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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普兰｜新型冠状病毒将加速多维度的大国竞争
作者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译者 | 毕歆悦
法意导言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是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地缘政治分析家，其中文译著有《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荒野帝国：走入美国未来的旅行》等。作者在文中指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历史标志。它不仅会在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产生地缘政治的第二和第三级影响，还将进一步加剧大国之间的竞争、引发大西洋联盟内部和欧盟内部的分歧，并加剧印度和非洲的不稳定局势。与此同时，它也可能有另一种未来，进一步促进全球意识的发展。作者认为，未来十年，新型冠状病毒将成为政治、经济和心理事件，为我们可能看到的地缘政治剧变提供方向。本文原载于3月20日彭博社网站（bloomberg.com）。
本文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
与911袭击和经济大萧条一样，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是一种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冲击，在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后，仍将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象。但更重要的是：新型冠状病毒是全球化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的历史标志。
在第一阶段，从冷战结束一直持续到最近，全球化关于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全球供应链、创造和扩大中产阶级的同时减轻极端贫困、扩大民主、大幅增加数字通信和全球流动性。尽管遇到了诸如非洲、巴尔干和中东的战争等挫折，但全球化1.0基本上是一个关于加强全球团结的好消息。它对乐观主义者很友好。
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不同的。全球化2.0是将全球划分为一个个拥有自己的新兴军事力量和独立供应链的大国集团，是独裁政权的崛起，是导致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社会和阶级分化，以及西方民主国家中产阶级的焦虑。总之，这是一个关于新的和重新出现的全球分歧的故事，对悲观主义者更友好。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在几年前就开始结束，而第二阶段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这两个阶段有重叠和交织。但历史学家喜欢断章取义。而新型冠状病毒出现的时候，正是全球化的这两个阶段划清界限的时候。它正在深化分离进程，标志着全球化第二阶段——从减少飞机旅行到取消国际会议，再到全球商业停滞，再到本土主义者的反应。
像战争一样的巨大危机将历史向前推进。某个国家通常需要5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进程，将在几年内展开。主要例子就是:在伊朗、伊拉克、俄罗斯、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新型冠状病毒将产生地缘政治的第二和第三级影响，这些国家的社会和平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而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已大幅下降，部分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
正是在中国最初与病毒抗争有关的经济放缓，导致石油消费市场疲软的背景下，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加大了是否放缓石油生产以稳定油价的争论。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边缘政策的失败，导致了一场可能持续数月的价格战。对持续低油价对国内经济和政治影响的误判，可能会造成超出两位领导人预期的更大的麻烦。
伊朗，一个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也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一个节点，尽管它受到了美国实施的经济制裁的打击，现在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 然而，政权的崩溃并非迫在眉睫，因为伊朗神职人员打着意识形态和宗教的旗号，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和民兵组织巴斯基 (Basij)的帮助下，为了继续掌权，他们愿意也有能力杀死大量民众。伊朗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家，不像邻国伊拉克，甚至在油价暴跌和新型冠状病毒蔓延到伊朗边境之前，伊拉克就处于崩溃的边缘。伊拉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这令人深思。
依赖石油的委内瑞拉尼古拉斯·马杜罗（Nicholas Maduro）政权也处于类似的境地。委内瑞拉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石油和毒品的国家，管辖着更大的加拉加斯，该国其他地方的各种帮派与之结盟。鉴于油价从2月中旬的每桶约60美元跌至不到25美元，现政权(目前仍存在)用于贿赂的资金将大幅减少，这些贿赂可以防止军方及其其他支持者向民主反对派倒戈。而公众仍在挨饿。由于间接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油价战争的余震，委内瑞拉可能会出现政权更迭或陷入无政府状态。
