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請參見《西亞非洲》2018年第5期
（http://www.xyfzqk.org/）
內容提要 隨著中非關係的快速發展，在中國的非洲人社群不但成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而且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中國存在各種各樣的非洲移民社群，如商人、留學生、藝術家和專業人士等等，留學生是其中的第二大群體。儘管是否可將國際留學生視為移民仍然存在爭議，但大多數學術文獻都認為他們是移民的一部分。通過對有關非洲留學生的研究、歷史、政策及效果、來華動機及貢獻等方面進行分析可以發現，非洲留學生在華經歷以及中國對留學生的政策與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非洲留學生來華學習的熱情日益提高，他們成為中非關係的積極參與者，大力推動了中國的國際教育合作。非洲留學生通過他們在中國的主觀能動性及他們與中國人之間的交往，不但將非洲的文化價值觀帶給了中國，而且為非洲大陸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關 鍵 詞 中非關係 國際學生 非洲在華留學生 中國教育政策 中國政府獎學金 國際教育合作
作者簡介 李安山，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100871）。
譯者簡介 沈曉雷，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100007）。
研究、爭論與觀點
當前，國際社會對中非關係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不同問題、各種觀點和話語爭論應運而生。非洲移民也成為學術界的熱門話題。人們普遍認為非洲人社群只是近年才在中國出現，然而中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交往可謂歷史悠久。中非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從2000年的108億美元到2014年的2 200多億美元。中國的非洲人社群也在這一時期快速發展起來，商人則成為在華非洲人社群中最大的群體。相關研究集中於在華非洲商人以及在廣州和義烏的經濟活動，也有人對他們在香港和澳門的商貿活動進行了研究。有的研究涉及非洲移民的生活、社會或宗教活動、他們與中國人之間的隔閡、中國政府對非洲移民的管理，中國人對他們的反應、他們將自己的看法帶回祖國及中國發展對全球的影響。最新的研究重點則逐步從廣東和港澳轉移到其他地區。
留學生是在華非洲人的第二大群體。20世紀60年代，14個非洲獨立國家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直到1966年底因“文化大革命”而關閉所有高校為止。加納學生伊曼紐爾·哈維是其中一員。他撰寫了第一本關於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著作，抱怨諸種令人不愉快的現象，如政治灌輸、語言困難、教育水平、社會生活、種族歧視。他指出有許多非洲留學生在1961~1962年回國，但有人對此提出了異議。隨後，他們對此問題的研究完全中斷。“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非洲留學生都回國了。對中國非洲留學生的近期研究往往要回顧歷史，或對中國當時的社會背景加以解釋。1972年，中非教育合作重啟。為支持坦贊鐵路的建設，中國為坦、贊兩國培訓技術人員。有幾部著作對坦贊鐵路的文件、檔案和來自非洲的受訓人員等進行了研究。吉萊斯皮是第一位對來華非洲留學生進行系統研究的學者，他的著作將非洲留學生置於南南合作的背景之下，強調中非教育交流項目具有知識轉移功能。還有學者研究了20世紀80年代非洲留學生與中國學生之間的衝突，並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現象進行了批評。
自中非合作論壇建立以來，非洲留學生的數量急劇增加。中國學者或在中國的非洲學者對當前來華非洲留學生的研究頗感興趣。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是中國最早關注這一問題的機構，通過調研和查閱教育部檔案在內的資料，中心研究人員對來華非洲留學生進行了初步研究。當前，這一研究集中在4個領域，即文化適應、中非合作、教育管理以及專業教學（包括語言、數學和工程）。如果將“非洲留學生”作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網上（2003~2014）進行搜索，共有47篇相關的期刊文章和碩士論文。關於文化適應的有5篇，教育管理6篇，漢語教學14篇，其他文章則與中非關係有關。有些報告和回憶文章也講述了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經歷。中國獎學金制度是國際教育合作的成功，尤其在培養非洲留學生方面貢獻卓著。
有關採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探討非洲留學生的案例值得一提。一些文章以2003年一項對非洲和西方留學生在中國的“國外學生學習壓力調查”為基礎，該項調查對象是中國3個城市高校的200名留學生。問卷提出了30個問題，分為人際關係、個人問題、學術問題和環境問題四類，回收156份問卷，其中非洲留學生82份（男生46份，女生36份），西方留學生74份（男生32份，女生42份）。該項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評估不同性別群體（男生/女生）和不同文化群體（非洲人/西方人）在壓力感受方面的差異性。結果顯示，留學生均存在跨文化定位問題，不同群體對上述四類壓力的整體感受無甚差別，但在每類壓力的感受程度上有所不同。調查結果還表明，對於男生和女生而言，學術與人際關係方面的壓力最為常見，日常困擾則給他們帶來了最大的壓力與挑戰。另有一位研習心理學的非洲留學生，為研究非洲留學生在中國所經歷的文化衝擊與適應性，也展開過問卷調查。他分發了220份調查表，共收回181份。其研究結論是：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經常會經歷文化衝擊，應對這一問題的最好方法是加強與中國人的交往；學歷和性別的不同影響衝擊程度，本科大學生和女生經歷的文化衝擊要超過研究生和男生。還有的研究涉及非洲留學生的文化適應、文化差異及其影響，以及不同的時間觀與家庭觀等問題。
