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先生曾經在書中探討過為什麼天才總是成群出現，認為在求知學習時，我們往往過於注重線性的、縱向式的研究，忽略了關注橫向的資源，如果能做到縱橫交叉，汲取橫向資源與現有的縱向資源不斷碰撞，更加容易突破創新，產生天才。思想要想進步，既需要“白首太玄經”的勤學苦讀，更需要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想法不斷交流，只有如此，天才才會成群地來。
王汎森-《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這種交流碰撞湧現天才的情景在20世紀初的維也納出現過，維也納一個彈丸之地，同時產生了維特根斯坦、克里姆特、弗洛伊德等等大師。
不過對人類文明改變最大的一次天才成群出現的情景非“軸心時代”莫屬，在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東西方文明出現了集中的爆發式成長，許多天才大師橫空出世，一舉奠定了人類文明之後兩千年的基礎。
“軸心時代”是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在1946年提出的，一般指出現在公元前500年前後的人類文明突破現象，時間跨度一般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具體指古印度、中國、古希臘羅馬和猶太這四大古代文明。從今天的視角看，其中最具活力的當屬中華文明和古希臘文明。在此比較一下中華文明和古希臘文明在“軸心時代”出現的代表人物。
軸心時代
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大約對應於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學術風氣活躍的時代。春秋，指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是屬於東周的一個時期。戰國，指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東周後期至秦統一中原前，當時各國混戰不休，故被後世稱為“戰國”。
春秋戰國出現的最具代表性的學派有儒、道、墨、法四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比孔子稍早幾十年出現的道家學派創始人老子。墨家創始人墨子生卒年不詳。法家的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韓非等。
儒道墨法 百家爭鳴
儒道墨法四家學派最根本的共同點是支持“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就是與先天本性相合。天人合一不僅僅是一種思想，更是一種狀態。“天人合一”思想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認為人和自然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一切人事均應順乎自然規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但在人與自然如何相通，達到天人合一的手段上，四家各有不同，儒家重視禮治，道家提倡無為而治，墨家宗教色彩最濃，重視人治。法家則是綜合了以上三家的一些觀點，主張法治。
古希臘文明在“軸心時代”對應時間段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46年，期間產生了光輝燦爛的希臘文化，是整個西方文明的源泉，最具代表性的希臘文化有希臘哲學、希臘悲劇、荷馬史詩以及史學等。其中哲學家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師徒三人一舉奠定了西方哲學的基礎。蘇格拉底生活於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99年，柏拉圖生活於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亞里士多德生活於公元前384年至公元前322年。
雅典學院
蘇格拉底一般作為柏拉圖作品中的人物出現，柏拉圖創辦了柏拉圖學院，培養了學生亞里士多德，寫出了《理想國》《會飲》等對話錄，人人都知道他的“理念論”和“柏拉圖愛情”。亞里士多德作為古代的黑格爾，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代表了人類知識的廣度和深度。
對於一下“軸心時代”的古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有什麼重大不同呢？
希臘哲學作為人類文明皇冠上的明珠，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懷疑意識，強調學以致知，具有追求形而上學理想的超越性傾向，將知識本身作為終極目標，形而上學始終是西方哲學的根基淵藪。
中國思想缺少這種哲學理解，只注重現世性的道德修為和建功立業，強調學以致用，沒有超越維度，重實際輕玄想，讓一切思想都為政治實踐和道德實踐服務，把形而上學弱化到道德教化和日常事功之中。
天才成群
儘管“軸心時代”的古希臘文明和中華文明各有千秋，特點不盡相同，孰高孰低難以定論，但兩者作為中西方文明的傑出代表，都成為後世難以企及的高峰，出現這樣的局面，同時有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思想家和哲學家，要得益於那時自由的求知氛圍，人人都可以四處周遊學習，各抒己見，不迷信和畏懼權威，唯獨熱愛真理。知識只有在交流之中才能突破現有疆域，無拘無束的自由求知才會孕育出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唯有如此天才才會成群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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