尼日利亚历来依赖石油收入来推动官方批准的腐败。几十年来，尽管存在着可怕的预测，但由于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1968年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一种现象，腐败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体系中可以在社会和政治上起到稳定作用，它才得以维系。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不透明、不受欢迎的国家，也依赖石油来获得收入和生存，本质上是为了贿赂其人民。该国统治者与公民社会抗议者就该国的政治方向展开了紧张的对话。在每一种情况下，正是新型冠状病毒对政治动态发展的直接影响和相互作用，可能在这个新的十年中改变历史的方向。地缘政治的变革进程正在进行。由于人们太害怕或无法大规模地聚集在街头抗议，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清四面楚歌的政权所受到的全部政治影响。但是，全球大流行过后，国外的动荡可能会有所抬头。
流感大流行与油价暴跌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是流感大流行的二级和三级效应的一个突出例子。还有其他影响。例如，新型冠状病毒加剧了中国政府和美国民粹主义政府之间的猜疑。这两国的民族主义者都表现出反美和反华情绪。这将深化经济脱钩，并催生新的、在政治上更可持续的供应链，从而进一步加剧大国之间的竞争。
多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中美对抗的危险性不如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因为中美两国经济关系过于紧密，以至于不会打仗。再想想，随着美国企业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更加亲美的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进一步推进了一个已经进行的进程：
例如，两国不久将有更大的回旋余地，考虑在南海和东海开展更具侵略性的军事活动。随着各国在全球范围内出售5G网络的竞争加剧，两国关系将会恶化，尤其是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涉及横跨欧亚大陆的陆地和海上航线，还涉及一条高科技走廊。随着不信任和误解的增加，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从更小的角度来看，这将对全球化产生进一步的破坏影响。在这个全球恶魔横行的时代，流行病、与气候有关的灾难、网络攻击层出不穷，我们即将见证一场多维度的大国竞争，这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截然不同。
至于流感大流行的其他二级和三级影响，北美和欧洲内部的边界将会加强，以阻止病毒的传播。随着政府在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敦促下发现进一步限制外国人入境的好处，他们可能会保持强硬立场。在数十年来宣称欧洲的团结和对美国的道德优越感之后，欧盟成员国集体关闭了对意大利的大门，拒绝了这个遭受重创的国家，甚至切断了基本的医疗用品供应。COVID-19就像一张X光片，在各国和泛国家组织的官方声明的伪善之下，暴露了它们的基本生存本能。
德国一家报纸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大笔资金，购买一家德国公司正在研发的COVID-19疫苗的专有权，这一说法遭到美国政府和该公司的强烈否认。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义愤填膺，几天后，欧盟宣布向该公司投资9000万美元。换言之，预计各国——尤其是那些具有民粹主义热情的国家将为获得遏制该病的新疫苗和药物而大打出手。这场大流行并没有让世界以冷战后全球化的精神团结在一起，反而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大西洋联盟(Atlantic alliance)内部以及在欧盟(European Union)内部引发了分歧。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一流行病蔓延到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程度。由于温暖的气候对细菌有益，但对特定的病毒和呼吸系统疾病可能不那么友好，这些国家可能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尽管如此，也因为气候变暖，他们的大量人口经常在户外，而且由于卫生和卫生设施相对缺乏，所以他们可能特别处于危险之中。假设这种疾病传播迅速，那么非洲脆弱的政权可能会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冲击，并因病毒引发的全球衰退而进一步恶化，从而出现大范围的不稳定。在印度，大流行的结果可能是加剧宗教和种族紧张局势，以及由此产生的阴谋论、暴力倾向和选举不稳定。
当然，还有另一种未来，它会让那些对全球化1.0持乐观态度的人欢欣鼓舞。虽然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一开始可能会从这场大流行引发的政治分歧中受益，但从长远来看，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以及自然界的另一个灾难性事件——气候变化——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全球意识的发展。世界各地的人们即使是通过大众媒体和数字通信相互接触，但随着经历越来越多的同样创伤，他们在心理上就越融入同一个社区。
但所有这些影响都是长期的。未来十年，新型冠状病毒将成为政治、经济和心理事件，为我们可能看到的地缘政治剧变提供方向。全球化2.0将不断深化，并伴随我们多年。只有在时机成熟时，它才会变成人类所经历的另一个阶段：而不是历史的终结。
翻译文章：
Robert D. Kaplan , Coronavirus Ushers in the Globalization We Were Afraid Of, Bloomberg, March 20, 2020
网站链接：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03-20/coronavirus-ushers-in-the-globalization-we-were-afraid-of
译者介绍
毕歆悦，北京大学2018级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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