至於中非教育合作所發揮的作用，科特馬等人認為中國高校在雙邊合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金將在華非洲留學生作為中國軟實力的一個指標，豪根分析了中國招收非洲留學生的政策及其成效。其他學者認為，中國的教育援助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還有一些學者討論了中國在大學中或社會上對非洲留學生或研究生的管理問題。從事語言教學的老師探討了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教授非洲留學生漢語的問題。非洲留學生也發表了一些關於他們在中國的經歷的文章，認為他們在中國社會中的行為能夠發揮自身的能動性。
有人對教學方法提出了批評和意見，還有人對中國的非洲留學生政策的效果持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獲得政府獎學金的非洲學生通常都會對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感到滿意，這使人們感覺有望通過教育項目增進中非之間的友好關係。儘管還存在一些缺點及可改進的空間，但在促進中非合作、幫助非洲進行能力建設和改善中國形象等方面，中國的政策相對比較成功。有人認為，中國並沒有實現其政策目標，因為非洲留學生對他們所獲得的教育質量感到失望，“對教育經歷的失望妨礙了中國推廣其價值觀，並因此而破壞了中非教育交流在軟實力方面所具有的潛力”。
這種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並提出具體建議的跨文化理論研究，具有一些相同特徵。它們都從留學生的個人經歷收集數據，研究者可能是非洲留學生。這類研究的缺點在於，它們通常以對某地方、某大學或某個國家的非洲留學生的個案研究為基礎，因此必然存在侷限性。如何在個案研究中應用相關理論也是一個問題。雙向移民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中國文化與非洲文化具有相似性，相互學習，尤其是人文交流通常會使雙方彼此受益。然而，我們仍然缺乏對這一問題的紮實研究。
歷史、現實與趨勢
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歷史始於1956年，當年有4位埃及留學生來到中國；2016年，中國有61 594名非洲留學生，60年來變化巨大。這一歷史可分為4個階段：1956~1966年；1972~1977年；1978~1995年；1996年至今。
非洲留學生在1956~1966年與中國進行了初步接觸。1953年，在日內瓦舉行的國際保衛青年權利大會上，中國青年代表團與來自埃及、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馬達加斯加和法屬西非的代表團進行了廣泛接觸並建立了聯繫。中國與埃及在1956年5月30日建交前便於4月15日簽署了文化合作協定。中埃教育項目始於互換學者與留學生。4名埃及留學生在1956年來到中國，其中3人在中國著名畫家李可染的指導下學習中國國畫，並在中央美術學院學成歸國後成為埃及著名畫家。
1957年，11名來自喀麥隆、肯尼亞、烏干達和馬拉維（這些國家尚未獨立）的留學生來到中國學習。在50年代，共有24名非洲留學生在中國政府獎學金的資助下來華學習。60年代，中國開始與贏得獨立的非洲國家開展教育合作，非洲留學生或技術人員是根據不同協議或項目來中國學習。與此同時，中國也派遣了一些文化代表團前往非洲，學習非洲舞蹈，非洲國家也派遣青年人來中國深造。1960年，在華非洲留學生的數量增加到95人。在“文化大革命”爆發的1966年，共有來自14個非洲國家的164名留學生。“文化大革命”期間高校關閉後，非洲留學生不得不返回各自國家。
前文提到的加納學生哈維對在中國經歷的“種族主義”及其他不愉快的經歷進行了抱怨。他對中國的負面描述引起西方國家的喝彩，而加納總統恩克魯瑪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最重要的是，西方國家當時正在尋找一些有關中國的負面資料，哈維的書可謂適逢其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哈維的抱怨也無可厚非。首先，60年代初中國國內遭受了經濟災難。儘管非洲留學生像所有留學生一樣，在中國享受一些普通老百姓無法享受的特權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當時正處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濟發展最困難的時期，無法進一步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其次，當時的社會條件決定了教條主義、社會禁忌和法律法規在非洲留學生與中國民眾尤其是非洲男性與中國女性之間建立了某種“隔離帶”。最後，無處不在的特殊政治氛圍創造了一個社會交往的真空，使外國留學生的生活變得非常枯燥無味。然而，這也恰恰是非洲留學生觀察中國的最好機會，也是他們第一次與中國人交往的時期。
70年代，中非關係的特徵是中非兄弟友誼的觀念深入人心，因為這一時期的許多非洲留學生都與坦贊鐵路有關。60～70年代的兩個重大事件極大增進了中非關係：中國向非洲派遣醫療隊和修建坦贊鐵路。中國自1963年向阿爾及利亞派遣首批醫療隊起，共向47個非洲國家派遣了醫療隊。為打破南非白人種族隔離政府的封鎖，中國政府支持坦、贊兩國修建鐵路。坦贊鐵路的重大貢獻不僅在於將贊比亞的礦產運輸到達累斯薩拉姆港，從而為經濟建設提供了幫助，而且提高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修建坦贊鐵路還為中非交往提供了機會。當時，6 000多名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加入了築路勞動大軍，從而促進了中國人與非洲人之間的相互瞭解。為了幫助坦贊鐵路的運營，中國同意從1972年6月開始為兩國培訓工程師。坦、贊兩國接受培訓的200名技術人員來到中國。來華學生的目的是為將來的坦贊鐵路運營服務，並在北京交通大學等院校接受培訓。他們首先學習公共交通方面的基礎課程，然後接受包括交通、機車、通信、信號、鐵道等專業的專業培訓。這些人中的179人在1975年9月學成回國。1973年，中國全面恢復招收留學生。1973~1974年分別招收37名和61名非洲留學生。毛澤東主席在1974年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三個世界”理論，非洲留學生在1975~1976分別增加到113人和144人。