。怎麼送他到前線？找誰聯繫呢？
其實，聯繫人就在眼前。父親的學生黃奇南那會兒常來家裡看望，就詢問袁祥峰今後的打算，他表示要繼續抗日。而黃奇南的伯父黃浩同志，真實身份是八路軍冀中軍區特派主任，負責平津各情報站工作。黃奇南將袁祥峰的情況彙報給黃浩。在黃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線交通員護送，到了冀東抗日根據地。
父親得知黃奇南與八路軍有關係，就提出也要到八路軍那裡去。當時地下工作都是極為保密的。黃浩約我父親在北海公園九龍壁後頭邊走邊聊，假裝散步遊玩。
黃浩表示，父親是有名的畫家教授，組織認為這恰恰是最好的掩護身份，不必到邊區去（事後證明這個安排是對的）。父親同意了這個意見，當即表示要參加革命，做地下工作。黃浩交給我父親的任務是調査日偽漢奸的活動、掩護黨的地工人員和愛國人士，並派了另一 位同志與父親聯繫。柳樹井衚衕2號成為了黃浩領導下的地下聯絡站之一。
父親蒐集情報的方式很獨特，就是到街頭去畫速寫，他覺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兒常來大汽車，他就去哪兒畫，畫個藥販子什麼的。他會統計車輛密集度、記下車牌號等，當然，這些都不能寫下來，要用腦子記。父親曾把了解到敵人的武器倉庫等情況向組織彙報。
在此期間，已經成為八路軍軍官的袁祥峰又帶著重要任務潛回北平，經父親密函介紹，潛伏到徐州敵偽軍中當了軍官，收集重要情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在東北鐵路局任職，曾來京接受了我的電視採訪，留下了珍貴的革命史料。
為白求恩開的藥單找藥
黃浩的掩護身份是基督教徒“黃道長”。他戴個金絲眼鏡，小鬍子，跟個日本人似的。他曾在日本留學，學醫出身，廣東揭陽人。他自己建了一個挑花補繡廠， 還開了 一個小診所。
有一次，黃浩接到上級的任務，為前線提供急救西藥，尤其是戰傷藥，越快越好，早點就少死點傷員。藥單就是白求恩在野戰醫院開的。黃浩通知平津十幾個聯絡站，採取“螞蟻搬家”的方式蒐集藥品，這樣不太明顯。
那個時候在北平想買藥很危險，日本鬼子控制很嚴，尤其是西藥，如果發現有點嫌疑，就拘到城外活埋，因為要營造“大東亞共榮圈”，不能在城裡殺人。父親常說最好的藥是德國拜耳藥廠出的。我父親的老朋友羅耀西開了一家耀西醫院，有進藥的路子。父親當時還真就得了一場病，住在耀西醫院。按說病早該好了， 可他老不出院，後來想想，他是借這個機會多開藥。當時就是用這種“非法”的方式幹正義的事。
藥集中到黃浩那兒，關鍵是怎麼運出去的問題。這裡要提到一位法國的正義人士，叫貝熙業，也是一位醫生。他在鷲峰下的北安河村外造了一座別墅貝家花園， 藥品通過貝熙業享有免檢待遇的轎車運到貝家花園集中，然後50多歲的貝大夫騎自行車，載重幾十斤，行程數十里，翻過太行山。山裡的小道一般人不知道，順著小道騎自行車就能把藥運到白求恩的醫院。白求恩拿到藥之後，大吃一驚，比他藥單開的量還多還好，非常誇讚。
2014年習近平主席訪問法國時說：“我們不會忘 記……他們中有冒著生命危險開闢一條自行車的‘駝峰航線’，把寶貴的藥品運往中國抗日根據地的法國醫生貝熙業。”
不光是藥品，後來包括更敏感的通信零件，也是通過貝熙業靠自行車運到根據地的。
沙灘監獄的28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時分，父親被幾個日本憲兵用槍頂著，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關在沙灘北大紅樓底層憲兵隊牢獄中。
父親在獄中備受酷刑，包括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壓槓、指甲插竹籤，被打昏死過去好幾次。他們要槍斃的人，禮拜六就提到別的屋裡去，第二天早上行刑。
負責審訊的日本憲兵司令部少佐上村喜賴是中國通，滿口中國話，從沒穿過日本軍裝，走街上誰也看不出他是高級特務。他是大學預科畢業。上村問：“苦禪先生，今天禮拜六，我救不了你了！”父親說：“上村！你們殺人的法子不是四個嗎？ 一狗吃，二槍衝，三活埋，四砍頭，你儘管用吧！我不怕這個！”
小鬼子就把父親左手綁著，往大拇指裡插竹籤。 父親後來有一個習慣，思考問題和看畫的時候，右手叉著腰，左手總愛啃指甲。其實是因為大拇指裡頭有一個很深的疤，一變天就癢癢，隔著指甲又擓不著。父親從來不戴手錶，他說：“這東西容易讓我想起鬼子的手銬。”
他的腿上還留有一塊黑，上課時給學生說，這塊黑是日本鬼子壓槓子壓的。就是一根槓子橫著，腿跪在那，腿上再來一槓子，槓子兩頭讓倆打手踩，把手臂綁在上頭的槓子上。父親說，壓槓子疼到極點就不疼了，還出現了幻覺，有一個小人從天靈蓋慢慢落到地上，長得跟自己一模一樣，旁邊走走還看看，清楚極了，一會兒又從天靈蓋進去了，等進去之後，渾身又疼，一潑涼水就緩過來了。
