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爽很可憐，是個弱者，但也可恨，是殺人償命的兇犯；聯想起若干年前的馬加爵，也是一個可憐的弱者，“囚服是一生穿的最好的衣服”，這句話讓身旁的警察都為之落淚！但是他又是那樣的非常可恨，竟殘忍地殺害了4名大學同學！！！
偉人說過，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郭爽、馬加爵二位在行兇殺人前，都是正常的、沒有任何前科的普通人。相對於有劣跡的人來說，他們是好人。而就在行兇殺人的那一剎那，他們轉瞬間由好人變成了壞人。而這種絕對性質上的轉變，並非無緣無故的。
另一位偉人說過，一個好的制度，能使壞人變好；一個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
借用這個理論，可以延伸詮釋為：一個好的生存環境，能使壞人變好；一個差的生存環境，能使好人變壞。
貧窮自卑與被鄙視欺侮嘲弄，限制了理性、智慧而走向了極端。
馬加爵與吳爽兩樁報復行兇殺人案例之間的共同之處，是其家境的貧寒、思維簡單與行為上的偏激，同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弱者。他們需要理解、關照、同情、與溫暖。就像馬加爵中學時因學習成績好而被學校稱為“三架馬車”（成績前三位的馬姓同學）之一那樣，受到同圍人的認同與尊重。在那種環境下，馬加爵不會去偷搶，更不人會去行兇殺人。郭爽也是，如果不是受到那位留學博士人事處主任的性侵與欺騙，她何以會產生報復殺人之念？
在六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同學同事乃至幹群關係，相對都是比較融洽的。但在物慾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環境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由物質經濟地位上的差距，造成人們心理上的差距。再加上馬加爵、郭爽這一代人多是獨生子女，個性強，自私自利，缺少家庭、學校和社會上對弱勢者的同情教育，包括社會公德教育，以及學校老師在這方面的心理溝通與矛盾化解，便自然會產生貧富、強弱的矛盾對立衝突現象。
其中有一個案例：一位19歲的打工者多次去到包工頭家討要工錢未果。這日，他又來到包工頭家中要工錢，工頭不在，工頭妻子帶著17個月大的孩子在家。實際上這位工頭妻子說幾句好話、溫暖同情的話，這位打工者可能會擇日再來，錢也不是很多。熟料，這位女子對其厲聲數落謾罵了一通，這一下激怒了他，情緒失控，一不做二不休，將這位女子殺死，並殘忍地將炕上17個月大的孩子也殺死。他的滅絕人性的舉動，也激怒了辦案的警察，抓到的時候，警察對其破口大罵：“17個月大的孩子惹著你了嗎？你還有人味嗎？”但誰又能否認，這人在行兇之前不是社會底層的弱者？
馬加爵與吳爽在成為殺人兇手之前，都是值得理解與同情的社會底層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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