截至1976年底，中國從21個非洲國家招收了355名留學生，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相應增加。這些留學生回國之後，在各自國家的交通及其他領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78～1995年為非洲留學生在華髮展的第三個階段，中非雙方交往逐步增加。改革開放後，中國恢復了與非洲國家之間的教育合作。然而，當時中國的經濟狀況並不好，國際留學生相對較少。1978年，中國共招收了1 236名國際留學生，95%獲得了中國政府獎學金。這些留學生中有121名來自非洲，約佔留學生總數的10%。當時，共有400餘名非洲學生在中國學習，約佔在華外國留學生的1/4。相關統計數據表明，非洲留學生的數量在80年代呈上升的態勢，但1989年除外，即從前一年的325名下降到249名。隨後，其數量一直在200名與300名之間徘徊，一直沒有超過300名。這種情況應該與20世紀80年代末非洲留學生與中國學生的衝突尤其是1988年發生在河海大學的事件有關。
隨著留學生的增加，問題接踵而至。對許多中國人而言，他們第一次看到外國人，出於新奇原因，不免對外國留學生尤其是非洲留學生指指點點。由於諸多因素，如非洲留學生抱怨生活條件，美國與中東國家間的政治分歧，社會價值觀不同，以及中國人對非洲人懷有偏見或誤解等因素，雙方關係一度緊張。抱怨與不滿引發衝突甚至遊行。20世紀80年代，非洲留學生與中國學生在天津、南京、北京和上海等地爆發了衝突。非洲留學生通過各種方式表達其不滿，如遊行、罷課、絕食抗議和請願等。這類事件被有些學者稱之為“國家種族主義”。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社會制度、價值觀和文化層面的差異可能是主要原因。作為一個相對內斂的民族，中國人很不習慣男女在公共場所過於親密，但非洲留學生在這一問題上要開放得多。引發衝突的原因通常是非洲男學生與中國女青年的親密行為，中國老百姓頗不習慣。當然，中國在當時正經歷劇烈的社會轉型。中國學生通常6個人住一間宿舍，他們對外國留學生兩人住一間宿舍的待遇感到不滿。此外，外國留學生還有獎學金，在其他方面也享有更好的條件。因此，中國學生和普通民眾自然而然會抱怨外國留學生獲得的特殊待遇。如果再有其他不公平的事或對社會的不滿，他們便會藉此發洩負面情緒，並因此引發衝突。
非洲自費留學生的數量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持續增加。1990年只有6名非洲自費留學生，1991年達到15名。1992年和1993年分別增加到20名和58名。1994、1995兩年更是大幅增加到246名和721名。越來越多的非洲青年希望到中國深造，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學費比較低和更容易獲得簽證。1996年之後，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歷史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時期。
1996年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於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當年5月訪問了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埃及、馬裡、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第一次訪問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在訪問期間，江澤民提出構築中非關係面向21世紀長期穩定、全面合作的五點建議：真誠友好、平等相待、團結合作、共同發展、面向未來。此次訪問使中國政府獎學金大幅增加，從1995年的256人增加到1996年的922人。如果加上當年招收的118名自費生，來華非洲留學生的數量第一次超過了1 000人。
中非合作論壇在2000年舉辦後，中非教育合作成為一項重要的議題。截至2002年底，共有85 800名外國留學生在華學習，其中非洲留學生有1 646名。到2009年，在華外國留學生的數量超過了23萬人，其中非洲留學生為12 433人。上述數據表明，非洲留學生人數的增長與國際留學生人數的增長有密切關係。在1996~2011年間，共有84 361名非洲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其中36 918人獲得了中國政府獎學金，47 443人為自費生。
2005年也是一個轉折之年，當年非洲自費留學生的數量（1 390名）超過了獎學金留學生的數量（1 367名）。這與獎學金項目的成功以及中國自2003年開始在埃及和南非舉辦教育展覽會有關。然而，這一變化也與國際留學生的整體情況保持了同步的態勢。2011年，非洲自費留學生達到14 428名，這已經是中國政府獎學金生（6 316名）的兩倍多。2015年，共有8 470名非洲留學生獲得了中國政府獎學金，而自費留學生的數量則達到了41 322名。非洲留學生大都攻讀學位，其數量增長迅速。2014年，有84%的非洲留學生明確表示要在中國獲得學位，只有16%的學生選擇沒有學位的課程。
非洲留學生的發展趨勢具有3個特徵。首先，非洲留學生的人數增長迅速，且與國際留學生的總體增長趨勢保持一致。其次，非洲自費生的增長速度比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增長速度更快。最後，絕大多數非洲留學生都在攻讀學位。
相關政策、實施與成效
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便開始接受外國留學生。然而，直到70年代末，中國與非洲國家開始教育合作的政策仍以意識形態為導向，團結非洲國家，在第一個階段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在第二階段反對美國與蘇聯兩個霸權。改革開放後，中國步入國際教育合作的新階段。作為一個後來者，中國政府制定了針對國際留學生的政策並逐步加以實施。中國雖然沒有針對不同國家的國際學生制定具體的國際教育合作政策或法律，其政策卻是國際關係的產物，也必然與其戰略緊密相關，甚至由其戰略所決定。