一次，父親發現綁在胳膊上的鐵鏈環與環之間有一個小豁口，就試著發力想掙開。父親曾跟著名愛國武術大師王子平王薌齋學過武，有一身的功夫。結果還真就掙斷了鐵鏈，嚇得在場的日本鬼子連說“有神助”。日本人很迷信，從此以後，就不敢再給父親用大刑了。
小鬼子唱完白臉唱紅臉。上村對父親說：有人可看見了，有八路到你家去，你如實地講，哪怕只講一個名字，你就沒事了，還可以給你安排事情做。”父親說：“你說這話也可能不假，我家來的人都是買畫的，興許裡頭就有共產黨八路，自打你們進北平之後，小報天天登著哪又發現共產黨。可共產黨頭上沒刺字，我怎麼知道他是哪一路？你們是專幹這個的，你問我？我就知道一條，一手交錢，一手拿畫，我管不著什麼黨。”
小鬼子軟硬兼施，父親經受住了種種嚴峻考驗。日本人抄家的時候也沒抄出任何可疑的字跡。這都是組織紀律，家裡不能留字，包括朋友來信。像齊白石老先生給我父親寫的信，送的墨跡，蓋的印樣，父親啟封看過後又送回白石老人家裡。後來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整理 白石老人捐獻的遺物，出版全集後，才發現這些信和印樣手稿。
日本人考慮到父親的社會影響，又查無實據，只好無條件釋放。但仍不時派人監視其行蹤，以期“放長線，釣大魚”。
為地下黨賣畫酬資
柳樹井2號聯絡站不能再用了，父親又領來新的任務：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純粹以“賣畫為生”，為地下黨籌集經費。
軍統完成什麼任務，給錢，給賞，共產黨的情報組織可沒賞。父親曾經說：“共產黨是有任務沒經費，是最窮的黨。全要靠自己想辦法去籌集！我沒別的本事弄錢，只有靠賣畫掙錢籌集呀！ ”他信任共產黨，寧願傾其所有來支持共產黨的地下工作。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為地下黨組織籌集過多少次經費。
1939年隆冬，父親攜長子李杭悄悄來到天津法租界濱江道永安飯店，舉辦“李苦禪畫展”，那裡住著很多有錢的“寓公”。按當時的規矩，凡是有主的書畫，一律掛上紅布條兒，寫上收藏人的姓名。畫展結束，父親立即讓地工組成員把錢取走，給地下組織當經費。為了禦寒，父子倆只是買了一件夾袍、一頂帽子、一條圍脖兒，兩手空空地返回北平家中。
▲1942年4月2日至4日，李苦禪（左）在濟南普利門外青年會舉辦展覽，賣畫資助地下抗戰。
轉年夏天，父親又到天津“三不管”租房作畫、賣畫。寓公、富商、洋行闊佬又聞訊而來，10天內所有字畫搶購一空。父親又把賣畫的鉅款，分文不動，迅速交給地工組成員。幾次來津獻藝賣畫，使父親名冠津門，許多人以為他賣畫發了大財，但無人知曉鉅款的真實去向。
年關將近，一個戴禮帽、穿大衣的胖商人來到了柳樹井2號，說：“我是前門商行的經理，想請您給鄙行畫幾個扇面，年節時送給生意上的朋友。您放心，潤格好商量，不會虧待您的。”父親說：“您過獎。畫扇面可以，不知貴行需要幾個？ ”
結果胖經理開口說要100個。父親先是愣了一下，還是應了下來。胖經理付了一小袋銀圓定金，雙方約定臘月二十八來取扇面。父親一算，離臘月二十八也沒幾天了。如按常規一個一個地畫，肯定交不了活。怎麼辦？ 父親打破常規，做了一個夾扇面的夾子，流水作業。這筆畫山石就一口氣畫100個扇面的山石，這筆畫鳥，就一口氣圓100個扇面的鳥……
父親沒日沒夜地畫，終於在臘月二十八之前畫好了100個扇面。胖經理如約付了2000塊大洋，滿意地拿走扇面送禮去了。
這2000塊大洋解了地下組織為根據地購買藥品的燃眉之急，但父親從此再沒畫過扇面——這一次就把他畫“傷”了。要不是為了給地下組織籌集經費，他是不會接受這種有違禪畫藝術的活兒。畢竟他最願意畫不同的畫面啊！他說：“那年月不能講為藝術而藝術了，愛國第一！”
盼望的時刻終於來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父親再也沒見到過黃浩同志。並不是父親不知道黃浩就在北京西城房管局任職，但他的身份仍是“基督教人士”，不能見面。很晚才知道黃浩同志在“文革”中被迫害死於鹽城。也是有緣，“文革”後期，黃浩同志的女兒黃酈與我家同住北京西城南沙溝大院。在家父去世後，她談到了她父親與家父在抗戰時期的地下工作關係。她說：“是我父親發展了李苦禪先生參加了地下抗戰工作——是那時期父親黃浩在文藝界知名人士中發展的唯一地工人員。”
她又指著樓門前草地上擺放的一塊石刻橫匾“趣園?天涯怪客”，說這是黃浩同志親筆寫的，刻好之後鑲在百花深處（衚衕名），以便前來接頭的同志辨識。在“舊城改造”中此處被拆，她便把這塊革命文物運到了南沙溝大院，至今仍置於草地上，經風沐雨。
（李燕口述 吳睿娜採訪整理 摘自《縱橫》2018年第5期）來源：文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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