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改編只是簡單地更換環境與演員，那麼這份改編一定缺乏了更大的力量。而當觀影人感慨改編中故事核心的變化時，有時候更需要擔心的其實是“再創作”時視聽語言的基本功。
版式：王威
很多雲觀影的網民都評價說，看大鵬主演的《大贏家》，“好像看了部韓國片”。
這其實已經是對改編電影不錯的評價了。這幾年，“韓國電影”已然成了一種獨特的分類，以其基於現實的改編、揭露陰暗面的劇情、不畏權勢的批判，在國際上積攢了大量的粉絲。而國內也引進了不少韓國電影作品進行改編，有的驚豔四座，有的寂然無聲。成敗淺談，這些作品背後所關聯著的種種因素，值得思考。
改編的桎梏與自由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本土化的韓改電影是橘是枳，需要時間、經驗、社會、市場的共同見證。
改編的路徑有很多，完全照搬是最常見也是容錯率最高的方式。2015年的兩部院線電影《重返20歲》與《我是證人》，改編於韓國電影《奇怪的她》與《盲證》，從情節上來看，幾乎與原版完全一致，只是在某些細節上，做了略微改動。
原版內容紮實，沒有文化敏感點，尤其《奇怪的她》這部電影曾經被十個國家翻拍，原版作品本身故事結構的成熟性和核心表達的共鳴度，成功程度可見一斑。較強的劇情共情性，簡單的照搬也能帶來尚可的票房，在這種模式下給了韓改電影一顆定心丸。
但不是所有的電影都能進行順理成章的改編。
2019年上映的《小小的願望》翻拍自韓國電影《偉大的願望》，號稱中國第一部走上大熒幕的青春性喜劇電影。在“談性色變”的國內青春語境中，這樣的題材顯然是觸碰了雷區。
大刀闊斧的改編是在所難免的，片中確實有些不錯的改動，比如將“冰桶挑戰”改成更接地氣的“正常人假裝殘疾人乞討”，更能讓人感同身受。但最終上映的院線片中，有性元素的笑點被集體模糊掉了：“破處”“做愛”變成了“談戀愛”“找女朋友”；給朋友打手槍變成給朋友點穴；而且高中生和班主任必須是年滿18歲已經畢業了的高中生與辭職下海了的班主任；最後男主不僅沒破處，還得出來感恩父母……原版中“偉大”的“性”，在新的土壤中發芽，只開出了一朵“小小”的花苞。也許，在題材的選題階段，就已經宣告了“小小願望”的無法應驗。
但面對大環境，這些並不是最值得評判的。對“性”方面刪改動作的關注，掩蓋了這部電影真正的問題，片中最該關注的，其實在於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深處：導演提到的本土化，除了《灌籃高手》、乾脆面卡片這種細微元素外，幾乎再無其他。這才是最關鍵的命門所在。
面對需要大幅度更改的引進作品時，如果改編只是簡單地更換環境與演員，那麼這份改編一定缺乏了更大的力量。當觀影人感慨核心的變更時，更需要擔心的其實是“再創作”時視聽語言的基本功。
電影藝術從不是一門絕對自由的藝術，本身就會有各種形式的忌諱與限定——就像是一場戴著鐐銬的舞蹈。帶著鐐銬跳舞，惋惜鐐銬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觀賞這支舞。這一點在《大贏家》上倒有不錯的詮釋。
《大贏家》中大鵬飾演的男主角嚴謹是個極度認真到“軸”的刻板男人，認真的他為了維持心中的原則，強行違抗上級的指令，逼迫所有人跟自己一起認真地演了出“搶銀行”的好戲。為了表現這份“認真”，電影的開場用幾個鏡頭乾淨利落地表現了出來：
男主角嚴謹在上班路上隨手把地上的塑料瓶放進了垃圾桶；
過馬路時，行人要麼玩手機要麼接通電話，唯有嚴謹挺直腰板，認真地看路況；
嚴謹進公司門後，伸手擺正了保安的帽子。
出於本土的現實需求，嚴謹的身份從原版的警察改為了銀行職員。這是一處無可厚非的改動。大鵬本就自帶喜劇感，主角叫嚴謹，演得也很嚴謹，他將劫匪的窮兇極惡透過黑色幽默的形式演繹出來，這一點既好笑，又能引人深思。有限的舞臺上，《大贏家》作為對“形式主義”極致諷刺的喜劇電影，獻出了一份具有中國語境的代表性表演。
當然，儘管在口碑上《大贏家》還算不錯，但細窺本質，它其實仍與《小小的願望》有著共通的缺失——即創作者面對實操難度時能力上的不充足——只是《大贏家》相比《小小的願望》已有了很大的提升。僅針對劇情的設置，就體現在兩點：