1978年，國務院發佈了一份文件，要求國人對外國留學生更友好，允許留學生上街買東西，甚至允許他們與中國人結婚。20世紀80年代，管理外國留學生的基本規章、條例與政策開始建立起來。1985年，國務院批轉國家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財政部共同簽發的《外國留學生管理辦法》指出，中國政府認識到“接受和培養外國留學生，是我國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是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工作”，要求各部委和各級政府認真貫徹執行。該管理辦法共有8章43款條文，內容涵蓋總則、錄取工作、學籍管理及教學工作等方面，還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活動管理、生活和社會管理及組織領導等。
中國政府將外國留學生視為中國社會的一部分，對他們的管理非常細緻。管理政策涵蓋的領域相當廣泛，包括課程、漢語教學、教學資料和體育鍛煉等。作為一份重要文件，該管理辦法實行了很多年。1999年7月21日，教育部針對中小學接受外國留學生的管理發佈了文件。2000年，中國政府出臺了《高等教育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該文件有8章，新增了“獎學金制度”與“入出境和居留手續”兩章，因此更具可操作性。與此前的規定相比，這些規定要更加系統
2017年3月，教育、外交和公安三部委針對國際留學生聯合發佈了新的管理辦法，並自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實行。該文件的宗旨是“規範學校招收、培養、管理國際學生的行為，為國際學生在中國境內學校學習提供便利，增進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提高中國教育國際化水平”，共涵蓋4個層面：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儘管地方政府負責相關具體工作，但國務院行政管理部門統籌管理國際留學生工作，其中包括制定招收、培養國際學生的宏觀政策，指導、協調地方政府的具體工作，外交、公安等行政部門按照職責分工負責相關管理工作。
相關法律法規已涵蓋所有外國留學生，此外，中國政府針對非洲留學生也出臺了一些具體措施，以應對某些特殊或突發事件。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上海發生了當地市民與非洲留學生衝突事件。有些中國人辱罵非洲留學生，多地亦有類似衝突事件發生。1983年2月，教育部部長不得不緊急約見非洲駐華使團團長及17國使節，解釋上海市民與非洲留學生之間出現的問題。非洲使節指出，中國政府不僅要教育普通市民，也要教育警察，避免非洲留學生無故受到警察盤查及訓斥情況的發生，非洲留學生很討厭這些事情。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中非友好關係將遭到損害。因此，各地政府部門也針對與非洲留學生有關的具體問題發佈了一系列文件。
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畢業後沒有回國，而是在第三國找了工作，這並不符合中國政府最初設定的幫助非洲國家進行能力建設的目標。1996年，中國教育部發布文件，要求管理機構在非洲留學生畢業前直接與其駐華大使館聯繫他們的返程票事宜，以推動他們直接回國，這已成為慣例。最近一份報道指出：“基於中國的簽證制度，絕大多數國際留學生在畢業後都無法滯留中國。這防止了智力流失，意味著在中國接受教育的這一代非洲留學生——與在法國、美國或英國接受教育的非洲留學生相比——更有可能帶著他們獲得的新知識和技能返回母國。” 2005年，胡錦濤主席在參加聯合國成立60週年首腦會議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時，承諾中國將在未來三年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援助：“中國將在今後3年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培養3萬名各類人才，幫助有關國家加快人才培養。”鑑於中國政府獎學金與中國的國際戰略密切相關，因此它也反映了中國政策所關注的重點。
正如我們從統計數據所看到的那樣，在2005年之前，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非洲留學生的數量通常要少於歐洲留學生的數量。然而，這種情況自2006年也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作出上述承諾的第二年開始改變。儘管非洲留學生與歐洲留學生在2006年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比例相同，但前者的實際數量（1 861名）首次超過後者（1 858名）。中國一直在持續推進相關政策。2006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決定，每年向非洲留學生提供的中國政府獎學金由2 000人次增加到4 000人次。在2009年舉辦的中非合作論壇第四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政府獎學金的名額再次增至每年5 500名，2010年的數量達到5 710名。2012年中非合作論壇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上，中國政府宣佈在未來三年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1.8萬個。這是非洲留學生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數量增長如此迅速的原因。2011年，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非洲留學生的數量為6 316人，2015年則達到了8 470人。
為了實施這一政策，代理機構、高校、地方政府，以及各相關部門都採取了不同的措施。就中國政府獎學金而言，一直沒有相關的評估體系，直到國家教育委員會在1997年發佈《外國留學生獎學金評審暫行辦法》。該暫行辦法首次明確規定，必須根據特定標準對獎學金生進行評審，評審決定為“通過”和“未通過”兩種。2000年，教育部發布了兩份涉及中國政府獎學金年度評審制度和評審方式的文件。在標準日益明確及有資格招收外國留學生的高校的自主權越來越大的情況下，接受外國留學生的高校現在獲得了對留學生進行評審的真正權力。同年，2 342名中國政府獎學金生參加了年度評審，2 314名（98.8%）通過，28名沒有通過。在未通過的留學生中，17名來自亞洲，2名來自非洲，2名來自美洲。就高校而言，要想獲得提供中國政府獎學金的資格，需要通過嚴格的標準，通常只有那些擁有高水平教育、具有外語教學能力的教授以及有足夠教育設施的高校才能招收國際學生。2015年，根據“中國政府獎學金-高校自主招生項目”，只有279家指定的高校有權接受個人申請獎學金。
中國政府希望積極參與國際教育合作。因此，各部委、省政府、市政府，乃至企業都開始提供各種類型的獎學金。由於篇幅關係，本文謹以上海市政府獎學金為例加以說明。
表 上海市政府獎學金-A類 （單位：元）
學生類型
學科分類
學費
住宿費
生活費
綜合醫療保險費
合計
本科生
一類
20 000
8 400
30 000
800
59 200
二類
23 000
8 400
30 000
800
62 200
三類
27 000
8 400
30 000
800
66 200
碩士生
一類
25 000
8 400
36 000
800
70 200
二類
29 000
8 400
36 000
800
74 200
三類
34 000
8 400
36 000
800
79 200
博士生
一類
33 000
12 000
42 000
800
87 800
二類
38 000
12 000
42 000
800
92 800
三類
45 000
12 000
42 000
800
99 800
說明：（1）全額獎學金包括學費、住宿費、生活費和綜合醫療保險費；（2）一類學科包括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管理學；二類學科包括：理學、工學、農學；三類學科包括：醫學、藝術學。
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在國際學生教育方面的整體框架已搭建完成，且與中國文化和中國自身的教育制度實現了兼容。今後，中國需要不斷改進其國際教育合作水平，以期成為最受外國留學生歡迎的留學目的地之一。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那些能夠說中文或比較瞭解中國的青年人才前往中國留學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中國國際學生的數量持續快速增加，2016年增加到442 773人，比2015年增加45 138人（增長比例為11.35%）。其中，非洲留學生增加11 802人，達到61 594人，增長比例為23.7%。中國的國際教育越來越受到非洲學生的歡迎。
非洲發展的理論和實踐長期受西方國家的主導。自獨立以來，只有少數非洲國家成功地實現了發展，大多數則陷入困難的境地。近年來，世界經濟劇烈動盪，國際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改變。一方面，美國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使西方經濟面臨困境；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的推動力量。因此，“向東看”成為一些非洲國家的趨勢。那些希望尋找脫貧道路的非洲國家願意向亞洲國家學習減貧和發展經驗。中國為非洲政府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資借鑑的發展模式。尼日利亞歷史學家費米·阿科莫拉夫對此解釋道：“非洲現在可從新的世界經濟大國那裡學習經驗：首先且最為重要的是：這完全是有可能的！不管我們承認與否，中國的經濟表現都是一個奇蹟。它表明只有擁有信心、決心和願景的人才會取得這樣的成就。”
中國的發展經驗表明，發展本國經濟只能依靠本民族的努力和決心。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經濟是靠外國人發展起來的。非洲各國向中國學習的辦法之一是派遣其年輕人到中國深造。2005年，盧旺達政府與中國教育部簽署協議，用盧旺達的政府獎學金為盧旺達培養大學生。同年，坦桑尼亞政府也與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簽署協議，在中國高校用坦桑尼亞的獎學金培養坦桑尼亞留學生。
原因、動機與目的
為何會有越來越多的非洲人前往中國深造？原因多種多樣，如中國所提供的優惠條件、非洲青年人各種不同的動機以及個人發展的實際目標等。其中，進一步瞭解中國和從中國學習更先進的技術，是非洲青年前往中國深造的主要原因。
西方國家長期主導非洲媒體，且編造了各種與中國有關的謊言甚至謠言。卡特政府時期負責人權問題的美國前助理國務卿羅伯塔·科恩1991年在《紐約時報》發文是一個典型例子。她沒有標明消息來源，但由於她是美國前政府高官，這則關於“中國囚犯勞工”的謠言不脛而走。英國廣播公司不負責任地報道《中國在安哥拉修建的“鬼城”》是另一個例子。該篇報道中的住宅區在開盤後不久，便被銷售一空。非洲人過去對中國所知甚少，絕大多數青年來中國都是為了親眼看看中國。中國的快速發展對非洲青年非常有吸引力。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將中國風貌前所未有地展現在非洲人面前，他們吃驚地從電視上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對於那些希望進一步瞭解中國的發展，尤其是其現代科技的發展經驗的非洲青年而言，北京奧運會成了助推劑。他們希望瞭解為何中國能夠連續多年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為何能夠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商品、電視節目、孔子學院以及在非洲工作的中國人等，使非洲青年對中國的興趣日益增大。
中國大力開展國家教育合作無疑是推動大量非洲學生前往中國的重要原因。近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強與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並且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鼓勵非洲留學生熟悉中國，如建立孔子學院、教授漢語以及利用獎學金等優惠條件來吸引非洲留學生。截至2017年，中國共在33個非洲國家建立了48所孔子學院和27個孔子課堂，通過它們提供各種不同水平的漢語教學課程。