文學功力：如何找用合適的表達替換原版，不更改原意，還能更加隱晦地通過審查；
剪輯功力：如何用新的鏡頭素材，替換原版的敏感素材，重新排列組合的同時，還得保證作品的連貫性。
這樣的能力考核，或許已經無關於土壤本身，而在於栽培花朵的手是否足夠老練了。這一點，更值得所有電影的創作者深思。
“中國拍不出這樣的電影。”
在諸多關於韓國電影的評論中，總能看到這一句話的身影。簡單幾個字，輻射出了比稱讚與惋惜更悠長的情緒。這不是一個渺小的聲音，而是國內一塊巨大市場的集體發聲。
雖然很多觀眾覺得《大贏家》的“韓國味”十足，但其實，這部電影的版權來自日本電影《永不結束的遊戲》（1991年），後被韓國翻拍為了電影《率性而活》（2007年）。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日本片名中的“遊戲”，還是韓國片名中的“率性”，與片中的核心詞“認真”對比起來都顯得有些跳戲，反倒是中國片名的“贏家”頗顯耐人尋味。
俗話說“認真你就輸了”，但是這部電影反其道而行，強調的是“贏”。
要贏。這是這部電影在中國語境中最想發出的聲音：贏得觀眾，贏得口碑，贏得經濟效應，贏出文化自信。
《大贏家》的原版劇本很厲害，但翻拍不是原罪，本土化革新才是可取之處：這是華語片中少見的正面描寫搶銀行的過程，而且是“反派”勝利，更點出了形式主義和得過且過的風氣，在受限的環境下頗為大膽。《大贏家》在線上首映當日引爆，影片相關話題頻頻登上微博、抖音熱搜。在這一點上，這部電影，贏得了些分。
這也是韓改電影的本土化改編中，令人鼓舞的小高潮。
當然比起韓改電影，本土原創顯得更讓人期待。
有期待就有對應的努力。2018年的一部《我不是藥神》讓觀眾紛紛欣喜：自己竟然真在電影院裡看到這種“韓國類型”電影。
從題材上來說，《我不是藥神》所對標的，更像是美國電影《達拉斯賣傢俱樂部》（2013年），而非任何一部我們所熟知的韓國影片。
那麼，為什麼核心獨立的國產片，卻讓人有種“韓改”的錯覺？
概因片中徐崢扮演的程勇幾乎是韓國宋康昊的人物式本土化——韓國電影中的典型“矛盾體”。兩個主角都徘徊在聖人與普通人的兩難境遇之中，既想維護個人利益，又有著悲天憫人的道德氣質，最終他們都是各自文化語境下的民族英雄。
對於類型片發展仍處初級階段的中國電影來說，《我不是藥神》無疑是一劑強心劑，其標準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足夠讓人驚喜，在成熟的商業操作手法之外，它也有韓式現實主義類型電影“改變國家”的意味。
比起改編，這更是一場高級的學習，也是影視原創走向前路的穩固基石。
本土化的思辨與未來
所以到底該如何處理不同語境下的電影改編，到底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這個命題，或許可以通過另一個關於“商業經濟”與“口碑影響”的永恆矛盾側面剖析。
韓國導演李滄東曾經說過，影視行業最為可怕的，是面對市場時的自我審查。因為市場在人們心中建立的堅不可摧的牢籠，才是最難摧毀的。如果在一部影片開拍之前，把重點放在挖空心思地思考拍什麼可以賣錢，迎合市場的存在而存在，才是最為可悲的事情。
商業片的最高境界，追求的不就是大眾語言表述的純熟程度嗎？只有與大眾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才能讓電影創作者真正地傳遞出他想要表達的藝術價值。
而這種溝通，就是致勝的秘訣：是溝通讓不同的個體達到了彼此的理解與共情。
當獨特性變成共性之後，原本冠在獨特之上的那些標籤也會隨之消散。相信有一天，當大家不再用“韓國電影”來稱呼這類影視作品，當藝術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大一統，精神領域的外延能更基於人而不是基於規則時，這會是更好的一天。
我們等待著這樣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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