許多非洲留學生在申請中國政府獎學金或進入中國高校就讀之前都曾學習漢語。牛長松：前引文。 例如，伊美娜（Belhadj Imen）博士先是在突尼斯的漢語橋比賽中獲得第一名，然後中國政府為她提供了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習的獎學金。由於北京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該校許多國際留學生在申請入學或獎學金之前都必須學習漢語。其他有資格招收國際留學生的高校也是如此。大約有130名非洲留學生在上海應用技術大學土木工程和建築學等專業學習，他們在第一學年要熟練掌握漢語並接受語言水平測試。這是包括非洲學生在內的國際學生在中國攻讀學位的正常途徑。在人民大學學習哲學與國際貿易的留學生克里斯蒂安·金（Christian King）告訴中央電視臺記者：“我開始是在津巴布韋學習漢語，學起來非常難。聲調和漢字都極具挑戰性，但在中國待了幾年後，我已說得很流利了。我現在喜歡說漢語。”
中國的獎學金也推動了非洲留學生前往中國。鑑於非洲在中國國際戰略中的重要性，中國政府提供的獎學金越來越向非洲學生傾斜。就政府獎學金生而言，亞洲留學生的數量一直最多。考慮到地緣政治的因素以及許多海外華人生活在亞洲鄰國，這很正常。能夠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歐洲國家儘管比非洲少，但其獎學金生的數量一直位居第二。這種情況從2006年開始改變，非洲自此成為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第二多的地區。
2006年分配給非洲與歐洲的中國政府獎學金的比例基本相同。2007年，非洲人的數量上升為2 733人，比歐洲人多出了626個名額。非洲的中國政府獎學金生逐年增加。目前，共有51個非洲國家的學生有資格申請中國政府獎學金（歐洲國家為39個）。2010年，共有22 390名留學生獲得了中國政府獎學金，其中亞洲11 197名（佔比50.01%），非洲5 710名（佔比25.5%），歐洲3 238名（佔比14.66%），美洲 1 761名（佔比7.87%），大洋洲439名（佔比1.96%）。很明顯，非洲學生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獎學金生的第二大群體。
除了中國政府獎學金外，還有為國際留學生提供的其他類型獎學金，如省級獎學金、部委獎學金、高校獎學金以及企業和慈善機構為實現特定目標而提供的獎學金。中國政府獎學金可以免除所有留學生的各類費用，包括學費、教材費、校內住宿費、醫療保險費和一次往返國際機票。此外，國際留學生每月還有津貼。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近年來政府也多次提高獎學金的資助標準。越來越多的非洲留學生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或其他類型的獎學金。2005年以來，非洲自費留學生的數量已經大大超過中國政府獎學金生。2015年，共有49 792名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留學，其中只有8 470名為中國政府獎學金生，41 322名則為自費生。筆者曾在北京北部的上地地區遇到了一位贊比亞留學生。他在北四環外五道口的一所語言學校學習漢語。我對此很吃驚，因為他看起來很年輕，孤身一人來到中國，且住在一個離市中心很遠的居民區。他表示自己一定要學好漢語。
非洲人決定學習漢語有各種動機。例如，一些人羨慕中國高校的聲望，也有一些人則希望藉此攻讀特定專業。中國通過先進技術推動發展的經驗讓非洲青年備受鼓舞。中國企業在非洲大規模修建道路、橋樑、醫院、學校、大壩、煉油廠和現代鐵路。華為公司在非洲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還在衛星領域與尼日利亞展開合作。中國企業的本地化經營吸引了非洲青年。筆者遇到過不少正在攻讀研究生的非洲才俊，例如在北京科技大學留學的塞奇·穆德勒（Serge Mundele）和在大連理工大學電氣工程專業做博士後的尼日利亞學者奧杜·斯蒂芬·奧基迪（Oodo Stephen Ogidi）。非洲留學生中也有一些人選擇學習社會科學相關專業，如摩洛哥留學生李杉（Erfiki Hicham）在北京大學國國際關係學院獲得了博士學位。突尼斯學生伊美娜先是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得了中國語言文學的碩士學位和國際政治的博士學位，然後又在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系做博士後研究。
所有這些現象使中國成為非洲青年學生出國深造的理想國家。近年來，日益增多的非洲留學生開始從事專業研究。根據2014年的調查，2 000位非洲留學生中有84%的人將攻讀學位定為求學目標：41.61%申請醫學專業，21.59%申請工程專業，13.94%選擇經管類專業。一名於2007年來到中國的剛果（布）的留學生告訴筆者，他從市場上看到幾款電信產品均為“中國製造”，決定來中國。他夢想成為國家的電信部長，他現在是北京郵電大學電信專業的一名本科生。
非洲青年學生選擇來華留學，當然還有一些較為實際的原因，包括中國的學費及相關費用較低，比西方國家更容易得到學生簽證等。此外，如果非洲青年曾學過漢語並瞭解中國文化，那麼回國後較容易在華為等中國大公司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誠然，由於中國人對非洲所知甚少，因此大部分人在非洲人的膚色問題上都顯得較為陌生。然而，中國人民的友誼與溫情可能也會鼓勵非洲的青年人前往中國學習。
作用、貢獻與能動性
非洲留學生在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很大的群體，他們發揮著什麼作用？他們為中國與非洲，或者為中非關係做出了什麼樣的貢獻？
人類歷史就是移民的歷史。儘管國際留學生通常不被視為移民或移民社群的成員，但他們與移民社群的聯繫卻顯而易見。就此而言，非洲留學生髮揮了中非文化溝通與交流乃至深化中非關係的橋樑作用。作為在華非洲人社群的第二大群體，他們經常會在非洲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發揮溝通的功能。一旦來到中國並開始校園生活，他們便會通過與同學的交談、與官員和普通中國人的交往、學術討論以及社交活動等方式開展文化交流，並在不同的文化之間發揮橋樑的作用。
在新的環境中，非洲的年輕人經常會面臨新的挑戰，且不得不經歷文化衝擊。文化交流或文化適應因此顯得非常重要，因為這發生在日常生活、學習過程和社會交往中，而且有助於與中國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文化適應是對新環境的積極反應，也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筆者曾指導過許多非洲留學生，包括來自突尼斯、摩洛哥和剛果（金）的3位博士。他們告訴我自己所經歷的各種事情，有的充滿了無知和偏見，有的則滿是友好和溫情。莫西（Moses）來自尼日利亞，專業為漢語教學。他在2013年來華後起了一個標準的中國名字“吳文仲”。他小時候在尼日利亞學習中文，在中國學習期間愛上了中國文化。他學會了中國藝術和各種表演，包括一些高雅藝術如相聲和舞獅，參加過綜藝節目和才藝大賽。莫西在2014年參加了河北省“冀之光”外國留學生漢語技能暨中華才藝大賽，展示功夫本領，背誦中國古詩，還與其他留學生一起表演了自編自導的相聲。憑藉超群的表演和技巧，他獲得“最佳創意獎”“最佳口才獎”和“古詩詞背誦二等獎”，還因出色展示中國文化而獲得了“最佳全能王”的獎項。他因流利的普通話和對中國文化的瞭解而被中國朋友稱為“中國通”。
非洲留學生關於母國的文化知識也有助於中國多元文化的發展。非洲學生與中國學生之間進行著重要的文化交流。非洲留學生正在學習中國的語言、文化和職業道德。他們同時還在傳播非洲的文化、價值觀和技能。中國學生也能在各種場合學習非洲文化。中國的城市裡已經建立了各種非洲文化俱樂部，如非洲舞蹈俱樂部、非洲音樂俱樂部和非洲鼓俱樂部等，這些都是非洲留學生的功勞。喀麥隆留學生捷蓋許多年前在喀麥隆獲得了博士學位後，又來到了中國深造。他被喀麥隆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相似性所吸引，因此開始學習中國藝術、文化和相聲。他利用各種活動將非洲文化介紹給中國人，他甚至還用喀麥隆布料做了一件唐裝。捷蓋因此被稱為“中非藝術交流使者”。他現在正努力將非洲電影引進到中國。北京大學每年都會舉辦國際文化節，非洲留學生們會在文化節上佈置展臺，驕傲地向中國觀眾介紹他們的文化。筆者的學生龍剛在國際文化節表演非洲鼓，許多中國學生都想和他學習學習。為了將非洲文化介紹給普通中國人，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與《半月談》（內部版）共同推出了“走進非洲文化”系列專欄。迄今為止，該專欄共發表了15篇以非洲文化為主題的文章，涉及非洲的世界遺產、文化、電影、酋長的作用、桑戈爾、諾貝爾獎獲得者索因卡、伊本·白圖泰和埃塞俄比亞文明等。有些文章的作者為非洲留學生。
一些研究顯示，倫敦的中國留學生在中國文化和英國文化之間以及英國華人社群與英國社會之間發揮了橋樑作用。非洲留學生也發揮了相同的作用。他們不僅成為非洲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傳播橋樑，而且還成為在華非洲人社群與對中非關係感興趣的中國人之間的橋樑。正是在非洲留學生的努力下，中國人已經開始熟悉非洲人的價值觀、想法，以及舞蹈、鼓樂、繪畫和雕塑。筆者的學生王涵傑的學士論文標題是《淺析非洲鼓樂在華的流行與分佈》。當我問她為什麼要寫這個題目時，她笑著告訴我說她是北京大學金貝鼓協會的成員。武漢是華中的重要城市，西方品牌的廣告在那裡很流行。曾有人問一些當地婦女對非洲文化產品的看法，她們的回答是“很酷”。“她們的選擇表明她們對時尚的品位與偏好非常前衛，很有世界性，甚至很現代。非洲文化在武漢的這種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武漢大學每年舉行的金秋國際文化節所推動的。”
儘管有些非洲留學生在中國高校畢業後選擇去第三國工作，但許多人還是決定回國，以便為自己的國家做出貢獻。除了進入各行各業工作外，他們當中有些人成為公務員，有的成了政府高官。截至2005年，8位曾獲得中國政府獎學金的非洲留學生在擔任部長或部長以上的職位，8位擔任駐華大使或參贊，6位擔任國家總統或總理的秘書，3位擔任對華友好協會的秘書長，其他領域的專家與精英更是不勝枚舉。以北京大學為例，曾在北大留學的穆拉圖·特肖梅·沃圖（Mulatu Teshome Wirtu）曾擔任埃塞俄比亞議會聯邦院議長，現為埃塞俄比亞總統（2013年10月當選）。露西（Lucy Njeri Manegene）畢業後在肯尼亞外交部工作，馬尼塔（Rakotoarivony R.J.Manitra）現在馬達加斯加駐華大使館工作，麗塞博·莫西西里（Mapulumo Lisebo Mosisili）獲得碩士學位後回到了萊索托，現在是萊索托勞工部的常務秘書。麗塞博·莫西西里給李安山的郵件，2013年2月12日；李安山：《我的那些非洲學生》。 北京大學的非洲留學生還在加納和剛果（金）政府、貝寧的大學和尼日利亞、馬裡等國的駐華使領館擔任要職。
非洲留學生在中國的另外一個重要經歷，是他們在校園裡建立了與其他非洲人的聯繫。當回答英國廣播公司為何要來中國的問題時，北京大學非洲留學生聯誼會的烏干達留學生米卡·卡布果（Mikka Kabugo）表示，他是通過一名在烏干達的中醫瞭解中國的。當他來到中國之後，他發現北京簡直就是一個地球村，在這裡他能夠與來自其他非洲國家的留學生交流對非洲問題的看法。非洲留學生之間的這種交流有助於擴展他們的國際視野。他們在北大非洲留學生聯誼會里與其他國家留學生一起，從泛非主義的視角來研究非洲問題並思考如何才能給非洲大陸帶來幫助。此外，他們還通過上課、討論以及非洲留學生聯誼會與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聯合舉辦的各種研討會，在國際事務、非洲形勢、中非關係等議題方面學到很多知識。
繼北京大學的非洲留學生之後，清華大學的非洲留學生也在2017年5月25日（非洲日）建立了清華大學非洲留學生聯席會，會員分別來自27個非洲國家。在成立儀式上，非洲留學生討論了各種問題，如尼雷爾總統和恩克魯瑪總統的思想，聽取了清華大學醫學院留學生查巴拉拉（Chabalala）博士關於非洲大陸對知識發展共享的報告和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駐會研究員唐曉陽關於中非關係結構性變遷的講話。約翰·阿考科帕瑞（John Akokpari）教授還主持了一個研討會，就移民社群中的非洲留學生能否成為他們國家發展的創變者展開了討論。此外，中國還有一些其他院校也成立了非洲留學生組織。
非洲留學生通常是他們國家第一批開展對華貿易的人。來自加納的博艾敦教授指出，非洲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進程始於在中國留學的非洲人，他們當中有人最後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儘管他們最初沒有多少資本，但其優勢是擁有紮實的社會與語言背景。他們會逐漸成為非洲與中國貿易的中間商，並因此而為雙方的經濟活動做出貢獻。尼日爾政府負責獸醫事務的官員阿卜杜勒（Abdul）醫生是典型例證。他曾獲得尼日爾-中國友好獎學金。拿到學位後，他決定改行從事不熟悉卻有利於自身發展的新職業。自2000年起，他開始從廣州向非洲和歐洲出口藥品及相關的獸醫用品，這些產品直接來自於他在中國學習期間已熟悉的中國北方的藥廠。他取得成功後，重新建立了與尼日爾政府的聯繫。由於能夠流利地說漢語，阿卜杜勒醫生現在擔任尼日爾的榮譽領事，負責反映在中國高校就讀的尼日爾獎學金生的需求。他認為自己的角色已經從“智力流失”變為“智力引進”。布萊德魯普（Bredeloup）認為，這種情況得益於兩方面因素：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所創造的機遇和非洲公務員地位的改變乃至身份的貶值。與阿卜杜勒相似的例子還有剛果（金）的帕特里克（Patrick）和馬裡的阿齊茲（Aziz）等人。廣東和浙江一些非洲自費生甚至中國政府獎學金生在學習期間即開始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貿易活動，並最終成為在中國定居的商人。
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一直在主導中非關係的發展進程，非洲在塑造或影響不斷深化的中非關係方面沒有主動性。一位非洲留學生的研究推翻了這一觀點。阿莫阿（Adu Amoah）曾是加納政府的官員，後到中國留學並娶了中國妻子。作為武漢大學非洲留學生代表委員會的會長，他用自己的觀察和經歷展示了非洲留學生是如何把握他們在中國的生活的。他認為武漢正在浮現一個生機勃勃的非洲移民社群，“其可能有助於在當前的中國塑造一個非洲移民社群”，“這一非洲移民群體主要由留學生構成”，“包括那些求學的人和那些畢業後留下來的人，這些人都很有活力。”他以武漢為例講述了在中國的非洲人是如何通過展示時尚元素、異族通婚和相互學習語言（非洲人可以教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等方式，通過管理非洲人的企業如非洲人經營的夜總會等，對中國的社會現實產生影響。非洲人可以用漢語解釋他們自己的世界觀與經歷，“我們有必要去破除大眾話語和學術話語中……所謂非洲‘即將面臨危機’的解釋，尤其是要破除非洲在中非關係中只是無能的、恭順的和乞討的夥伴”這樣一種想法。
非洲留學生極大地促進了非洲與中國之間的合作併為雙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並推動了中國高校的國際化進程。當然，非洲留學生也經歷了文化衝擊、思念故鄉、社會適應、精神壓力與挫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種困難與問題。此外，他們還會遭受少數中國學生和其他國際留學生的誤解和偏見，在學習過程中會遇到語言問題。對於很多非洲留學生而言，中國教師的英語並不是都能聽懂，這使他們學習起來會更加困難。顯然，未來在華非洲留學生的學習與生活環境還有更多改進的空間。
結 論
本文的主題是非洲留學生在中國與中國的國際教育合作，涉及三方面行為體：中國、非洲國家與非洲留學生。在此我們可向中國政府、非洲國家及非洲留學生提出一些問題作為啟示，以引起各方重視和思考，並尋求更好的應對之策。
對於中國方面而言，重要的一點是需清楚非洲並不是一個整體，而是由54個國家組成的大陸，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情況與需求。非洲留學生也不是一個整體，而是不同的個體。除了獎學金之外，鑑於非洲留學生所處的是一個宗教文化、社會生活和習慣飲食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國政府是否為他們提供了適宜的生活條件？中國教師是否擁有足夠的能力來向非洲留學生傳授知識？是否有一些好的措施以便於非洲留學生向中國社會介紹他們自身的文化？非洲留學生是否有足夠的機會與中國學生交換看法和交流經驗？中國無疑需要更好地解決上述及其相關問題。
對於非洲國家特別是非洲政府而言，它們必須牢記那些學成回國的學生都是熱愛自己的祖國，希望利用他們在中國學到的知識為國家做貢獻的人。非洲各國政府是否對自己國家的留學生在中國的學術、科研和生活給予了足夠的關心，是否為他們的學習和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各國駐華使領館是否為它們在中國的留學生提供了合適的溝通渠道，是否會照顧他們的利益，是否會有效地應對他們的合理需求？各國政府是否為非洲留學生畢業回國提供了很好的機遇？它們需要為那些願意回國做貢獻的人準備更好的條件。人才是最重要的實力，要實現國家騰飛，應該依靠他們。
對於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而言，我們應該提醒他們，中國政府為他們提供獎學金或提供學習機會，是希望他們有朝一日有機會回國服務。他們在中國學習不僅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還肩負著祖國的期望與家庭的希望。他們是否充分利用了他們的獎學金，是否盡最大努力去刻苦學習以迎接未來的挑戰，進而為他們的未來做好準備？他們是否抓住了一切機會向中國老百姓或其他國家的留學生介紹非洲文化或他們國家的文化？他們是否從中國的發展和其他國家的發展中吸取了經驗與教訓，並因此而準備在回國實現他們夢想的時候，好好利用這些經驗與教訓？
2017年6月28日，“對話”網站發佈了一篇名為《中國超過美國和英國成為以英語為母語的非洲留學生的首選目的國》的報道。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美國和英國每年約接受4萬名非洲留學生。中國在2014年超過這一數量，成為非洲留學生在海外學習的第二大目的國，僅次於接受95萬多名非洲留學生的法國。”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非洲青年來中國學習，數量持續增加。他們成為非洲文化的載體，雙邊商貿往來的中介以及非洲與中國之間的橋樑。但“現在談論這些新的變化可能會對非洲大陸的地緣政治產生何種影響還為時尚早。”
非洲留學生無疑正在創造一個新的世界。融入東道國社會並不意味著放棄自身文化。他們可以在兩種文化之間建立聯繫並從一塊“飛地”變成一座“橋樑”。非洲留學生在華經歷以及中國對留學生的政策與中國的發展息息相關。非洲留學生來華學習的熱情日益提高，他們不僅成為中非關係的積極參與者，也大力推動了中國的國際教育合作。非洲留學生通過他們在中國的主觀能動性及他們與中國人之間的交往，將非洲的文化價值觀介紹給了中國。中國各方面在為他們的成功和就業提供機會。他們也通過在華所學技能正在為自己國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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